【“阿美士德”号来了】
1832年（道光十二年）2月26日，天色微亮，一艘停泊在澳门的西洋帆船悄悄起锚北行，与多数中国船只不同的是，这艘船的船头呈尖形，行驶非常迅速，这就是英国东印度公司雇用的“阿美士德” 号，它的目的地是上海。
沿着中国海岸线，这艘以“失败”结束访华旅程的阿美士德伯爵名字命名的商船，此行目的是想在“不友好”的广州之外寻找中国新的通商口岸。此前英国多次要求清朝政府增辟通商口岸未果，除了清政府的强硬态度之外，苦于不了解中国的沿海地形、港口深浅、国防设施，所以英国东印度公司广州办事处派出了这艘间谍船“北上考察”。
在那个海盗横行的年代，商船都是武装起来的，506吨位的“阿美士德”号上也装有几十门炮，船上有水手70余名，船长叫礼士（Caption Rees）。为了掩人耳目，这艘船上主要载着毛呢、棉纱和西洋布等货物，然后佯装成从印度开出去日本贸易“乘风漂至”的迷航商船。虽然船上没有装载鸦片，但装载了两个重要人物：一个是英国东印度公司高级职员、化名“胡夏米”的林德赛（Hugh Hamilton Lindsay），他冒充船主；另一个是充当翻译兼医生的传教士、化名“甲利”的郭士立。这两个才是“阿美士德” 号上的灵魂人物，而后者更是当时西方屈指可数的中国通。
穿汉服、说汉语的郭士立，是德国基督教路德会牧师、汉学家，曾七次航行中国沿海口岸。郭士立，1803年出生于德国的普鲁士，在新教复兴运动的影响下，在荷兰鹿特丹神学院接受培训，1826年被派到南洋爪哇传教。由于清政府严禁传教，使他赴中国的活动受到了限制。然而，这个时年24岁、具有执著宗教狂热的普鲁士青年并不气馁，为了有朝一日实现在中国传教的愿望，颇具语言天赋的他拜华人为师，先后学习了汉语和闽、粤方言。他甚至以名字中的译音“郭”为姓氏，在南洋加入了福建同安郭氏宗亲会，以取得中国人的认可。为此，他还为自己取了一个笔名，叫“爱汉者”。
这种极致做法很快就见到了效果，郭士立的传教活动得到了郭氏一宗的大力协助。道光十一年（1831年）初，他大摇大摆地“像一个中国人”一样随郭氏乡亲来到广州，并在英国东印度公司任华语翻译。工作之余，他仍不忘自己的本行，翻译《圣经》并经常穿着当地人的服装深入农村传教布道。
闻其名，视其装，凭着娴熟的广东话，许多人都误以为郭士立是装扮成洋人的中国人。据《清实录》记载，从未与之谋面的道光皇帝，起初也错认郭士立是大清子民，斥之为“汉奸”。待他出名后，清朝官方对其判断依然困惑：是否系广东人，抑系红毛人，亦不能知其的确。
可以说，郭士立是一位鸦片战争前后，在中国沿海极其活跃的西方汉化人物。美籍作家张馨保在《林钦差与鸦片战争》一书中评价“（他）在中国沿海几乎每一个重大事件中都占有一席之地”。在《中英南京条约》谈判中，郭士立是英方三个翻译之一，南京条约的中文草稿即出自他的手笔。
1833年8月，他又在广州创刊《东西洋每月统纪传》，其封面缀以格言“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左下角印着“爱汉者纂”。《中国报学史》称此刊物是中国境内出版的第一份中文近代报刊。1834年夏天，他还与英国妻子在澳门设立一所女子学校，中国首位提倡官潦留学的容闳便是这所学校附设的男生班最早招收的学生之一。
如此一个精通中国的人，此时坐在“阿美士德” 号上，无疑预示着这趟航行将意义非凡。就在前一年（1831年），郭士立乘坐贩运鸦片的“顺利”号货船沿中国海岸北上，到达过天津、辽东半岛附近，一路上深入刺探了中国社会的各方面的情报。他的成功“考察”，也是促进英国东印度公司决心开发“上海之旅”的原因之一。
“阿美士德”号从澳门出发后，中途遇到了风暴，经过三十一天的航行，才到达粤闽边境的南澳岛。林德赛、郭士立、礼士三人的分工是这样的：林德赛主持调查侦察活动，郭士立负责与中国人交往接触，礼士专门观察水纹、测量水深、绘制航海图。在南澳岛，林德赛写下了第一份“调查”档案：“南澳是广东第二个海军根据地，共有军队5237人，有七八只战船，海湾入口处有炮台两座，较高的一处有炮八尊，较低的一处有炮六尊。”对南澳驻军、战船及炮台的数量、情形调查做得十分仔细。这些军事情报，成为了鸦片战争中英军制订作战计划的决策依据。
1832年4月2日，“阿美士德”号到达厦门，向地方官员表达了贸易的要求。得到的官方回复是：船必须尽快离开，绝不允许上岸与百姓接触，否则严拿百姓绝不宽容。外商侵入，不是严拿林德赛一行，而是严拿自己的百姓，这是何等逻辑!
这种恐吓是虚弱的，他们不顾地方官吏的阻止，强行登岸到厦门城内做“贸易”，厦门给郭士立等人的印象是：地理位置特殊，虽然本地没有任何物产，但当地人善于航海经商，是一个商贸繁盛的城市。特别引起他们注意的是，厦门港不仅商船能直接靠岸起卸货物，就是最大的军舰，也能进港停泊。
在厦门停留了六天后，阿美士德号又沿闽江行驶到福州。在出发前，英国东印度公司就命令他们调查福州这个中国著名产茶区域的茶产业情况。他们在报告中写道：闽江可通航运，福建产茶多运往广州出卖，如能直接到福州采购，仅运费一项，每年以购茶十五万担计算，运费便能少花六十万两。他们还认真调查了闽江的防务，发现闽江两岸山上的炮台，或炮管锈迹斑斑，或没有安置大炮，也没人守卫，“不过是当地优美风景的点缀品”。郭士立摇头感叹：“即使这些炮台很完整，清军既无技能，也没有勇气来保卫它们。”
不仅是军队萎靡，地方鼠辈也不少。现代作家、学者许地山，在牛津大学留学期间，从校中的波德里安图书馆所藏发现了当年东印度公司在广州分公司存档的旧信和函件，由此校录出版了《达衷集》。该书披露了一些林德赛等人与沿岸私枭奸民往来事件，其中一个自称“三山举人”的家伙，一再写信给林德赛称要送“内河水图”给他，还说去福州帮他们探视官兵和火力情况，表示愿为“大英贵国大船主”效犬马之劳。天下没有免费的汉奸，写了几封讨好信后“三山举人”图穷匕见，原来是向林德赛要钱上北京求功名。林德赛还真大方地“赞助”了银子，这大概是来自国际友人的第一例 “希望工程”捐款了。这让“三山举人”感激涕零，写信说：“蒙天庇佑，相逢贵老爷相送书财，我有日求得一官，做犬马报你大恩。若不能得官，后世转世，做犬马去你贵国船主家中报恩……”其败类的嘴脸，令人作呕。
4月26日，“阿美士德”号再次北上到达甬江口外，此时中国领导人终于注意到了这艘“洋船”，宁波的官吏也接到了驱逐英船的上谕。浙江的提督、定海的总兵调集了一些船艇，试图阻挡英船进甬江。最后投鼠忌器还是让“阿美士德”号毫发无损开入甬江，这次连郭士立都看不下去了，他诧异地说：“本地全体海军船只，竟不能阻止一只商船进犯，真是怪事。” “如果我们这次是作为敌人去的，这里的全部军队不能抵抗半小时。”
通过采取狡辩利诱和硬顶拖延等手段，林德赛一伙横冲直撞、肆无忌惮地完成了对厦门、福州、宁波三地的“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