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婶婶唐筱娜开了一家眼镜贸易公司。在信河街眼镜产业链的三个环节中，她这个环节才是上家。也是这次金融危机中受冲击最大的一个环节。
为什么说这个环节受冲击最大呢？因为信河街的眼镜基本上都外销到国外，主要是欧洲、美国和东南亚。国内市场上很难见到它们的踪影。这就造成了一个现象，只要国际市场上有个小波澜，信河街就会掀起一场大风暴。这次金融危机是二零零七年八月份从美国爆发的，马上就蔓延到欧盟各国和日本等金融中心。到了二零零七年的九月份，婶婶的贸易公司就出现问题了——客户流失。
这里面分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没有欠婶婶货款的客户，因为这次金融危机，生意做不下去，不再来婶婶的眼镜贸易公司下单；还有一种是欠着货款的客户，他们也不来公司下单了。这种客户是最致命的。而在婶婶的客户中，有一个叫王文龙的客户是最重要的，王文龙一个人下单量几乎占了婶婶公司总量的一半，二零零八年三月底，他在婶婶公司进了最后一批眼镜后，就没有再来。四月初，婶婶还跟他通过电话。到了四月中旬，王文龙的电话就变成了空号。他欠着婶婶公司五百万元的货款。这件事不但使婶婶的经济受到打击，更让她的精神受到刺激。婶婶做梦也没有想到王文龙会对她做出这种事。
王文龙跟婶婶的关系有点特别。
王文龙原来是信河街人。在信河街时，王文龙开了一家眼镜贸易公司，他是一个办事认真的人，特别是对眼镜厂，要求比较苛刻，每次都会跟眼镜厂签订一个合同：一是要求产品不能出现质量问题，如果出现质量问题，他拒付货款；二是必须在规定时间内交货，如果延迟时间，眼镜厂要赔偿他和外商的损失。眼镜厂接他的订单都觉得有压力。不过，王文龙有一个优点，他从来不拖欠眼镜厂的账。信河街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贸易公司可以拖欠眼镜厂半年的货款，而贸易公司跟外商做生意是款到发货的，也就是说，这笔货款贸易公司可以挪用半年。但是，王文龙都是在三个月之内就结清货款，因为这个原因，眼镜厂还是乐意接王文龙的单子。
王文龙贸易公司主要客户是西班牙马德里一家眼镜批发公司的老板。王文龙打听到，那个西班牙人喜欢喝甜味的人参乌龙茶，他每一次来信河街，王文龙都给他准备好顶级的人参乌龙茶，他回西班牙时，王文龙会打一个包裹的人参乌龙茶让他带回去。如果西班牙人有一段时间没来，王文龙会去邮局邮寄给他。王文龙跟西班牙人做了几年生意后，做出了感情，后来，西班牙人问王文龙愿意不愿意到西班牙跟他一起开公司，他想在西班牙的巴塞罗那开一家分公司，而他在马德里住惯了，不想离开，如果王文龙跟他合作的话，他可以把巴塞罗那的分公司交给他管理，并且可以帮他办理入籍手续。王文龙在信河街没有什么亲属，有这么好的出国机会，当然不会放过。
去了西班牙后的王文龙还是经常回信河街来下订单。也就是这个时候，王文龙跟婶婶有了接触。
那个时候，婶婶的外贸公司刚刚开业。在这之前，婶婶跟王文龙就有过接触。王文龙在信河街开眼镜贸易公司时，婶婶也在做眼镜外贸，她是跑单帮的，类似皮包公司，一个人在外面跑订单，接到订单后，再给眼镜厂下订单。她在跑单帮时，跟王文龙发生过一次业务上的“撞车”，那次“撞车”的问题不在他们身上，而在客户身上，那个客户是王文龙的老客户，他想把这笔订单交给婶婶来做，先让王文龙报了价，又让婶婶报一个价，并交代婶婶报价要低于王文龙，这样的话，他就有理由把这笔订单交给婶婶做。婶婶知道这个情况后，为了表示感谢，请那个客户吃了一顿饭，然后退出竞争。她觉得做生意不能在背后拆同行的台，如果同行互相拆台的话，生意只能越做越小。再说，从背后去挖别人的老客户也是不道德的一件事，如果你今天去挖别人的老客户，别人明天就可以来挖你的老客户，这样挖来挖去，最后损失的还是自己。那个客户后来把这件事告诉王文龙，王文龙就记住了婶婶这个人。
王文龙去了巴塞罗那后，就把西班牙那边的订单给了婶婶。有了王文龙这个大客户的支持，婶婶便成立了贸易公司，慢慢地发展了起来，到了二零零七年五月份，她花一千万人民币，在信河街的中心位置买了一套五百平方的写字楼。算是正式拥有自己的办公地点。
婶婶和王文龙还传出一段绯闻。
那是王文龙在巴塞罗那呆了四年以后，他在婶婶的帮助下，在信河街买了一幢别墅。王文龙原来是有房子的，出国时卖掉了。回来都住酒店。王文龙在信河街买别墅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为了有个落脚的地方。这几年在西班牙办眼镜公司，王文龙已经有了一定的积蓄，有能力在信河街买一幢别墅；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为了投资，最近这几年，信河街的房价开始往上涨，很多原来办眼镜厂的老板都去投资房地产，赚钱比做眼镜生意快。所以，王文龙花了四百万，在信河街华侨新村买了一幢面积四百平方的别墅。
王文龙买了别墅后，只是偶尔回来住一下，其他时间都是空的。再加上他在信河街没有亲戚，便委托婶婶帮他照看房子，房子不能长时间没人住，没人住的房子老得特别快。婶婶每天去王文龙的别墅看看，打开窗户通通风，一个星期做一次大扫除。婶婶这么做，如果王文龙不在信河街还是说得过去的，问题是王文龙回到信河街后，婶婶还是每天去一趟他的别墅，这就让人想入非非了。
可是，了解婶婶的人都知道，她就是这样的人，她希望把每件事做好，希望让每个人都高兴。她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她每隔一个月会给她的客户打一次电话，问问最近的情况，有没有需要她帮忙的。到了年底，本地的客户，她会带上鳗鲞和腊肉，一家一家地送上门去。外国的客户，她会分别邮寄去虾干和鸭舌，并打电话，问新年好。所以，她对王文龙的好也算是正常的，王文龙一个人在信河街，是个需要照顾的人，她当然要去安排好王文龙的生活。
绯闻甚至传到叔叔的耳朵里。
叔叔伸手摸了摸自己的脑袋，微微笑了一下，说：
“我是相信老婆的。”
过了一会儿，他又轻轻地补充一句：
“王文龙不是那样的人。”
这事几乎没有在叔叔身上引起什么不良的反应。但是，也不是完全没有反应，明眼人可以看出来，从那以后，叔叔很少跟王文龙见面。他是有意回避的。
其实，叔叔和婶婶的婚姻也有一段故事。婶婶的第一个老公并不是叔叔。在这之前，她有过一次婚姻，生了一个女儿。她原来的老公是个军人。生下女儿的第三年，老公在一次军事演习中不幸牺牲。从那以后，她一个人带着女儿生活。她那时刚开始做眼镜外贸，白天把女儿寄养在邻居家，晚上下了班去接回来。因为跑单的时间不固定，回家的时间也没法固定，有时去邻居家接女儿，很远就听见女儿的哭声，妈妈，我要妈妈。
婶婶跟叔叔是在黄中梁爸爸的眼镜厂里认识的。她听说过叔叔这个人，知道他人好。熟悉后，她有空就去叔叔的眼镜配件厂，有时送他一件衣服，有时送一盅老鸭煲，有时什么也没送，就是去看他一下。有一次，她在叔叔办公室里说起女儿，她刚开始说，叔叔的眼泪就流出来了。
结婚后，女儿改口叫叔叔为“爸爸”。在婶婶的授意下，叔叔给女儿重新起了一个名字叫黄一别。叔叔和婶婶结婚后，没有生小孩，叔叔一直把黄一别当亲生的孩子对待。他都舍不得叫黄一别的名字，张口闭口叫她“囡囡”。
黄一别读小学之前，都是叔叔给她洗澡，每晚哄着她先睡，然后等婶婶回来。
这时，王文龙已经移民西班牙，婶婶也已经开起了眼镜贸易公司。不过，王文龙还没有在华侨新村买下别墅，他每次回信河街，婶婶总会请他到家里来，婶婶知道他喜欢吃信河街的纱面汤，他每一次来，婶婶都会烧一大碗的纱面汤给他吃，还加两个荷包蛋。王文龙每一次都把汤也喝光。叔叔也会热情地陪王文龙喝一顿酒。喝完酒后，王文龙知道叔叔喜欢下象棋，他会陪叔叔杀一盘。来的次数多了，王文龙提出一个要求，想收黄一别做干女儿。婶婶和叔叔当然同意了。黄一别也从叫“王叔叔”改口叫他“干爹”。黄一别初中毕业的那年暑假，王文龙把她带到西班牙，住了一个半月。黄一别中学毕业时，王文龙又把她带到巴塞罗那大学的商学院读书。
黄一别去留学后，最失落的人是叔叔。每次黄一别打电话回来，他捧着电话“囡囡”叫个不停。跟别人说起黄一别也会眼眶发红。黄一别打电话回来，第一句总是说，我找爸爸。倒是婶婶把感情埋藏得比较深，黄一别出国后，婶婶从来没给她打过电话。但她每一次跟王文龙通电话，都会问起女儿的情况。王文龙叫她放心，黄一别很独立，很有想法，能够很快融入当地的文化。
婶婶清楚记得，二零零八年四月七日下午六点，她跟王文龙通了一个电话。王文龙说，他前些日子去过黄一别的学校，跟黄一别的导师也碰到了，导师对黄一别很信任，正在带她做一个新课题。过了一个星期，婶婶打王文龙家里电话，没人接。打他的手机，已经变成空号。这时，她接到黄一别从巴塞罗那打来的电话，说王文龙出事了，巴塞罗那当地的报纸和电视台都播放了他的新闻，说他的公司欠了很多债，而他早就把公司的资产转移，人也跟着消失了。巴塞罗那的警方正在通缉他呢！黄一别还告诉婶婶，警察还找她谈了一次话，因为她办出国留学手续时，王文龙是担保人。警察问她跟王文龙是什么关系？黄一别说就是担保人和被担保人的关系。她知道警察肯定查过她的银行卡，她跟王文龙没有钱方面的来往，她在巴塞罗那的所有费用，都是叔叔打到她的银行卡里。警察见问不出名堂来，只好告诉黄一别，如果有王文龙的消息，一定要通知警方。其实，王文龙出事后，黄一别去过他公司和家里，这两个地方都被查封了。她也去找过王文龙经常来往的几个朋友，他们也都不知道王文龙的下落。他们很惊奇，在朋友圈里，王文龙一直很讲信誉，他说过的话，一定会兑现。他也借过朋友的钱，但他借之前一定说好什么用途，什么时候还。到了还款的日期之前，一定还上。从来没有拖欠过。而对于朋友向他借钱，他一向慷慨，只要手头周转得过来，绝对没有二话。很多人都不相信王文龙会做出那种事。
婶婶也不相信王文龙会做出那种事来。她觉得王文龙不是那样的人。可是，她现在碰到一个大问题，王文龙不见了，他欠下的货款要她来还。
叔叔知道王文龙出事后，最担心黄一别的安全，他对电话那头的黄一别说：
“囡囡，咱们不读书了，你赶快回来。”
黄一别在电话里安慰他，说：
“爸爸，您不用怕，我一点事也没有，如果现在回去，倒像是真的有事了。”
四
婶婶得到王文龙被西班牙警方通缉的消息后，只在接到黄一别报信电话时说，如果有你干爹的消息告诉我一声。此后就没有再过问这件事。但是，谁都看得出来，她在焦急地等待着王文龙的消息，她有时会坐在电话机边发愣，一坐就是一个钟头。
这段时间里，王文龙失踪的消息已经在信河街传开了。大家都知道王文龙跟婶婶的关系，也都知道王文龙欠了婶婶五百万。这期间，有四家眼镜厂的老板跑到婶婶的公司来。婶婶欠了他们的货款。不过，他们见了婶婶后，并没有提到货款的事，只是问婶婶公司的情况怎么样？如果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事，一定要及时跟他们打招呼。他们能够这么客气地跟婶婶说话，跟婶婶平时的为人有关，对于眼镜厂来说，他们是婶婶的下家，婶婶给谁订单，谁就能够赚钱。他们应该巴结婶婶才是。但是，到了每年的腊月二十八，婶婶会在信河街大酒店摆两桌的酒席，把平时有业务来往的眼镜厂老板邀请过来，好好地吃一顿。吃完之后，还给每个人发一张一千元面额的超市消费卡。他们平时得过婶婶的照顾，知道王文龙的事情后，都为婶婶着急。然而，婶婶知道他们的来意：一方面，他们是关心婶婶，给婶婶送来温暖，金融危机来了之后，大家的企业和生活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这个时候，相互之间的温暖和帮助是很重要的；另一方面，婶婶也知道他们担心被欠的货款，只是没有问出口而已，正是他们没有问出口，才让婶婶感到被信任的珍贵。
他们没有问婶婶欠款的事，婶婶也没有提起。他们各自在婶婶的公司坐了一会儿后，就起身离去了。婶婶客气地把他们送到门口，对他们说，过几天再去拜访他们。婶婶这时已经下了决心，无论王文龙有没有消息，她要先把这五百万的货款先还清。五百万货款中，一共有五个债主，头一个是爸爸，一百四十万。另有三个眼镜厂都是一百万左右。最后一个眼镜厂是五十万。婶婶欠爸爸眼镜厂货款最多是有原因的，她公司接到订单，第一个想到的是爸爸的眼镜厂，如果爸爸眼镜厂做不出来，她才去找其他眼镜厂。这些年来，婶婶给爸爸的眼镜厂下了很多订单，她的贸易公司是爸爸眼镜厂最大的客户。爸爸眼镜厂每年还能够盈利，跟婶婶是分不开的。
可问题是怎么还，婶婶公司里能够流动的资金不到一百万，最少有四百万的缺口。婶婶开始想把新买的办公楼拿到银行做抵押，可是，她去几家银行咨询后发现，因为金融危机，所有银行都停止了贷款。其实也不是完全停止贷款，银行只接受抵押贷款的申请，至于具体什么时候可以批下来，什么时候可以拿到钱，他们根本不保证。
但是，婶婶已经不能再等了。婶婶眼镜贸易公司开业的时候，就定下了一个规矩，对眼镜厂的欠款不能超过三个月。这是她对眼镜厂的承诺，也是对自己的承诺。她跟王文龙做了这么多年的生意，王文龙都是在三个月内把货款付清的。这也是她办眼镜贸易公司后，规定要在三个月内把眼镜厂货款结清的一个原因。
三个月的期限眼看就到了，婶婶却凑不出五百万。这时，她有点急了。她知道，如果再想不出办法来，只能把新买来的办公楼卖掉。
叔叔就是这个时候站出来的。一连三天，他看见婶婶坐在家里的电话机前，眼睛直直地看着电话机，一动也不动。如果有电话打进来，铃声只响了一下，她就把话筒抓到耳朵上了。叔叔知道她在等谁的电话，她这时最想听见谁的声音。叔叔也知道她这段时间来没有睡好，每天凌晨三点就醒了，虽然她躺着没有动，但叔叔可以从她的呼吸声听出来，她睡着的时候，呼吸声是均匀的，而她醒着的时候，吸气的声音轻一些短一些，呼气的声音重一些长一些。叔叔每天夜里听着她一短一长的呼吸声。他想来想去，最后决定把眼镜配件厂卖掉。
叔叔是在三个月差三天的时候把眼镜配件厂卖掉的。这个时候，黄中梁到爸爸眼镜厂才上了半个月的班。
做这个决定前，叔叔去找爸爸商量。黄中梁也在场。爸爸低着头想了很久，才抬头看了叔叔一眼，他知道叔叔这么做是因为婶婶。可是，叔叔还这么年轻，如果把眼镜配件厂卖掉，他以后怎么办呢？他劝叔叔不要卖工厂，不能因为遇到一个难关就卖工厂。如果把工厂卖掉，就是彻底承认失败了。爸爸说，只要咬牙挺一挺，就会过去的。过去以后，可能又是一个艳阳天。他甚至对叔叔说，婶婶欠他眼镜厂的一百四十万货款不用急着还，他的眼镜厂现在还没有用到这笔钱。
黄中梁知道爸爸的性格，在这种时刻，他能够帮助婶婶的最大限度，也就是暂时不用还那一百四十万，这样的话，婶婶还款负担就轻一些。爸爸这一辈子最引以为豪的是从来没有拖欠过别人的钱。其实，爸爸对婶婶跟王文龙的关系早有看法。他有看法不是因为他们两人的暧昧关系。爸爸是相信婶婶的为人的。信河街刚传出婶婶和王文龙的绯闻时，爸爸就对叔叔说，“如果你连自己老婆都不相信了！还能够相信谁呢？”爸爸有看法是他们在生意上的关系，他觉得婶婶跟王文龙的关系超出了一般的商业合作关系。在他眼中，王文龙已经是一个正宗的外商，既然是外商，婶婶就应该用对待外商的标准要求他，王文龙也应该款到发货。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就不存在王文龙欠这么多货款的问题了。在爸爸的人生观里，既然是一个商人，就应该有一个商人的样子，按照商业的规矩来要求自己的言行。这些看法爸爸并没有对婶婶说，对叔叔也没有说。这是他的人生准则，他自己是这么做的，希望别人也能够这么做。当然，如果别人做不到，他也只能在心里扼腕叹息而已。
爸爸的劝说没有改变叔叔，他最后还是把眼镜配件厂卖掉了。在叔叔心里，他早就想把眼镜配件厂卖掉。他一直没有下定决心，是希望金融危机能够早点过去，眼镜配件厂的订单能够多起来，欠他货款的客户能够重新到他的工厂来。他做眼镜配件二十年，对这个行业还是有感情的。但是，现实的情况让他越来越失望，黄中梁回到信河街的这半个月里，他的眼镜配件厂又亏了五万多。最主要的是，婶婶现在又碰到了这种事。这个时候，如果他不出面，还会有谁会帮她呢？而且，他实在不忍心再在凌晨听见婶婶一短一长的呼吸声了，他担心有一天忍不住哭出声来。他知道这个时候不能哭，不能再给婶婶压力。
既然叔叔已经决定把眼镜配件厂卖掉，爸爸也就没有再说什么。毕竟叔叔是主要的股东，而且亏损的额度确实也让人吃不消。整个眼镜配件厂包括所有的模具，一共卖了两百六十万。买家是叔叔工厂的管理员。他已经在叔叔工厂里做了十来年，早就有了另起炉灶的雄心，他接手叔叔工厂有两大优势：第一个优势是叔叔的老客户他都熟悉，这些客户是叔叔通过二十来年的经营积累起来，是一笔无形的财富，叔叔把工厂卖给他，这些客户就是他的。他捡了一个巨大的便宜；第二个优势是他能够很好地控制成本，他本身是工厂的管理员，每月能拿很高的工资，工厂里还有一大批他培养起来的亲戚朋友，这些人能够在他初创阶段少拿甚至不拿工资。他相信自己能够挺过这次金融危机。他在这个时候接手叔叔的眼镜配件厂还有一个优势，按照正常情况，叔叔的眼镜配件厂最少可以卖到三百万，而他两百六十万就买到手了。
叔叔事前没有跟婶婶商量这件事，他拿到两百六十万后，因为爸爸有百分之二十的股份，他给了爸爸五十二万，然后把他银行里所有的存款取出来，凑了三百万的整数。当他把这笔钱交给婶婶时，婶婶停了很长时间才问叔叔说：
“你真把工厂卖了？”
叔叔故意抖了抖肩膀，说：
“我提前退休了，以后你要养着我哦！”
婶婶看看叔叔，又看看手中的钱，没有再说什么。
叔叔的三百万，再加上婶婶公司凑的五十万，一共是三百五十万。第二天，婶婶就把另外四家的货款还掉了。最后还剩下黄中梁爸爸这一百四十万的缺口。
这时，婶婶跟叔叔商量：
“能不能把家里小套的房子卖掉？”
他们家里一共有两套房子，一套大的，自己住，有一百四十平方。还有一套小的，有一百二十平方，平时用来当婶婶公司的员工宿舍。按照现在的市场价，差不多可以卖到一百五十万。
叔叔一时没有明白她的意思，说：
“卖房子干什么？”
婶婶说：
“公司还欠哥哥眼镜厂一百四十万呢！”
叔叔沉吟了一下，说：
“自己家的哥哥，迟点还没关系的。”
婶婶说：
“可是，欠哥哥的钱也是欠呀！”
见婶婶这么说。叔叔就不说了。叔叔本来还想讲，爸爸眼镜厂里也有他百分之二十的股份。既然这样，她公司欠爸爸的货款，跟欠他的货款有什么区别呢？但是，叔叔觉得这时说这句话不够理直气壮，自己刚把眼镜配件厂卖了，从道理上，他愧对爸爸，没有把眼镜配件厂经营好，让他也受了损失。
婶婶要卖房子的事，黄中梁是从黄一别那里知道的。黄一别跟叔叔通电话，叔叔把婶婶的决定告诉她，她把这事告诉了黄中梁。黄中梁知道后，就把这事告诉爸爸。爸爸知道这事后，马上跑到叔叔家里，说：
“你们这是陷我于不仁不义，如果卖了房子，别人会在背后怎么骂我？”
婶婶和叔叔低着头不敢说话。
爸爸对他们说：
“如果你们把房子卖掉，以后再也没有我这个哥哥了。”
被爸爸这么一说，婶婶才没有再说卖房子的事。
但是，黄中梁知道婶婶心里很不好受。在黄中梁的感觉里，她原来跟爸爸是平等关系，他们是生意上的合作关系。可是，她欠了爸爸的货款，这个平等关系就打破了，从那以后，她每次看见爸爸，都是低着头，说话的声音也是轻轻的，好像做错了什么事。爸爸也感觉到她心态的变化。但这事又不好再说，只好尽量不跟婶婶见面了。
然而，婶婶还是把办公楼拿银行去做了抵押，三个月后，也就是在二零零八年的九月底，银行终于通过贷款审核，婶婶贷到了四百万，她立即把一百四十万转到爸爸的账户，余下的两百六十万当公司的流动资金。金融危机虽然没有过去，但生意还是不能停，国外的订单大量减少后，婶婶想试一试国内的市场。而且，对于婶婶来说，这次金融危机最大的打击莫过于王文龙的失踪，至于其他国外客户，只是订单减少而已，她只要尽量地节约公司的开支，日子还是可以过下去的。
五
王文龙是在失踪了八个月后出现在信河街的。时间是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晚上十点。他直接去了婶婶家。当婶婶和叔叔开门看见王文龙时，几乎认不出来，眼前的王文龙，跟以前见到的王文龙完全不一样。以前的王文龙是个长得白白净净的小胖子，他的牙齿整齐而洁白，脸上的皮肤白里透红，每天早晚各刮一次胡须，头上的发型三天做一次，剃的是信河街最典型的杨梅头。他身上永远穿着一套白西装，脚上的皮鞋擦得可以当镜子照。他的眼睛总是眯着，仿佛总在微笑着。干净得像蓝天上的一朵白云。可是，眼前的王文龙却是又黑又瘦，头发包住了耳朵，胡子遮住了半个脸，就连牙齿也变黑了，一张口，可以闻到一股浓浓的香烟味道，而婶婶知道，王文龙以前是不抽香烟的。再看他身上，上身穿一件黄色的夹克，已经发黑，有一股很重的柴油味，下身穿一件同样已经发黑的牛仔裤，脚上是一双黑色的运动鞋。他站在门口时，除了身上有一股浓浓的柴油味外，还有一股刺鼻的海鲜味道。婶婶和叔叔看看他，两个人又相互看了一下。王文龙见婶婶和叔叔没有认出来，他开口对婶婶说：
“筱娜，是我，我是王文龙。”
婶婶朝前一步，把眼睛伸近去，她听出这声音也不像王文龙，王文龙的声音是清亮而柔和的，每句话的尾音都会朝上微微翘起，而这个人的声音却是沙哑的，尾音下沉。当她看清眼前这个人真是王文龙时，突然朝后退了一步，伸出右手捂住自己的嘴巴，歪着身体，颤抖着说：
“真的吗？是真的吗？”
这么说着，婶婶竟“呜呜呜”地哭了起来。一边哭，一边将身体斜靠在叔叔身上。叔叔这时已经认出王文龙了，他扶着婶婶先朝屋里退，一边对王文龙说：
“进来再说，进来再说。”
进到屋里后，婶婶已经回过神来，王文龙想开口说什么，她没有让他说，而是拿了几件叔叔的衣服，让他先去洗澡。在王文龙洗澡的时候，婶婶给他煮了一大碗的纱面汤，煎了两个荷包蛋。纱面汤端上桌后，王文龙刚好洗完澡走出来，他以前比叔叔胖，现在穿叔叔的衣服正好合身。他刚从卫生间出来就闻到纱面汤和荷包蛋的香味，眼睛亮了一下，也顾不了客气，坐下来就吃了。
他在吃纱面汤时，婶婶和叔叔坐在饭桌的两边看着他。整个过程，王文龙没有抬过一次头，也没有停过箸，连吞咽都没有停顿过，几乎是一气呵成地把那碗纱面汤连同两个荷包蛋卷进了肚子，最后一口把汤也喝光了。吃完之后，王文龙抬起头，用右手抹了一下嘴巴，不好意思地对婶婶和叔叔笑了一下。叔叔也对他笑了一下。应该说，叔叔的笑容有点生涩，在他的心里，既想见到王文龙，又不想见到王文龙。想见到王文龙，是因为他欠了婶婶的货款，见到他，就有了要回货款的可能。不想见到王文龙，是因为他跟婶婶之间说不清的关系。从这个角度来说，叔叔希望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王文龙。但是，叔叔发现，就在刚才见到王文龙后，婶婶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叔叔说不出来她发生了什么变化，只觉得她说话的声调变了，尾音拉长了，还带有一点颤音。声音变得有力气了。听了让人心跳加快。叔叔是喜欢听见婶婶这种声音的。可是，婶婶发出这种声音是因为王文龙，这却又不是他想要的。不过，他能够明显感觉到婶婶的高兴，所以，也就对王文龙报以微笑，笑过了，他问王文龙说：
“吃饱了没？”
王文龙下意识地摸了一下肚子，摇了摇手说：
“撑住了。”
婶婶看着他，眼眶突然又红起来，说：
“你怎么瘦了这么多？”
见婶婶这么说，王文龙的鼻翼扇了扇，但他用双手抹了一下脸，吸了一下鼻孔，很快就笑着对婶婶和叔叔说：
“回来的感觉真好！”
但是，王文龙的眼睛还是湿润了，他一字一顿地对婶婶和叔叔说：
“这一次，差一点就回不来了。”
婶婶和叔叔见他这么说，双双屏住呼吸，眼睛盯着他。
王文龙说，这些年来，他跟西班牙合伙人的眼镜批发公司越做越大，除了马德里公司总部和巴塞罗那分部外，后来又在瓦伦西亚和格拉纳达两个城市设立了分部，并且，都在这些城市里购买了办公楼。一直以来，王文龙都很信赖西班牙合伙人，他觉得西班牙合伙人也很相信他。在二零零七年的二月份，西班牙合伙人提出由王文龙来当公司的法人代表。刚开始，王文龙说什么也不同意，西班牙合伙人特意跑到巴塞罗那做他的思想工作，他说三个子女都在美国，都有自己的事业，没有人愿意接他的班。更主要的是，他觉得年龄大了，干不动了，他知道王文龙是一个托付得起的人，才决定把公司交代给王文龙，从今以后，他会慢慢退出公司的管理，他相信王文龙能够把公司做得更好。然而，王文龙没有想到，这只是西班牙合伙人的一个圈套。事后，王文龙才醒悟过来，那个时候，西班牙合伙人可能已经嗅到金融危机的气味了。那次谈话之后，一直到了二零零八年的一月份，西班牙合伙人才把法人代表让给王文龙，在这之前，他已经把公司所有的资产转移走了，只剩下公司一个空壳和一大笔的债务。王文龙是在真正接手公司以后才发现这个问题的，这时，他再回过头去找西班牙合伙人，发现他已经消失了。王文龙知道出事了。即使是这样，王文龙也没有放弃，他对谁也没有说，一边寻找西班牙合伙人，一边继续维持着公司的生意。但是，王文龙内心已经很焦急，这时，金融危机已经严重影响了公司的业务，销售量下降了百分之六十。最主要的是，西班牙合伙人离开前从银行贷了一笔巨款，银行找上门来了。
王文龙差一点就被西班牙警方抓住了。说来凑巧，那天，他开车去拜访一个客户，是一家眼镜商店，他拖欠王文龙公司一大笔的货款，王文龙打不通对方的电话，只好亲自去一趟。王文龙到那里一看，眼镜商店已经关闭。王文龙问边上的居民，他们说这家眼镜商店已经关闭一个多月了。王文龙只好空手而回。当他开车回到自己在巴塞罗那的别墅时，还没有下车，就发现别墅外停着两辆警车。王文龙知道警察迟早会来找他的，所以，见警车停在别墅门外也没有太多的意外。他停下车，把车窗摇上来，把座位的靠背往后调，身体斜躺在车里，闭上眼睛，长长地出了一口气。王文龙在车里躺了十五分钟，正准备下车朝别墅走去时，脑子里突然跳出一个问题：我不能在西班牙坐牢。
脑子里为什么突然跳出这个念头呢？王文龙说，他这时突然想到了婶婶，他还欠着婶婶五百万的货款。前段时间，他主要的心思是寻找合伙人，以及担心公司以后的出路，来不及考虑婶婶的货款。就在他要拉开车门的一刹那，他的脑子里跳出了婶婶的脸，他想，如果自己在西班牙被抓进去，怎么还婶婶的货款呢？他突然闻到了一股特殊的味道，那是纱面汤加荷包蛋的味道，有点像夜来香。王文龙突然就豁然开朗了，这些天，他一直在思考今后的出路，怎么在西班牙渡过这个难关，唯独没有想过回信河街去，他没有想过自己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任务。这么一想，王文龙觉得这些天来笼罩在身上的负罪感消失了，突然发现，原来他不属于这里。最主要的是，他没有做出对不起这个城市的任何事，这些年来，他合法经营，合法纳税，没有被这个国家任何机构处罚过。相反，对不起这个国家的是他的合伙人，他欺骗了自己的国家，在这个国家遇到困难的时刻，卷走了钱财，不知逃到哪里去。
这么想后，王文龙就把车子重新发动了。他把车子开进一个朋友别墅的地下车库里。这个朋友也是信河街人，移民到西班牙做眼镜批发生意。
王文龙当然不想在朋友家里长时间藏下去，这时，他的心早就飞回到信河街了。他想像得出来，他消失后，婶婶会多么焦急，而他欠的货款会给婶婶的经营造成多大的负担。但是，他不敢离开朋友的别墅半步，西班牙的警方一直在通缉他，如果他去机场，等于去自首。而且，他知道也不能跟婶婶通电话，所有的电话可能被监控，只要他一通电话，或者是让朋友把他的消息告诉婶婶，警察马上就会赶过来，所以，他也不敢跟黄一别联系。
王文龙是坐货轮偷偷离开巴塞罗那的。这时，他已经在朋友别墅的地下室藏了七个月。他一直在等这个机会。他知道，自己想离开西班牙，唯一的途径就是偷渡，而偷渡最好的方式就是乘坐货轮离开。并不是所有的货轮都可以载着他离开西班牙的，他要等的是来自信河街的货轮。因为他知道，每过一段时间，就会有信河街的货轮穿过大西洋，把信河街的眼镜运到西班牙，当货轮回去后，就可以顺便把他带回去。这段时间，王文龙的朋友一直在打探货轮的消息，这一等，就等了七个月。
货轮在大海上航行了差不多一个月。这艘货轮是从信河街运眼镜出去，回来的时候运的是葡萄酒。运货的老板是信河街人，货轮上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是信河街人，他们都知道王文龙在西班牙的遭遇，也都知道王文龙回信河街的目的，他们从心里敬重王文龙的行为。所以，除了货轮在西班牙境内他们把王文龙藏在仓底外，一离开西班牙，他们就把王文龙叫上来。这一个月里，王文龙成了他们中的一员，也养成了他们不洗澡和不刮胡子的习惯。还学会了如何当一个水手和如何当一个渔民。在这一个月的货轮旅行中，他还学会了抽烟。
这么说时，王文龙伸手去摸口袋。他新换了叔叔的衣服，口袋是空的。叔叔赶紧从椅子上站起来，掏出烟给王文龙递过去，拿出打火机给他点上。王文龙拿烟的手有点颤抖，叔叔拿打火机的手也有点颤抖，而且，他的眼眶红红的。
婶婶站在边上，看看叔叔，又看看王文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