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他也反对程颢“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二之则不是”之说。虽然在理学诸家中,吴廷翰对程颢批评最少,且对其“生之谓性”一语甚为赞赏,但对程颢这个观点中所表现的二元论,则直斥为“未达之论”。吴廷翰认为,性即是气,论性即是论气,气即是性,论气即是论性。程颢此语之失,在于以性为理,性与气为绝然相反之二物。他指出,孟子性善之旨,其关键在“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而“其情”,正是气的作用。孟子性善,在于探讨性的来源,其落脚点在气。而告子的“生之谓性”,若善加理解,则其落脚点亦在气,而且与孔子“性相近”之说可以会通。这里吴廷翰对孔子、孟子与告子的性论,皆以气会通。虽然他的解说与儒家正统相距甚远,仍不失为一种较为融通的观点,他的观点与后来气上说性的哲学家颇多相合之处。
不仅如此,吴廷翰对于以气论著称的张载的《西铭》也提出批评。他指出,《西铭》中“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二句意思未尽善。“天地之塞”指气,“天地之帅”指志,也即天心、天理。承认人之形体为气,而同时承认天心天理为人之性,则有差。吴廷翰提出,天地生人,一气而已,此气即人性的根源。“内焉则为人之心,外焉则为人之体,体者气之充,而心者气之灵,岂有二乎哉?”(《吴廷翰集》第39页)《西铭》以天心天理(天地之帅)为性,是昧于心性之辨。吴廷翰对于心性,辨之甚精,他常说:“心性之辨何如?曰性者,生乎心而根于心者也。人之初生,得气以为生之之本,纯粹精一,其名曰性,性为之本,而外焉者形,内焉者心,皆从此生。是形与心皆以性生。”(《吴廷翰集》第23页)
此处性“生乎心”是说,人之有心而后有性之名,心为性所生并所居之地。而从根源上说,性最为根本,因为性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据,人的形体、精神皆是气,人的形体精神之气皆因性而生。所以吴廷翰又说:“心之初生,由性而有;及其既成,性乃在焉。”(《吴廷翰集》第23页)若以朝廷与人君为喻,则可说心为朝廷,性为人君,朝廷是政教号令所自出,喻人心为情感所发之地。但人君主宰朝廷,喻人心由性主宰。朝廷是人君所建立而又居住之地,喻心为性所建立而性居于心中。
通观吴廷翰对于太极、阴阳、道、理、性、心诸概念的解释,可以看出,吴廷翰是气一元论者,他以气为其哲学的根本出发点,一切皆统一于气。甚至孟子之性善,《中庸》之“天命之谓性”,宋儒之“德性之知”这些伦理意味极浓的范畴命题,皆婉转以气解释,并对离气言性,性气二元并立等说法进行批评。他的气一元论是很彻底的。
但是吴廷翰以气言性,亦有明显的不足,他对人的行为的善恶,也用气禀清浊厚薄来解释。气的清浊美恶决定人的仁义之多寡厚薄。仁义之多而厚,即性之善,薄而少即性之不善。这样解释,排除了从后天的修养说善恶,将伦理完全归因于自然,减弱了他的理论的一贯性
与完整性。
二对心学的批评
吴廷翰本其气一元论,对宋明理学家程颢、程颐、朱熹、陆九渊、杨简、王阳明都提出了批评。他对二程、朱熹的批评集中在性理的本质上,他说:“所论与先儒不同处,只是以气即理,以性即气,此其大者。”(《吴廷翰集》第33页)对陆九渊、王阳明的批评,全在“以心为性”四字。吴廷翰对陆王之学贬斥尤甚。他说:
自陆子之学,有“先立乎其大者”与“求放心”云云,若独指心而言,已有独任本心之失。至其徒杨敬仲一误,遂至以心为性。而曰“道心”,谓心即道也;“心之精神谓之圣”,谓心即圣也。夫以心为道为圣,而一切由之,以为言下有悟,言心下自省,便即是道,便即是圣人。此非释氏明心见性成佛之旨而何?今之人好异自高,遂窃其说而张大之,曰“致良知”。而其徒从旁窃听,以为妙道精义;且指其一种虚闻虚见者即妙解神悟,学不知性而专任心,其流之弊一至于此。然则心性之间,其儒释之辨欤?(《吴廷翰集》第34页)
吴廷翰这里,对从陆九渊到杨简,再到王阳明、王门后学的心性学说都提出了批评。陆九渊之独任本心,朱熹在鹅湖之辩时即已指出,朱熹批评陆九渊专事尊德性,遗却道问学,以心为理,以心为性。吴廷翰对陆九渊的批评也沿着这一方向,认为只以“先立其大”为学,于考究物理之道问学上终有欠缺:“陆子之学但求本心,于思字尚欠一格。”(《吴廷翰集》第59页)又指责陆九渊只讲求心,遗缺性:“陆子论学,独于性上不甚发明。”(《吴廷翰集》第61页)陆九渊的学生杨简将心推至极端,其《己易》以心与易道同其广大。又援引“心之精神之谓圣”之说,以心为道,以心为圣,而一切由之。功夫惟在悟,惟在内省,当下一悟,便是圣人。吴廷翰认为,此与禅宗所谓明心见性相同。这里,吴廷翰是以心性皆气,心性并重批评陆九渊师徒任心遗性之弊。
吴廷翰批评陆九渊和杨简的地方,在他的著作中还不甚多,而批评王阳明的地方,则有多处。对王阳明批评最多的,是“以心为性”。他的心性论,首辨心性为二:“心、性字,似一而二,今人知其一不知其二,所以为学易差。”(《吴廷翰集》第35页)《传习录》中比较浑融的地方,都被吴廷翰拿来作为混淆心性的例证,如“性一而已,自其形体谓之天,主宰谓之帝,流行谓之命,赋于人谓之性,主于身谓之心。心之发也,遇父便谓之孝,遇君便谓之忠,自此以往名至于无穷,只一性而已”一段,吴廷翰认为,这一段性、天、帝、命、心、忠、孝不分,是抹杀心性之别。他指责王阳明:“以心为性,乃此老根本之误。”(《吴廷翰集》第35页)下面这一段更是被吴廷翰斥为“知觉作用为性”的佛论:“知是理之灵处,就其主宰处说便谓之心,就其禀赋处便谓之性,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无不知敬其兄,只是这个灵。”(《吴廷翰集》第35页)吴廷翰认为,王阳明之失在以心为性,以为心中流出者即性,所以其功夫在推致良知,能致得良知,便无适而非道。吴廷翰指出,心生于性,而性的根源是气。心中有生于形气之恶。发于性者,可谓道心,而心中潜伏之恶,亦乘间而出。若恃任心之发,以为心之发者就是良知,就是道,则有认贼作子之患。吴廷翰提出,心中流出者,须察识辨别,孰为性之所发,孰为非性之所感,否则将流为猖狂自恣。
吴廷翰不仅批评王阳明以心为性,而且认为,王阳明的为学宗旨致良知理论上有漏洞,他说:
凡言知者必是心之已发,若未发之知,浑然之良,何从而致?然已发之知则有良不良,人何由而知之?又何从致之乎?若曰良知自知,殊非圣人能之。……故圣人之学,必须格物以致知。如《书》所谓“学于古训”,《易》所谓“学聚问辨”与“多识前言往行”,孔子所谓博文、学文、明善,孟子所谓博学、详说。验以吾心,获于古人,才于理之是非、念之善恶晓然分明,而后其知庶几可得而致。不然,则中人之资,心体未莹,知之所发,善恶纷如,何以考据证验?一切念虑,皆非实体。其不至于独守自心,抱空妄想,认昏昧以为虚灵,呼****以为至理,猖狂自恣,无所忌惮,而卒为佛老之归、小人之党者,几希矣!(《吴廷翰集》第64页)
吴廷翰这里指出的,确实是王阳明之学一个关键性问题,也是王学之外的学者最难契会因而致诘最多的地方。在朱子学中,已发未发是斩截的。已发是情,未发是性,性为形而上,情为形而下,形而上之性不可推致于外。并且对已发的照察是形而下的活动,是心作为校验官对已发进行的察识与判别。吴廷翰也沿袭了这一见解,故对王阳明致良知之学隔膜不通。吴廷翰提出用以代替王阳明之学的是传统的朱子学的方法。吴廷翰认为,能够推致于外的必是已发,必是形而下的心的活动的产物。未发则不能推致,心的发散流出与对此发散流出之价
值判断者为同一人。在未有格物功夫之前,在良知判断是非的功能被锻炼之前,人怎能判断善恶是非?能保证所推致者皆善,这只有圣人。
所以,必须改致良知为格物致知;必须有学问思辨,博学详说,明善诚身诸功夫,才能对善恶是非有敏说的识别力、判断力。这样推致的才是经过过滤、筛选、调节的知。无有此等功夫,心之所发必至善恶杂夹,必至“认昏昧以为虚灵,呼****以为至理”,为一无忌惮之人。这里,吴廷翰是站在传统的朱子学的立场对王阳明提出诘难的。阳明之学对于拘守传统的人来说,确实如徐爱初闻王阳明之教:“始闻而骇,既而疑”。但若站在王学立场,则吴廷翰所提出的问题,皆不足为阳明病。如前所述,王阳明良知之学是在遵循朱熹格物说去做而扞格不通,经龙场之悟转到心学上,又经一系列大考验大事变,通过实践中的体悟和理论上的提炼而得到的。阳明良知之学中,形而上之性和形而下之心是打通的,这个打通基于他在长期道德实践中对于私欲的克治,对于智慧的凝聚,对于境界的提升。理论上的根据是孟子的“良知良能”的自然发用。他的弟子王龙溪对于他最后境界的概括是“开口即得本心,更无假借凑泊”,就是说,心中流出的是本心,本心即性。所以王阳明说“良知即天理”、“良知即性”。并且王阳明的致良知,致字即是行字,良知推致之处,就是私欲克治之处,天理流行之处。所以致良知同时即是“格物”,即是“正其不正以归于正”。王阳明明确把良知规定为“所性之觉”,即良知天理的时时发露,时时呈现,时时为心觉知。良知又在推致的过程中锻炼了善恶是非判断能力。其晚年化境至如黄宗羲所谓“如赤日当空而万象毕照”。吴廷翰批评王阳明,而对其良知之学的精髓实未能知。他的批评多由己学出发,显得隔膜、肤廓。
吴廷翰对阳明格物说、知行说也提出了责难:
今人为格物之说者,谓“物理在心,不当求之于外;求之于外,为析心与理为二,是支离也”。此说谬矣。夫物理在心,物犹在外,物之理即心之理,心之物即物之物也。(《吴廷翰集》第45页)
吴廷翰又说:
“致知在格物”,格物只是至物为当。……分明使致知者一一都于物上见得理,才方是实。盖知已是心,致知只求于心,则是虚见虚闻,故必验之于物而得之于心,乃为真知。此正圣贤之学,所以内外物理合一处。(《吴廷翰集》第45页)
这里吴廷翰承认心中有理,此理与外物之理同一。心中之理只有与外物之理验证吻合,才是可以运用之实理。所以,他认为格物就是至物,至物是就外在事物上知其理然后与心中之理验证。这就是他说的“必验之以物而得之于心”,也就是他所谓“内外物理合一处”。只于外物上求理与只于心中求理都是片面的。只求于心,所得为“虚见虚闻”,必须在外物之理上验证。王阳明的“物理在心,不当求之于外”,是是内而非外,陷于一偏。他的根本观点在求理于物而与心中之理验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