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學軍
內容摘要：《莊子》一書寫了四種類型的“夢”，通過對這些“夢”的解析，可以看出《莊子》在當時占夢文化影響下的述夢模式之上走出了“以夢為文”的新模式，“夢”被賦予了新的內蘊，並由於其鮮明的藝術性，對後世文學藝術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關鍵字：《莊子》夢以夢為文敍述模式
一、引論
《莊子》［1］一書以其“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天下》），在中國文化史上書寫出了一章華麗的篇章，其深刻的洞察力、豐富的想象力和不羈的言說藝術，對後世美學及文學產生了非比尋常的影響。
正如聞一多先生所說，《莊子》“有著你看不完的花團錦簇的點綴——斷素，零紈，珠光，劍氣，鳥語，花香”［2］，各種有趣的事物在這裏奇妙的化合，共同演繹出莊子無上的“道”。遍觀《莊子》三十三篇，我們注意到一個很特殊的現象，即書中寫到“夢”及夢境的地方很多，共九篇十一處，其中內七篇佔據一半數量。這在其他先秦諸子的著作中是難得一見的，即便是相對於整個先秦典籍而言，如此多地寫“夢”亦是為數不多的。本文意圖通過對《莊子》一書“夢”的解析，探悉《莊子》“夢”的內蘊及其對後世的影響。二、夢的文化觀照
在解析《莊子》“夢”的內蘊之前，我們有必要對夢本身進行一番文化觀照。
首先，從生理角度來看。夢似乎與人們的現實活動沒有必然的聯繫，只是一種簡單的生理現象，然而，生活在社會群體中的具有思想意識的個人都會與夢打交道，按照西方精神分析理論觀點，夢“完全是有意義的精神現象。實際上，是一種願望的達成。它可以算作是一種清醒狀態精神活動的延續。它是由高度錯綜複雜的智慧活動所產生”［3］。這樣，夢與現實便顯現出其獨特的聯繫，即夢依然屬於一種精神活動，它是現實理想、願望在不能立即實現的情況下，在意識中的一種虛擬達成，是潛意識的外泄。如果由此再提升到倫理的角度，那麽，夢就是“壓抑願望中的道德意義”［4］。因此，在生理學的意義上，人們就可以通過夢境與現實對立統一的矛盾關係，由一方去間接把握另一方，即可以由現實解釋夢境，也可以由夢反觀現實。
其次，從中國文化史角度看。“夢”古字為“”，《說文·宀部》釋之為：“，寐而有覺也，從宀，從疒，夢聲。”《字彙·宀部》：“，與夢同。”字從現存甲骨文殘片中可以找到［5］。據考證，甲骨文“第一期”即盤庚時期便有此字，只不過，到了“第四期”約武丁時期，字形上已經有了一些改變［6］。因此，從字源的角度來說，我們利用現有的材料可以考證出“夢”字出現不遲於盤庚時期。字形在這一時期的確定，表明其時人們對夢現象認識達到了相當的水平，但由於其時生產力的低下，人們的認識能力十分有限，這決定了他們不可能對這一現象作出科學、合理的解釋。人們一開始對夢抱著神秘恐懼的態度，以為是先祖、先妣作祟。其後，隨著人們認識的深入，他們開始正视這一現象，對夢的恐懼態度已經漸漸轉變為好奇。人們憑著天真的動機，試圖去解釋這種現象，而在上古先民生活和巫術緊密聯繫甚至合二為一的情況下，人們自然而然地運用原始巫術思維、方式去解釋夢。人類學學者研究原始巫術思維，提出了“心靈感應”［7］和“互滲”［8］原則，即在原始巫術的思維中，那些神秘的、不可解釋的事物同現實存在之間存在著“感應”、“滲透”的聯繫。按照這一思維模式，我們自然可以推測到，上古人們對於夢的解釋，也自然將其和現實事物聯繫對應起來，其聯繫對應的方式，可能是象徵或暗示。這是有考古例證的，如1987年安徽含山淩家灘四號墓出土的一組玉龜玉版，其富有神秘意味的四方、八方及外方內圓的圖案，就可能是古人用以象徵或暗示其朦朧方位、數理意識的［9］。
這樣將二者建立聯繫的方式，發展到後來，就是一種占卜的方式——把已知和未知通過一種簡單形式化的方式聯繫起來。由於上古文獻的缺乏，我們還不能夠找到這種方式初期的形態，但從現有的材料來看，至少在商周時期，這種占夢的方式就已經很普遍了［10］。《周禮·春官》有太卜之職，太卜“掌三夢之法，一曰致夢，二曰觭夢，三曰咸陟”（《太卜》），又《尚書·泰誓》有載：“‘朕夢協朕卜，襲於休祥，戎商必克。’則是武王之所以克商者，惟以不違卜故也。使其違卜，則獲罪於天而無所禱矣。故曰：‘予不順天，厥罪惟鉤。’以武王之聖德尚不敢廢上帝之命，而況小子乎？武王之克商既獲仁人，又加之夢卜之協，其天人之應，不期而同，所以遂克商而有天下。”
東周之前這種占夢的方式還集中掌握在王室手中，但是東周之後，占夢方式本身發生了分化，一種開始擴展到王室之外，不再是一種特權，而一旦占夢和民間接觸，便開始附加了其他成分，漸漸改變其面貌，直至具有了迷信的性質。另一種，雖然依然存在于王室貴族之間，但已經為政治所利用，占夢者話語權的爭奪成了一種鬥爭的手段。關於此點，我們可以從《左傳》中找到很多體現。《左傳》中多處描述到夢，而其中的大多數都涉及到政治鬥爭，如《左傳·昭公七年》“鄭人或夢伯有”一夢即是如此，伯有乃“穆公之胄，子良之孫，子耳之子，敝邑之卿”，是鄭國具有較大勢力的貴族，然而，襄公三十年，伯有死後，其宗族的勢力隨之下降，為了重新爭得勢力，便利用人們對夢的敬畏情緒，製造了一個“伯有現夢”的事件，結果“國人愈懼”，“子產立公孫泄，乃良止以扶之，乃止”，重新爭取到了勢力。這種以夢作為政治手段的現象在後世亦是非常常見的，此不予詳論。另外，需要特別提出的是，以《左傳》為代表的先秦典籍在敍述夢的時候，往往採用的是一種“做夢—占夢—驗夢”的敍事模式，先是敍述一個夢境，然後占卜斷夢吉凶，然後用實際發生的事件驗證占卜的結論。三、《莊子》“夢”內蘊的解析
1.定量分析。《莊子》三十三篇，其中涉及對夢及夢境描述有九篇十一處，而這十一處的夢，由於處於不同的篇章和不同的意義模組中，其類型和意義亦有所差別。
筆者將這十一處的夢分為四種類型：一、普通之夢，即沒有特別寄寓之夢，占全部10%。此類型僅《田子方》篇“文王假夢授政”一處，雖為虛造之夢，但在表現意義上，我們仍歸之為普通意義上的夢；二、情意妄想之夢，占全部45%；三、死生異物之間的“見夢”，即死生兩界、不同物類之間在夢中的交際、對話，占全部35%；四、“物化”之夢，僅《齊物論》篇“莊周夢蝶”一處，占全部10%。統觀全部，我們首先可以從比例上直觀看出，《莊子》的“夢”絕大部分是區別于一般意義上生理之夢，都寄寓了不同的意義。
2.定性分析。
我們來分析一下各種類型夢的性質。
由第一種類型的普通之夢，我們可以明顯看出其受當時占夢文化的影響［11］，走的是一條“夢—占夢”的老路。雖然，此處為“文王”假託之夢，但我們從其假託的動機上看，亦無非是想利用“大臣父兄”對“先君王”的崇拜，達到自己的政治意圖。關於此，前已論述，此不必重複。
第二種類型的夢，共有五篇涉及。《大宗師》篇：“古之真人，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刻意》篇：“故曰，聖人……其寢不夢，其覺無憂”，此兩篇意思一致。成玄英在注解《大宗師》的這段話時，疏曰：“夢者，情意妄想也。而真人無情慮，絕思想，故雖寢寐，寂泊而不夢，以至覺悟，常適而無憂也。”又其在解釋“其寐也魂交”（《齊物論》）時，說得更明確，“凡鄙之人，心靈馳躁，耽滯前境，無得暫停。故其夢寐也，魂神妄緣而交接。”說的是什麽意思呢？即有道之“真人”、“聖人”，摒棄了一般人對於是非、利害“耽滯”，以一顆“寂泊”虛靜之心處世，故能常適而無憂也”。所以，這裏的“夢”指的便是一種“凡鄙之人”的“情意妄想”。其意思等同於莊子所說的“坐馳”。理解了這些，對於第三處《天運》篇“師金”批評“夫子”的話就好解釋了。“今而夫子，亦取先王已陳芻狗，聚弟子遊居寢臥其下。故伐樹于宋，削蹟于衛，窮于商周，是非其夢邪？”用“已陳芻狗”比“夫子”謹守禮義，不曉變通，終招禍端。這裏所稱的“夢”不就是一種對於禮義的要求嗎？它實則暗含了莊子思想體系對於儒家禮義的超越。第四處《齊物論》“夢飲酒者，旦而哭泣；夢哭泣者，旦而田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又占其夢焉，覺而後知其夢也。且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而愚者自以為覺，竊竊然知之。君乎，牧乎，固哉！丘也與女，皆夢也！予謂女夢，亦夢也。是其言也，其名為弔詭。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郭象注曰：“夫死生之變，猶覺夢之異耳。”“夫大覺者，聖人也。大覺者乃知夫患慮在懷者皆未寤也。”這裏的“夢”指的是人為物情所惑，心懷患慮，而“覺”則是對此的超越。最後一處，《大宗師》篇，對於顏回怪異于孟孫氏之舉動，莊子假仲尼之口評論曰：“吾特與汝，其夢未覺者邪！”“不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其夢者乎？”成玄英疏曰：“夢是昏睡之時，覺是了知之日。仲尼、顏子，猶拘名教，為昏於大夢之中，不達死生，未嘗暫覺也。”這裏的“夢”與“覺”的意旨同於上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