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菜市口开始
在历史上，有一些日子特别重要。1898年9月28日，就是这样一个日子。
这一天，谭嗣同等“六君子”血染菜市口，结束了他们的生命。但是，这一天却宣告了一个新时代的到来。许多事，都从那里开始。
在一百年后的今天，革命与改良似乎又成了问题。一些人认为，辛亥革命破坏了社会秩序，打乱了业已开始的宪政进程，使中国陷入混乱，导致了一系列的问题。所以革命真是要不得。
马后炮好放，事后诸葛好当。但如果回到现场，就应该知道，革命到来，并不源自革命家的宣传；立宪失败，也非倡导者没有尽力。决定的力量常常似乎在冥冥之中，但仔细想来，却一点也不神秘。许多事，都在那一天的菜市口决定了。
中国现代的许多事，都从那一天的菜市口开始。首先是革命，显然是从那里开始的。而且，也如砍掉谭嗣同们头颅的那把大刀一样，一旦挥起，结果就很难改变。
历史总是这样，当社会出现严重危机的时候，补天者是必然要出现的。如果他们遭到残酷镇压，就会出现两种情况：一方面是一些人因为镇压而悲观绝望、一蹶不振，无限溃退而再也不敢以天下为己任；另一方面是一些人会做出新的选择，既然补天不成，是否可以干脆把天重造一遍？正因为这样，改良派被镇压，革命派就必然要登场。
从这个意义上说，正是清朝统治者把一些补天的人逼上了革命之路，也正是他们对改良派的镇压造就了革命的高潮。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每一场运动都会有一些年轻的追随者。他们往往非常激烈，却并无坚定的理想和路径选择。一旦遭遇失败，他们往往不能坚守本来的道路，而是迅速改弦易辙，或者反戈一击、立功投诚，或者悲愤欲绝、另投他路。改良之路被统治者堵死之后，有血气的年轻人自然要走上革命之路。
在20世纪最初的几年，有两件事是值得注意的：
一是1900年唐才常领导的自立军运动。它本身就是改良失败的一个结果，但它仍然是矛盾的，一方面选择了武装起义，一方面仍然要“勤王”——效忠于光绪皇帝。它的结果非常悲惨，不仅唐才常等人被杀，而且数千人受株连而丢掉了性命。自立军的成员们哀悼过自己的领袖和同伴之后，到哪里去了呢？他们大多从同伴的墓地出发，挥泪告别改良，走上了激进的革命道路。
二是1903年的“拒俄义勇队”事件。沙皇俄国在1900年参加八国联军在北京的军事行动之后，以保护铁路为名占领了东北。1903年4月，按照新签的协定，沙俄应该撤军。但它却拒不撤军，而且向清王朝提出了七项要求，企图把对东北的控制合法化。消息传出，全国学生群起抗议。留日学生界得知消息，于悲愤中召开大会，组成了“拒俄义勇队”。他们都是爱国者。所谓爱国，当时爱的当然是大清。“拒俄义勇队”的情况并不复杂，“定名：学生军。目的：拒俄。性质：甲、代表国民公愤；乙、担荷主战义务。体制：在政府统治之下”。《革命逸史》初集，105页。他们曾经致电袁世凯，希望能“隶其麾下”。由此可见，它并非一个革命组织，也并非别有用心，所表现出的不过是青年学子的爱国热忱。但是，统治者为了确保自己的统治千秋万代，却不敢这么看。末日的虚弱使他们不敢相信自己的臣民，认为留学生是“托拒俄以谋革命”，“名为拒俄，实为革命”，因而密令“访闻有革命本心者，即可随时获到，就地正法”。这种愚蠢的做法当然于他们的统治无补，却把一大批青年送上了革命道路。
作为后人，我们能够看到的是：1903年之后，留学生报刊纷纷改变面目，打出了革命旗帜。《国民日日报》《江苏》等报刊甚至从此不再用光绪纪年，而开始改用黄帝纪元。这一切都不难理解。当时的人们就有明确的回答：“今运动满清政府之方针，既不可遂，则诸君与其为满清政府刀头之鬼，何如为革命党之骁将乎？”
在此之前，孙中山在海外宣传革命，应者无几，到了这时候，却成了“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于是，革命力量迅速壮大，革命的呼声代替改良的呼声成为时代的主流。
看看后来革命派的阵容吧，章炳麟、蔡元培、秦力山……直到陈独秀，有多少是由维新派到革命派、由“康党”变成“乱党”的！
在这种情况下，革命派必然要向改良派挑战。关于君主立宪与民主共和的论战必然要发生，而且，胜负是早已确定了的。当然，如果清王朝对改革有诚意，抓紧立宪进程，抢在革命爆发之前完成社会制度的转型，或许会避免一场革命。但是，那是可能的吗？看一看清末新政的推进情况，看一看立宪派进行的一次次请愿，人们就会清楚，不明智的统治者不到最后的关头，不会愿意主动放弃自己的任何特权。
在这里，还不仅是维护特权的问题。对于统治者来说，应对变革的策略也有一个最高标准和最低限度的问题，保全和巩固全部特权是最高标准，不丢掉性命是最低限度。如果不敢确保自己的最低限度，就必然会拼死力以抵抗。和平改革是否能够顺利进行，常常需要许多条件，其中重要的一条常常被人忽略：统治者手上没有鲜血。如果让谭嗣同的朋友们在菜市口踏着六君子的血迹与刽子手握手言欢，那是很困难的。同样，无论大刀王五表现得多么友好，慈禧太后等敢留他在自己的卧室过夜吗？辛亥革命最后之所以能够和平完成，清王室之所以能够得以在院墙之内维持昔日的生活，并不只是在于袁世凯的周旋能力，同时也在于皇宫里端坐的已经不是慈禧，人们没理由让可怜的孤儿寡母偿还那些债务。
而这些，也正显示了辛亥革命毕竟不同于历史上的改朝换代，那一代革命者毕竟不同于皇帝宝座的争夺者。
长期以来，关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产生的时间，我一直犹豫不决，难以断定。面对从传统文人到现代知识分子的漫长演变过程，我不知道从哪里划分更为合适。哪里是质变的界标？哪里是新的起点？几种不同的划分都有道理，但似乎都未必恰当。
当我注目于1898年9月28日的菜市口的时候，一下子恍然大悟。就在那里，那就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起点。革命，从那里开始，中国的现代知识分子伴随着革命成长起来，所以，它也诞生于那一刻。
正是那个时刻，犹如一个残忍的产婆，把赤裸裸的婴儿从温柔之乡抛进了无助的冰冷世界，伴随着一阵撕心裂肺的啼哭，一个新的生命诞生了。
新生命的诞生伴随着血，伴随着痛苦。
百日维新惨败，中国历史出现了一个倒退时期，尽管短暂，但在当时却是一片秋风落叶，在觉醒的知识分子心中，留下一片悲凉。除京师大学堂得以保留外，戊戌新政几乎全部废除。在这种情况下，士大夫往往以柔顺取容，走向保守，正如有人所描述的：“杀才六人，已寒支那之胆；变甫数月，咸死衿缨之心。北京士夫，戒谈国事；胶庠学子，群咏太平。”
然而，考察清末知识分子成长的历史，这却是一个决定性的时刻。因为在这一背景上，有几件事值得注意：一、屠杀与抓捕使一些维新派人士成了流亡者，被迫走上了独立之路；二、清王朝最终没有避免改变旧体制，从而创造了有利于知识分子成长的新环境；三、大批留学生在海外接受新思想，迅速向现代知识分子转化。
以慈禧为代表的保守派残酷镇压戊戌变法，本以为便可保持大清江山的稳定，却未想到西方列强会以各种方式干预大清的内政。一些西方国家不仅公然站在“维新乱党”一边，甚至要干预皇帝的废立。朝廷杀的是中国人，要废的是中国皇帝，需要外国人说三道四吗？这就加剧了清王朝与列强的矛盾，最终导致了慈禧向列强宣战，也就必然导致了八国联军进驻北京。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经过庚子之乱这一戏剧化的过程，慈禧太后一下子变成了改革者。维新派因为改革而被杀、被关或者逃亡海外，而他们的改革计划却在慈禧手中一一得到实现。1901年，慈禧就下了“罪己诏”，摇身一变成为变法的领袖，清室开始推行一系列改革，其中与鼓励私人企业、改革军制一起提出的重要内容，就是废除科举、设立学堂、鼓励出国留学。他们实行改革的目的当然不过是为了缓和矛盾、延长旧统治的寿命。当康有为们以和平渐进的方式进行改良的时候，他们是无法容忍的；当人们因为和平渐进的路径已被阻塞而不得不走向暴力革命的时候，他们却愿意进行改革了。这大概是一个规律，不到最后的关头不愿意妥协，打算妥协的时候常常为时已晚。但无论如何，清末新政废科举、兴学堂、派遣留学生，都与近现代知识分子的出现关系密切，尤其是派遣留学生。
如果说国内读书人的蜕变是在清末新政废科举、兴学堂的背景上开始的，那么，国外的留学生就具有更多的条件获得思想上的自由和人格上的独立。从严格意义上说，最早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是在海外长成起来的。
世纪之交，清王朝开始大量派遣留学生。对于清政府而言，派出留学生，目的本是为王朝培养具有现代文化知识的服务人才，以巩固王朝的统治。但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留学归来的绝大多数不是专制帝国的维护者，而是它的掘墓人。
原因非常清楚。留学生来到国外，完全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界。在新的环境中，他们受到完全不同于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冲击，而且直接面对完全不同的政治制度、社会生活和价值理念。这一切与他们熟悉的中国传统不同，但他们往往无法抵抗诱惑，因为比较是不可避免的，比较之后更难免要重新选择。因此，他们不仅开阔了眼界，而且必然产生了新的理想和追求。这从他们翻译和印行的着作就可以看到，比如，卢梭的《民约论》，约翰·穆勒的《自由原理》，孟德斯鸠的《万法精义》，斯宾塞的《代议政体》、《社会学原理》、《女权篇》，达尔文的《天择篇》、《物竞篇》，赫胥黎的《天演论》，以及《美国独立战史》、《法国革命战史》、《苏格兰独立史》、《意大利独立战史》、《华盛顿》、《林肯》、《近世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党》、《虚无党》……
在这样一些着作影响下，无论他们本来具有什么样的基础，无论曾经如何打定主意只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而不受其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影响，最终都不能不接受一些现代的政治学说和文化思想，形成一些新的理想和价值观念。
在他们当中，一些人本来也许曾经有过中央大国子民的自豪，也许曾经有过皇恩浩荡的感觉，但在现代思想的影响下，在现代国家公民权利和自由状态的比照下，那些自豪与恩典早已黯淡无光。他们中的一些人开始形成新的抱负，甚至以孟德斯鸠和卢梭自居，以罗伯斯庇尔和华盛顿自居，立志改变中国的社会，使自己的同胞也过上“人的生活”。
一切都无可挽回地发生了，衰败的清王朝为了挽救自身的衰败而向外国派遣留学生，回来的却不是自身命运的挽救者，而是与自身完全不同的一个新时代所需要的人才。西方现代思想影响了他们，使他们告别古老传统，开始了新的追求。
在世纪之交的特定背景下，奔赴海外的留学生不仅面对不同文化的冲击和先进文明的诱惑，同时还面对两个特殊的因素：
一是流亡海外的维新人士的思想影响。变法失败之后，维新运动的活跃分子有的被杀，有的被关，有的被罢官或流放，留在国内的“漏网之鱼”也往往胆战心惊，在恐怖之中闭上了嘴。但是，他们中的一些人如康有为、梁启超等逃到了国外，成为在列强帮助下得以幸存的“叛国者”。因为遭遇捕杀和驱赶，他们的确成了“丧家之犬”，与清王朝的依附关系被迫断裂。因此，在流亡过程中，他们中的一些人在思想上也开始获得了真正的独立，终于在异国的文化环境中完成了传统文人到现代知识分子的蜕变。他们继续宣传自己的主张，而华侨和留学生是他们的主要宣传对象。
二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他们自1894年之后就在海外活动，进行反满革命的宣传。当留学生大量出现时，孙中山也及时开始了在留学生中的宣传和组织工作。
一代学子在这样的背景下来到国外，不能不受他们的影响。这两种力量的主要成员本身就是正在醒来的知识分子，而他们的宣传又进一步唤醒更多的人，使他们在异国自由的环境中从故国传统的禁锢中挣脱出来，形成独立的人格与自由的思想，从传统的读书人向着现代知识分子转化。
总之，在上一个世纪之交，正是顽固的统治者对维新派的镇压把人们逼上了革命之路。当六君子被推到菜市口的时候，清王朝已经自己决定了自己最后的命运。
对于专制制度之下的传统文人来说，要完成从旧文人向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变，首先需要实现独立。无论被迫流亡的维新党人，还是主动叛离的革命党人，都在这个过程中实现了与王朝体制的决裂。这就完成了现代知识分子成长过程中关键的一步。
科举制废除之后
1905年，科举制度被宣告废除。研究知识分子或思想文化史的人，都知道这是一个重大事件。
放在前现代的历史上考察，应该说科举制是一个很不错的制度，它至少在形式上提供了一个相对公平的竞争平台，使平民子弟也有可能进入上流社会，因而打破了社会阶级之间不可跨越的鸿沟。穷苦人家的孩子，通过自己刻苦读书，就有可能成为状元，进入社会最上层。无论这条路有多么窄，仅凭这一点，就应该为它献上一曲赞歌。
但是，它的消极之处也是明显的：一、它把读书人紧紧系于仕途。在科举指挥棒的引导之下，读书人不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文人，而是成了官僚阶层的预备队。对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学问不过是敲门砖，读书不过是进入仕途的手段，而目的是做官。所以，思想和行为都要适合于官场的规范，养成了对官场和经典的双重依附。二、作为一种选拔人才的形式，科举考试的内容和形式严重限制了人们思想的活力。
清代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是八股文和试帖诗。童试首场、乡试首场、会试首场的八股文都是在四书中抽取词句为题，乡试和会试第二场的八股文则以五经的词句为题。考生必须顺着两千多年前讲这些话的人的思路，模仿他们的语气写作，这就是所谓“代圣贤立言”。代古人说话，就只能讲古人知道的事，八股文不能涉及孔孟以后的情况。这就导致了一个严重的后果：“但八股清通，楷法圆美，即可为巍科进士、翰苑清才；而竟有不知司马迁、范仲淹为何代人，汉祖、唐宗为何朝帝者。若问以亚非之舆地、欧美之政学，张口瞪目，不知何语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