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维克多成立华懋地产公司，专门进行房地产买卖和自建公寓大楼出租。同年，财大气粗的维克多见外滩的汇丰银行、海关大楼很漂亮，决定在外滩也造一座大楼，起名为“沙逊大厦”，选址就是在1877年他爷爷最早收购的11892亩的那块土地上。1928年9月5日，沙逊大厦在外滩中山东一路20号落成，大楼高77米，是上海第一栋真正意义上突破10层的楼房，成为上海当时最负盛名的地标性建筑，被称之为“远东第一楼”，这是上海近代建筑史上第一幢完全意义上的现代派风格的建筑。
19米高的底层西大厅和4层至9层，包租给公司附属的华懋饭店独立经营，开设了当时上海最顶级的豪华饭店，中、英、美、法、德、印、日、意、西九大异国风情套房极尽奢华。顶楼则是沙逊自己的豪宅，据说维克多·沙逊常常独自一人叼着雪茄，对着黄浦江出神。
沙逊大厦的建造，是新沙逊房地产经营上的一大转变。这座大厦建筑成本包括土地作价200多万两，共计760多万两，华懋饭店按年上交60多万银两租金，只需13年就全部收回投资。尝到甜头后，新沙逊先后成立上海地产公司、东方地产公司、三新地产公司、徐家汇地产公司等子公司，以建造高楼大厦和西式住宅为重点，相继建造了河滨大厦、都城饭店、华懋公寓、格林文纳公寓、汉弥尔登大厦，随后上海滩掀起了一股建造摩天楼的热潮。民国时期，上海10层以上的高层建筑有28幢，其中6幢属于新沙逊。
需要指出的是，1937 年日本军队制造卢沟桥事变后，8月13日以租界和黄浦江中的军舰为作战基地，日军炮击闸北一带，向上海大举进攻。淞沪战争爆发，避难之所的租界人口再次暴涨，除了中国避难者外，人流中还有大批从欧洲涌入的犹太难民。由于没有反犹主义传统，以及当时宽松的政治环境，上海成为了犹太人在远东的“诺亚方舟”。他们在虹口提篮桥一带开办了许多咖啡馆、面包房、缝纫店、餐馆、药房……让虹口萧条的街市在“八·一三事变”后迅速繁荣起来。
由于租界的存在，相对独立的政治地位和充分的国际经济联系，使得上海在历次战火中一定程度上免于被波及。因此可以说，租界内的房地产奇迹，根本上与资金无关、与技术无关，而与政治有关，它所享受的是法制和稳定带来的社会红利……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沙逊在上海的不动产作为敌产全部被日伪没收。此时，沙逊家族各直属公司拥有房地产账面价值已达8689万元，每年房租收入总数为688万元。日军战败后，维克多·沙逊虽然逐渐收回了财产，但生意的黄金时期已过去，他们赖以发财致富的租界特权已经消失，遂萌生退意，设总公司于香港，资本额也改以港元计算，同时抛售在上海的地产和企业，将资金抽往海外。
1949年上海解放，沙逊家族仍是上海最大的房地产商，有房屋近2000幢，占地678亩，分布在全市近百处地方。1950年，经上海市政府协调，积欠债务的沙逊结束了上海的企业，1956年，沙逊大厦改称和平饭店，对外营业至今。
另外一个享誉上海滩的“地产大王”还有哈同，他出生于现今伊拉克的首都巴格达。1872年哈同只身从印度东来香港，第二年转到上海，此时他的身份既不是商贾，也不是传教士，更不是外交官，而是口袋空空、流浪异国的穷小子。哈同到上海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帮沙逊洋行看门，月薪5两白银。经管落魄，但哈同以同样是犹太人的老板沙逊为人生榜样，并立志超过沙逊。1886年春，因得不到晋升，哈同跳槽到新沙逊洋行。由于新沙逊洋行对职员赚“外快”的第二职业并无严格规定，哈同私下“耕种”了一块“自留地”，逐渐积累了可观的资本。
此后不久，哈同托人通过英国驻香港领事馆，加入了英国籍。随着个人地位和声望的提高，1887年他被法租界公董局推举为董事，一直到1896年哈同提出辞职，整整做了十年；1897年，哈同又连续四年被推举为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上海租界史上，哈同是唯一一位曾同时担任两租界董事的外侨，这对他或公或私的买卖产生了极大的便利。其实，租界的董事大都是生意人，他们对政治不感兴趣，只知道做买卖、揽生意，但因为职务的关系，免不了要经管一些与“生意”相关的事情。
中国政府在租界失去的主权，全部是由法租界公董局及公共租界的工部局掌管，他们是租界的权力机构。1869年开始，公共租界实行“租界章程”，规定作为市政机构的工部局有权征税。随着租界内房地产业的兴盛，地租或房租的税赋不断增加，使租界当局有足够的财力发展租界内的公共基础建设，并因此又吸引了大量资金的持续注入，形成了租界内经济的良性循环。为了保障并扩大房地产税收的来源，又因人口增长导致的结构性土地压力不断加大，租界当局在保护、改善居住空间的幌子下，堂而皇之地越界筑路，扩大租界的区域操控权。
所谓“越界筑路”，就是在租界范围之外铺设道路沟渠、架筑桥梁、接通水电、安设巡捕房。这种土地扩张的表现形式是逐渐蚕食，而不是一夜突变。租界当局的界外筑路和外商的界外租地，往往互为呼应，齐头并进。按照《上海租界志》统计，1863年英、美租界合并为公共租界时，总面积为3650亩；1893年公共租界第一次扩张，总面积扩至10676亩；1899年，再扩张至33503亩。法租界也经过了三次扩张，1900年达到2135亩，1914年的面积达到15150亩。嘴上唱高调，但处于弱势地位的中国政府，都默认了这些既成事实。
越界筑路带来的公共设施和治安等诸多便利，刺激了沿途的房地产业，上海的城市空间因此由传统的中心区域——外滩，不断向西、向北扩张。在筑路涉及城市发展格局的问题上，租界的董事们一直存在不同看法，有人主张向闸北和吴淞北拓，哈同则看好向静安寺方向发展的西扩主张，最后工部局采纳了哈同的方案。1908年，一条贯穿租界核心金融商业中心与西郊的电车路线开通，近代上海中心城区东西向扩展的格局由此形成。不夸张地说，当时远离中心区域的静安寺及徐家汇等地，后来之所以能成为新兴中产阶级的城郊住宅区，正是越界筑路的后果。利用参与制定公共租界“越界”筑路的机会，哈同以低价购入“越界筑路”两侧的土地，一下子获得几十倍乃至数百倍暴利。
哈同不仅眼光独到，而且也很会作秀。西扩主张被采纳后，他做了件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事情：出资60万两，从印度进口铁藜木铺设在南京路上。铁藜木是一种著名的硬木，1块铁藜木就要六七角，当时可买白米三四斗，足够一户中等人家吃一顿像样的大餐，而南京路上用了400万块2寸见方的铁藜木，一直从外滩铺到江西路口，长约100多米。“马路上铺地板”的新闻引起了轰动，这个下血本的“秀”，使得南京路身价大升，哈同所拥有的南京路地产也是一天一个价。
从此，南京路一带商店渐增、居住人口日多，而全上海的商业、购物、娱乐中心，也因着交通的便利，渐渐从开埠之初的广东路、河南路、福州路一带，转移到了南京路上。民间因此流传歌谣：“哈同，哈同，与众不同……筑路，筑路，财源亨通。”说的就是这段轶事。
1901年，哈同脱离新沙逊洋行独立创办哈同洋行，专营房地产业。到1931年6月病逝时，哈同拥有土地449亩，店面房812幢，住宅房544幢，办公大楼24幢，旅馆饭店4幢，仓库3座。其中在“寸金之地”的南京路拥有16块地，面积达111578亩，占南京路地产总面积的4423％，哈同因此成为犹太“炒房团”中最耀眼的一颗明星，被人称为“远东首富”，声望甚至超过了老东家沙逊。
据说，哈同的后半生，除了盖房子就是拎着钥匙、带着跟班，从南京路的这头走到那头，挨门挨户地收房租。当时南京路两侧的大楼、里弄，凡是以“慈”字命名的，如慈淑大楼、慈裕里、慈庆里、慈顺里，都曾是哈同的产业。他生前没有子女，但收容了20名孤儿为养子女，去世后哈同的财产全部留在了上海。
沙逊家族和哈同发迹于鸦片贸易，成功于房地产经营，在上海众多房地产商中“三分天下有其二”。另外，安诺德兄弟、嘉道理家族、埃兹拉家族、索福家族等犹太商人都参与了上海房地产经营和投机，他们是上海滩真正的“房地产大王”。1949年后，绝大多数犹太人选择离去，但精明讲情调的“犹太精髓”已然留给了上海人。
可以说，犹太富商是大上海崛起的推手，从鸦片战争上海开埠到新中国成立前夕的一百多年里，他们的经济活动对上海的发展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而沙逊、哈同等留在上海的建筑、饭店、花园就像给这座城市刻下了一道道斑斓的印迹，至今仍被人津津乐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