尝窃论之：日有星辰，火龙黼黻，尚且着乎玄象，章乎人事，而况文辞可止，咏歌可辍乎？不为壮夫，扬雄实小言破道；非谓君子，曹植亦小辩破言。论之科刑，罪在不赦。至如春庭落景，转蕙承风，秋雨且晴，檐梧初下，浮云生野，明月入落，叶命亲宾，乍动严驾，车渠屡酌，鹦鹉骤倾。伊昔三军，久留四战，胡雾连天，征旗拂日，时闻坞笛，遥听塞笳，或乡思凄然，或雄心情薄。是以沉吟短翰，补缀庸音，寓目写心，因事而作。
萧纲在这里通过与别人的对话，展现了自己的文学价值观念。其中有些看法确实是很大胆的。他表示对扬雄与曹植所说的辞赋小道为雕虫篆刻而壮夫不为的话十分气恼，认为论之科刑，罪在不赦。他还在这封信中描述了自己因物生情、感兴为诗、寓目写心的情形，读来令人感奋。在他看来，文章的创作起源于对外界事物的感受，是一种自然而然的过程，而不是基于政教的动机。萧纲对于教化也没有完全否认，只是认为风骚传统须通过文学的独特的表现手段而显示出来。
当时这种主张以感兴来从事文学创作是三萧的共同文学观念，也是文学创作风气所致。大凡诗教陵夷的时候，人们往往吟咏情性，以感兴为美，表现出一种思想解放、人格舒展的创作观念。萧纲多次在给他人的书信中，谈到自己的这种创作观念。在《与刘孝绰书》中，他以抒情的笔调写道：
执别灞浐，嗣音阻阔，合璧不停，旋灰屡徙，玉霜夜下，旅雁晨飞，想凉燠得宜。时候无爽，既官寺务烦，簿领殷凑，等张释之条理，同于公之明察。雕龙之才本传，灵蛇之誉自高。颇得暇逸于篇章，从容于文讽。顷拥旄西迈，载离寒暑，晓河未落，拂桂棹而先征；夕鸟归林，悬而未息，足使边心愤薄，乡思邅回，但离阔巳久，载劳寤寐，行闻还驿，以慰相思。
刘孝绰是梁代著名文人，曾为梁武帝、梁元帝所赏识。《梁书》卷三三《刘孝绰传》中记载他：“孝绰辞藻为后进所宗，世重其文，每作一篇，朝成暮遍，好事者咸讽诵传写，流闻绝域。文集数十万言，行于世。”萧纲在《与刘孝绰书》中，以对话与交流的口气，向友人刘孝绰叙说了自己与友人别后彼此感兴作诗、以文慰心的过程。在《答新渝侯和诗书》中，他赞扬了新渝侯的诗作新丽可人，令人读后赏心悦目：
垂示三首，风云吐于行间，珠玉生于字里，跨蹑曹左，含超潘陆。双鬓向光，风流已绝；九梁插花，步摇为古。高楼怀怨，结眉表色；长门下泣，破粉成痕。复有影里细腰，令与真类；镜中好面，还将画等。此皆性情卓绝，新致英奇。故知吹箫入秦，方识来凤之巧；鸣瑟向赵，始睹驻云之曲。
这封书札明显地表达了他对于作品更看重其中的工丽巧致，欣赏其“性情卓绝，新致英奇”。这与萧统的文学观念是有所不同的。这些观点是在与友人的书信中款款道来的，没有居高临下之意。因此，这种充满对话与交流的批评方式，易于为人所接受，即便不能为人所认同，也不至于使双方剑拔弩张、导致冲突。
萧纲与当时萧梁皇室的其他人一样，特别欣赏那种即景而发、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的创作态度。这从他们与友人和文士的书信中可以看出。在《广弘明集》卷二七《答湘东王书》中，他说：
十八日晚，于华林合外省中，得弟九月一日书，甚慰悬想。秋节凄清比如常也。州事多外无足疲劳，濠梁之气不异恒日。差尽怡悦时有乐事，游士文宾比得谈赏，终宴追随何如近日。注汉功夫转有次第，思见此书有甚饥惄。吾蒙受菩萨禁戒簉预大士，此十二日便于东城私忏。十七日旦早入宝云，璧门照日铜龙吐雾，红泉含影青莲吐芳，法侣成群金山满座，身心快乐得未曾有。
萧纲在这封给弟弟湘东王萧绎的书信中，谈到自己与游士文宾谈宴的情形，尤其谈到在佛寺中参悟佛法时的快乐。从中可以看到当时的萧梁皇室与文士相交游的情景。在《又与萧临川书》中，他说：
零雨送秋，轻寒迎节，江枫晓落，林叶初黄，登舟已积，殊足劳止，解维金关，定在何日，八区内侍，厌直御史之庐，九棘外府，且息官曹之务，应分竹南川，剖符千里，但黑水初旋，未申十千之饮，桂宫既启，复乖双阙之宴，文雅纵横，即事分阻，清夜西园，眇然未克，想征舻而结叹，望桂席而沾衿，若使弘农书疏，脱还邺下，河南口占，傥归乡里，必迟青泥之封，且觏朱明之诗，白云在天，苍波无极，瞻之歧路，眷慨良深，爱护波潮，敬勖光彩。
这封书信同样以满怀情感的笔触，谈到自己钟情山川自然、寓目辄书、感兴为诗的人生志趣。文中生动地描写出诗人面对深秋感伤的心境。由此可见，当时的萧梁皇族中人虽然欣赏宫体诗，但是更钟情的是山川自然之作。萧纲强调这种感兴来自于对生活实践的感受。在《答徐摛书》中，他提出：
山涛有云，东宫养德而已，但今与古殊，时有监抚之务，竟不能黜邪进善，少助国章，献可替不，仰裨圣政，以此惭遑，无忘夕惕驱驰五岭，在戎十年，险阻艰难，备更之矣，观夫全躯具臣，刀笔小吏，未尝识山川之形势，介胄之勤劳，细民之疾苦，风俗之嗜好，高阁之间可来，高门之地徒重，玉馔罗前，黄金在握，足訾粟斯，容与自喜，亦复言轩羲以来，一人而已，使人见此，良足长叹。
萧纲认为，虽然山涛说过东宫养德，但是自己身为太子如果不能深入民间去生活，则无法了解民情，徒然受人摆布而已。他回顾了自己以往任地方职守时深入民间、践行山川的情形，慨叹一些官吏不能体察民情、高高在上的情形。
与此同时，萧纲对于当时的文学创作缺少比兴、沉溺模拟的风气十分不满。在《与湘东王书》中，他坦诚地与其弟萧绎交换对当时文坛的看法：
吾辈亦无所游赏，止事披阅，性既好文，时复短咏。虽是庸音，不能阁笔，有惭伎痒，更同故态。比见京师文体，懦钝殊常，竞学浮疏，急为阐缓。玄冬修夜，思所不得，既殊比兴，正背《风》、《骚》。若夫六典三礼，所施则有地；吉凶嘉宾，用之则有所。未闻吟咏情性，反拟《内则》之篇；操笔写志，更摹《酒诰》之作；迟迟春日，翻学《归藏》；湛湛江水，遂同《大传》。
萧纲在这里批评当时一些文人的创作滥用事典、不看对象。梁武帝时代，儒学又有所复兴，一些文人的创作搬弄经典，形成了迂缓沉滞之气。萧纲对此是十分不满的。当时的钟嵘在其《诗品序》中也对这种滥用事典的做法深为不满，提出“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这些做法都是违背文学自身的创作规律的，也不可能真正发挥文学的教化作用。萧纲对这种现象的批评有其积极意义。在《与湘东王书》中，萧纲还直率地对当时的文坛加以批评，毫不留情：
又时有效谢康乐、裴鸿胪文者，亦颇有惑焉。何者？谢客吐言天拔，出于自然，时有不拘，是其糟粕；裴氏乃是良史之才，了无篇什之美。是为学谢则不届其精华，但得其冗长；师裴则蔑绝其所长，惟得其所短。谢故巧不可阶，裴亦质不宜慕。故胸驰臆断之侣，好名忘实之类，方分肉于仁兽，逞郄克于邯郸，入鲍忘臭，效尤致祸。决羽谢生，岂三千之可及；伏膺裴氏，惧两唐之不传。故玉徽金铣，反为拙目所嗤；《巴人下里》，更合郢中之听。《阳春》高而不和，妙声绝而不寻。竟不精讨锱铢，核量文质，有异《巧心》，终愧妍手。是以握瑜怀玉之士，瞻郑邦而知退；章甫翠履之人，望闽乡而叹息。诗既若此，笔又如之。徒以烟墨不言，受其驱染；纸札无情，任其摇襞。甚矣哉，文之横流，一至于此！
萧纲批评当时人学习谢灵运与裴子野，但是不能得其长反而得其短，只是东施效颦，越学越糟，结果造成文坛乌烟瘴气，不可收拾。他正面提出对当时文士作品的评价：
至如近世谢朓、沈约之诗，任昉、陆倕之笔，斯实文章之冠冕，述作之楷模。张士简之赋，周升逸之辩，亦成佳手，难可复遇。文章未坠，必有英绝；领袖之者，非弟而谁。每欲论之，无可与语，思言子建，一共商榷。辩兹清浊，使如泾、渭；论兹月旦，类彼汝南。朱丹既定，雌黄有别，使夫怀鼠知惭，滥竽自耻。譬斯袁绍，畏见子将；同彼盗牛，遥羞王烈。相思不见，我劳如何。
像这样通过与人对话的方式来针砭时弊，与钟嵘《诗品》相比，具有更多的针对性与现实性，便于交流与对话。今存的《萧纲集》，有多封他与湘东王的书札，其中多次谈到他与其弟款款深情地倾心交谈对于文学创作的看法，保留着许多关于文学评论的看法。这种对话之方式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帝王之中还是很少见的，也是魏晋南北朝文艺批评史上一道独特的风景。
梁代文坛萧氏三兄弟的另外一位人物是萧绎。萧绎（508—554），是梁武帝第七子，曾被封为湘东王，大宝三年在江陵即位，后被西魏所害，第二年被梁追尊为孝元皇帝。《梁书》卷五《元帝纪》载：“高祖第七子也。天监七年八月丁巳生。十三年，封湘东郡王，邑二千户。初为宁远将军、会稽太守，入为侍中、宣威将军、丹阳尹。普通七年，出为使持节都督荆、湘、郢、益、宁、南梁六州诸军事、西中郎将、荆州刺史。中大通四年，进号平西将军。”湘东王萧绎长期镇守边西，一直手握重兵。《梁书》卷五《元帝纪》称：“世祖性不好声色，颇有高名，与裴子野、刘显萧子云、张缵及当时才秀为布衣之交，著述辞章，多行于世。”他的书札中也不乏类似萧纲那样与文士交游的内容。比如《与萧挹书》中说：
阔别清颜，忽焉已久，未复音息，劳望情深，暑气方隆，恒保清善，握兰云阁，解绂龙楼，允膺妙选，良为幸甚，想同僚多士，方驾连曹，雅步南宫，容与自玩，士衡已后，唯在兹日，惟昆与季，文藻相晖，二陆三张，岂独擅美，比暇日无事，时复含毫，颇有赋诗，别当相简，但衡巫峻极，汉水悠长，何时把袂，共披心腹。
在这封信中他深情地回顾了与萧挹以诗交游的经历，盼望得时与他再聚，以诗交心。萧绎的文学观较为接近萧统，不像萧纲那样激进。与他交往的文士中不乏裴子野那样的守旧人士。萧绎乐于与他们做布衣之交。萧绎性情猜忌，因而《南史》的作者对他颇多指责。但萧绎对于性格孤傲的文士刘孝绰倒还算得上宽和。在他出任湘东王时，曾写信抚慰因事免职的名士刘孝绰，勉励其可因幽居而发愤著书、吟咏情性：
君屏居多暇，差得肆意典坟，吟咏情性，比复稀数古人，不以委约而能不伎痒；且虞卿、史迁由斯而作，想摛属之兴，益当不少。洛地纸贵，京师名动，彼此一时，何其盛也。近在道务闲，微得点翰，虽无纪行之作，颇有怀旧之篇。至此已来，众诸屑役。小生之诋，恐取辱于庐江；遮道之奸，虑兴谋于从事。方且褰帷自厉，求瘼不休，笔墨之功，曾何暇豫。至于心乎爱矣，未尝有歇，思乐惠音，清风靡闻。譬夫梦想温玉，饥渴明珠，虽愧卞、随，犹为好事。新有所制，想能示之。勿等清虑，徒虚其请。无由赏悉，遣此代怀。数路计行，迟还芳札。
这封信写得情辞恳切，劝勉刘孝绰不要因一时困顿而放弃写作。刘孝绰深为感动，于是写信作答：
伏承自辞皇邑，爰至荆台，未劳刺举，且摛高丽。近虽预观尺锦，而不睹全玉。昔临淄词赋，悉与杨修，未殚宝笥，顾惭先哲。渚宫旧俗，朝衣多故，李固之荐二邦，徐珍之奏七邑，威怀之道，兼而有之。当欲使金石流功，耻用翰墨垂迹。虽乖知二，偶达圣心。爰自退居素里，却扫穷闬，比杨伦之不出，譬张挚之杜门。昔赵卿穷愁，肆言得失；汉臣郁志，广叙盛衰。彼此一时，拟非其匹。窃以文豹何辜，以文为罪。由此而谈，又何容易。故韬翰吮墨，多历寒暑，既阙子幼南山之歌，又微敬通渭水之赋，无以自同献笑，少酬褒诱。且才乖体物，不拟作于玄根；事殊宿诺，宁贻惧于朱亥。顾己反躬，载怀累息。但瞻言汉广，邈若天涯，区区一心，分宵九逝。殿下降情白屋，存问相寻，食椹怀音，矧伊人矣。
刘孝绰在信中以曹植与杨修作比喻，说明两人的知心，也道出了内心的烦忧。《梁书》本传上说“孝绰少有盛名，而仗气负才，多所陵忽”；《颜氏家训·文章》中也说“刘孝绰当时既有重名，无所与让；唯服谢朓”，为许多人所嫌恶。但是萧绎对他还是有所包容。后来刘孝绰在湘东王府中任职，虽然不受重用，但还是得以全身，倒也没有像杨修那样罹祸。
萧绎的文学观较为接近萧统，不像萧纲那样激进。在《内典碑铭集林序》中，他提出文学的审美规范是：“能使艳而不华，质而不野，博而不繁，省而不率，文而有质，约而能润，事随意转，理逐言深，所谓菁华，无以间也。”这种观点与刘勰以及昭明太子萧统的文学观较为接近。萧绎在《金楼子·立言》中提出：“诸子兴于战国，文集盛于两汉，至家家有制，人人有集。其美者足以叙情志，敦风俗；其弊者只以烦简牍，疲后生。”从这里也可以见出他是并不否认教化原则的，但是他更重视的是文学自身的规律。他在《金楼子·立言》中阐发了自己对于文笔之辨的看法：
古人之学者有二，今人之学者有四。夫子门徒，转相师受，通圣人之经，谓之儒。屈原、宋玉、枚乘、长卿之徒，止于辞赋，则谓之文。今之儒，博穷子史，但能识其事，不能通其理者，谓之学。至如不便为诗如阎纂，善为章奏如伯松，若此之流，泛谓之笔。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笔退则非谓成篇，进则不云取义，神其巧惠，笔端而已。至如文者，惟须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而古之文笔，今之文笔，其源又异。
萧绎的看法集中代表了齐梁时期重视文学形式美的观点。他首先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论述了文学家和儒学之士的区别，然后，又区别了当时博通子史、善为章奏的“学”、“笔”与“文”的差异。颜延之、范晔、刘勰论文笔之辨都以音律为尺度，萧绎的看法则大大进了一步。他认为“文”不仅要有韵（指押韵脚），而且还要与华丽漂亮的词藻（“绮縠纷披”）、抑扬悦耳的音律（“唇吻遒会”）与婉丽动人的情感（“情灵摇荡”）相结合，方能构成真正的“文”。即使是“笔”，也要求“神其巧惠”，即讲究构思的巧妙，以别于“直言之言，论难之语”。萧绎强调：“至如文者，惟须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他认为文与笔是不同的两个文体概念，前者以文采、声律与抒情为特征，而后者只是实用的文体。而所谓文，就是“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这样便突出了文学的抒情性与形式美。萧绎认为在此基础上才能实施文学的教化功能。萧绎关于文学基本特点的看法对于推动文学向前独立发展具有一定的意义，因为文学的教育功能归根结底是建立在文学自身的审美特性之上的。正是当时文学批评领域的这种对话与交流，促使萧绎对当时的文笔之辨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推动了中国古代关于文学价值特征的认识。
萧绎自己的作品也大都以兴为美，是对生活实践的真实感受。比如他在《秋兴赋》中写道：
秋何兴而不尽，兴何秋而不伤！伤二情之本背，更同来而匪方复有登山望别，临水送归，洞庭之叶初下，塞外之草前衰。攸征人与行子，必承脸而沾衣，纷吾闲居有怡，优游多暇，乃息书幌之劳，以命北园之驾。尔乃从玩池曲，迁坐林间，淹留而荫丹岫，徘徊而搴木兰。为兴未已，升彼悬崖，临风长想，冯高俯窥，察游鱼之息涧，怜惊禽之换枝，听夜籖之响殿，闻悬鱼之扣扉，将据梧于芳杜，欲连留而不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