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幸福吗”，“我姓曾”。中国电视台《走基层百姓心声》假日特别调查中的一次问答，让人不禁莞尔。仅此七字，一个质朴、勤劳、善良又有些木讷的农民形象就呼之欲出、跃然纸上，让人顿生许多亲近感。
一笑之余，又觉得心酸。于答非所问，许多人以为那是故意装怪搞笑，很无聊；也有人认为那是没有文化的结果，很可悲；还有个别人以为那是想借搞怪出名，很可怜。事实真的如此么？我未处实地，不敢轻易下定论，但仅从报道中的只言片语，也可推知一二：被中央电视台采访，想不出名都难，至少在自己家乡那个小圈子里，会顿时名声鹊起，风光无限，还需要再多此一举、画蛇添足？莫非希望做个小丑博诸雅君子一笑么！一个人即使未上过一天学，也不是生活在真空中，莫非幸福一词如原子物理一样难学难懂难记么？被采访时发自内心的手足无措、语无伦次，却是农民纯朴老实的本色，靠装能够装得出来么？所以，可以斩钉截铁的下个论断：之所以答非所问，于装怪搞笑、没有文化、想出名等等都没有关系，或许是过于紧张，把幸福错当成了姓“福”，或许是被生活的压力压的透不过气，以至只有姓“福”而没有幸福的概念。
或者要问：一位老实的农民，凭着自己的双手服务着社会，养活着家人，不敢说有多大的功劳，至少没有给社会添什么麻烦，仰不愧天，俯不愧地，面对媒体时没必要也用不着紧张。这是实在话，也是想当然的话。中国五千年文化熏染，使得大多数农民对“官”有一种本能的发自内心的深入骨髓的敬畏，即使是不得已与“官”接触相处，采取的也是一种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现在虽然政治清明，绝大多数官员都在践行着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但那些深入骨髓的积习怕也一时难改，更何况官员队伍中也还有着作威作福、鱼肉百姓、敢于对冒犯自己权威的老百姓痛下杀手的败类。中央电视台的记者，虽然算不上是官，也未掌握生杀大权，但在农民的眼里，确是高于“民”近于“官”的，面对“上头下来的”人，积习之下，当然会紧张，生怕说错一句话、走错一步路，以至惹人笑话、生出事端。——这就是我们的农民，纯朴、善良、勤劳却又习惯于仰人鼻息、小心谨慎近于卑微的父老乡亲。
或者会问，以现在国家政治体制之民主，社会经济之发达，人民生活水平较之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不知高了多少倍，怎么可能会有被生活压力压的透不过气问题的发生？这也是实在话，但也是想当然的话！现在的农村，虽然国家给予了很好的政策扶持，甚至传承了数千年的“皇（公）粮”都被取消，甚至种田地还会有补贴，发展进步之快、变化之大，甚至都可以用目不暇接、天翻地覆来形容，但也不能说形势一片大好，也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据我所知，于现时一位普通农民来说，仅是生老病死、儿女嫁娶、人情来往，就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单靠田地，或者根本无法满足所需。不然，也不会有那么多的农民工背井离乡在外打拼了（或者有人会说，农民在外乡打工，是因为“外边的世界很精彩”，或许是罢，但我依然坚持我的观点）。一个农民，土中刨食，不但一样要应对着通涨带来的压力，而且还要单独面对着粮食蔬菜的不断贬值，不但一样有人情来往、要赡养老人、会生病送医，而且资源溃乏、富贵由天不由人，不但一样面临着为子女购置婚房、操办嫁妆的压力，而且还要独自面对“三斤三两三”的彩金，就象这样，怎么会能够没有生活的压力？一个这样的农民，整日操心着老人健康、儿女婚嫁尚且不及，哪里还会整天把幸福二字挂在嘴上、记在心里。你问他幸福么，他自然回答姓曾——那是他的本性，仅此而已。
但仅凭此，也不能说就是没有幸福感或者幸福的感觉很差很低，或许仅仅只是一时的走神，或许仅仅只是一时的紧张，或许只是一个看似笑话的误会，仅此而已，没必要妄加猜测，没必要上纲上线，更没有必要让一位朴实的农民任看客们笑骂指点。
最后，我也为当初自己的一笑行为道歉，较之那位姓曾的朴实农民，我实在也高明不到哪儿去，而且，遇贫穷而作骄态，就自己的人品修养来说，实在是已趋下流、不值一哂。
备注：上次回老家，陪母亲闲聊，母亲谈到农村婚嫁的开销，很是让人吃惊：男女双方经媒人介绍，一旦成功，给媒人红包至少一千，另外还需请几次酒饭。初步确定关系后，男方需到女方家“认门”，所带礼物为十二箱酒、十二条烟、十二桶油等十二个十二。见面礼，通常6万至10万现金不等。结婚前，男方要置一楼一底的院落一个（或者在县城中购买商品房），建成需要二十万左右，这些条件都具备了，才有资格议定婚期。谈话中，我问起传说中的“三斤三两三”，母亲说，那也是见面礼，是用称来称的，大概不到十八万的样子吧。还有一种要法，叫做万紫千红一点绿，是一万张5元的，一千张一百元的，一张50元的，加起来也有十五万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