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政府与流水官】
自鸦片战争开始，曾不可一世的清王朝，丧失了对政治局势的驾控能力，除了逆来顺受，几乎找不到可以化解危机的办法。1843年，上海吴淞口被砸开，英租界（1845年）、美租界（1848年）、法租界（1849年）相继在黄浦江畔开辟。此时的上海，存在着两个城市：一个是破旧的老县城；另一个是洋人兴造的租界。当地人与洋人过着各自的生活，但这种人为隔离阻止不了两者间的商贸利益联系，也阻挡不了时局的动荡和不断的骚扰。
开埠之初的上海，无论中国官员还是外国领事，就像是游乐场中旋转的木马，被频繁更换。尤其中国官员，从两江总督到上海道台，每过一两年或丢官或易职，没有人具备“钉子精神”可以钉在任上坚守更长时间。
上海的最高行政长官是道台，从上海的开埠、租界的划定，到处理解决中外纠纷，都需要由上海道出面与洋人打交道。俗话说外交无小事，处理洋务皇帝都失去了阵脚，一个四品官员又怎么会有深浅可以拿捏的，只能揣摩着上司的心思，如盲人般摸着石头深一脚、浅一脚过河。摸对了口头表扬，摸错了轻则罢官重则杀头。家天下的官场风险在于，皇帝的喜怒决定了文武百官的政治生命和荣华衰败。
上海第一任江南分巡苏松太兵备道是杭州人翁藻，就任时间是1736年（乾隆元年），到《上海土地章程》始作俑者之一的宫慕久就任，已经过了107年。宫慕久祖籍山东东平，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举人，1843年5月被保举出任上海道。在领导眼中，宫慕久还是很有培养潜质的，他出身书香门第，在云南做知县时，从政廉洁，政绩卓著。据说有一年他晋京述职时顺道探家，离家7里地就下轿步行，沿途遇到长辈便嘘寒问暖，让老人走在前面，以示尊亲重祖。到家时，老婆正在厨房摊煎饼，剩半盆面糊没摊完，为了节省烧柴，竟然没有出来迎接七八年没见的丈夫。对此，道光皇帝给予了“其资质本乎天性，廉洁出于自然”的高度评价。
这样一个清廉的传统老学究，碰到了国家民族千年未遇的大变局，在没有一点儿外交经验的情况下，1843年出任上海道兼外事办主任的职务。升官的宫慕久与英国驻沪首任领事巴富尔，经过两年拉锯式的谈判，商定了一份关于允许英国在上海租地、建房、筑路的“地市级公文”。前有丧权辱国的条约，现有划地割让的租约，宫慕久就像被绑着与人相亲一样郁闷。民众对“大人”与洋人“依约商妥”的23条《上海土地章程》十分不满。据巴富尔的翻译麦华陀等人回忆，当时农民们对租地的抵制非常强烈。一位老年妇女知道自己的土地被官府圈定划给洋人时，她当面责骂道台，吐着口水说：“决不将地皮卖给洋鬼子!”1848年，积郁成疾的宫慕久病逝在官衙办公室。
1847年3月，接替宫慕久的是皇帝的老乡，满洲人咸龄。他曾经是与英国签订《南京条约》的钦差大臣耆英的侍卫，所以在处理涉外事务中，他秉承了老上级委屈退让的温和精神，在当年12月31日签发了上海最早的一批“道契”。
在咸龄的仕途中，遇到洋人绝对是个灾难。就任上海道台刚满一年就发生了史上著名的“青浦教案”，当时英国基督教传教士麦都思、雒魏林、慕维廉三人，违反清政府关于外人游览应在一天内往返的规定，到青浦传教时与漕运的帮工发生斗殴冲突，传教士被打回了上海。领事阿礼国听到自己人被打，要求咸龄“惩办凶手”。见识过大场面的咸龄辩解说：传教士深入上海乡间达90里，违制在先，造成斗殴，因此双方都不应深究。
咸龄的话于情于理都没有错，但他低估了阿礼国的胃口，阿礼国让英国军舰封锁上海港，禁止所有运粮漕船离港，并要求停泊在上海港的英国船只停止向清政府交税，随后又乘军舰到南京示威，向两江总督李星沅递交抗议信。
阿礼国敢于如此横蛮，其实对于清廷的服软心理早有预期，他忠实执行了英国领导人的训令：“对待中国政府……先打一个耳光，然后再讲道理。”果然，清政府有理却短三分，咸龄放弃了原来的立场，给洋教士写了一封慰问信，并命令青浦知县金镕迅速“捉拿凶犯”。
事情闹大，收场也就不容易了。最后，清朝把参与争殴的十名漕船工人“枷号示众”，其中两名主犯中一人判徒刑，一人流放边疆；咸龄被撤职调任浙江宁绍台道；英国租界再次圈地扩张至2820亩。如此结局，阿礼国方才满意罢手。
英国领事阿礼国，其利用“青浦教案”，将上海租界面积扩大到2820亩。“青浦教案”事件，使清政府首开因教案而随意处罚百姓以及惩办地方官员的先例，这一前车之鉴，使得清朝官场由此形成惧怕洋人的惯性，对19世纪的中国外交史产生恶劣影响。这种惧怕外国人的心理，《官场现形记》中如是揭露说：“有些不晓得他的姓，都尊之为‘洋大人’。”曾经被鄙视的蛮夷变成了“洋大人”，大清王朝最后一条遮羞内裤也被扒掉了。
吴健彰是自上海开埠后的第三任道台，不同于前面两任的是，吴健彰来自广州赫赫有名的十三行，是中国近代最早且有影响的少数买办之一。吴健彰的故事也最富传奇，他出生于广东香山，由于家境贫寒，早年曾到澳门、广州等地做贩鸡的个体户，因小名叫阿爽，人称“卖鸡爽”。
少年吴健彰大概考虑到卖鸡不是一份有前途的职业，于是操着有限的“广式英语”，毛遂自荐到洋行任洋行司事或买办之职，因为手脚勤快，并逐渐学会了一口流利的英语，其流利的程度，甚至超过了当时上海人俗称的“洋泾浜”式英语，因此颇讨洋商们的喜欢。当积累了人生中的“第一桶金”后，善于揣摩洋人心意的吴健彰自立门户，跻身为“同顺行”的董事长，家财日渐暴涨。1843年7月广州开埠，十三行行商外贸垄断的地位衰落，不少行商由于拖欠外商货款和官府税捐纷纷破产，甚至遭抄家、下狱、充军的厄运。
鏖战商场近二十年的吴健彰敏锐地察觉到，《南京条约》签订后，中国对外贸易的重心正由广州逐渐转移到上海。1845年，吴健彰果断结束了广州的生意，带着殷实的资产来到上海，算是最早搞活上海经济的潮州籍“拓荒牛”之一。到上海之后，吴健彰以美国人聚集的虹口为经营据点，开始了他一生中商业投机与政治投机事业的巅峰时期。
在上海滩，吴健彰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1847年，他参股美商的旗昌洋行，成为该行七大股东之一也是该行首个中国股东，或许可以说，吴健彰是中国兴办中外合资企业中最早的弄潮儿之一。旗昌洋行除了经营茶叶贸易，还是美国走私鸦片时间最久、规模最大、获利最巨的一家公司。吴健彰能参股，可见他家底的厚度及与美国人关系的亲密度。而他了解洋情、会讲英语、充当买办，也为外商收购原料、推销鸦片和商品提供了巨大便利。
二是1848年，吴健彰利用清朝官吏商品化的捐纳制度，花50万两白银，捐了个五品衔的江南候补道。能在官场走动或者说戴上“红顶子”的商人，才是安全并有“钱途”的，吴健彰深谙中国国情。所谓学而优则仕，商人何尝又不是富而趋政当官。机缘凑巧，“青浦教案”发生，纳捐方式买来的江南候补道虚衔立马补了实缺，吴健彰被委任上海道兼江海关监督。由一个单纯的买办商人到掌握上海政权和财权的政界要员，吴健彰实现了华丽转身，成为中国近代最早涉足政治舞台的买办。
有深厚的资本背景，又有足够的洋人人脉资源，吴健彰的官途应该是光明的，却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小刀会起义，断送了他的“钱”程似锦的事业。最让吴健彰痛心疾首的是，他与上海小刀会首领刘丽川既是同乡又是朋友，早年间他们一起来到上海，吴健彰还帮忙失业的刘丽川在洋行谋了份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