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上述基本政策相一致的是，宋王朝派往蜀地的官员，大多“颇尚苛察，民有犯法者，虽细罪不能容”。而驻蜀宋军，本沾染唐末五代以来镇兵固有的骄悍恶习，又因轻取后蜀，“诸将愈益骄恣，日夜宴饮，不恤军务，纵部下掠子女、夺财货，蜀人苦之”（《续资治通鉴长编·乾德二年正月丁酉》。）。甚至有军校光天化日之下于街市持刀抢劫商人财物，或割民妻乳而杀之者。至于诸军杀降兵、扣粮饷更是屡屡发生。
在上述情况下，宋初的四川地区，不但一般人民群众饱受其苦，就是地主阶层，也受到了多方压制和勒迫，而不愿与新朝合作。故在宋初几十年间，蜀中一直动荡不宁，各地反抗斗争风起云涌、此伏彼起。据统计，从965年至1000年三十多年间，反宋武装斗争达二十起之多。在这些反抗斗争中，声势最大、持续时间最长、波及区域最广的，是全师雄领导的蜀兵起义和王小波、李顺领导的农民起义。全师雄起义主要因宋军将领克扣粮饷而爆发，王小波、李顺则由“贩茶失职”而举义。如果单独地看，这些起因都不算大。但是，由于它们都发生在社会矛盾非常尖锐，广大客户、旁户已难以继续生存下去的大背景下，于是，这两个并不算大的起因，却像点燃干柴的火星，引发了反抗起义。而起义的烈火一旦点燃，就迅速燃遍了全川。
虽然全师雄起义和王小波、李顺起义最后都失败了，但这两次起义都曾建立了政权，并势及两川，动摇甚至一度摧垮了宋王朝在川峡地区的统治，给宋王朝当权者以极大的震撼，迫使他们不得不重新审视四川的情势，作出相应的政策调整。这种认识有一个过程，其政策也随认识的变化而变化。全师雄起义后，宋王朝的措施并没有解决导致四川矛盾激化的主要问题，也就不能取得实质性的效果。直到王小波、李顺起义后，宋王朝才改变了宋初一味掠夺、压制的比较暴虐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怀之以柔；加上农民战争本身对社会一些方面的强制性调整，这才使得川峡地区自宋初尖锐的社会矛盾和普遍存在的对宋王朝仇视的情绪大大缓和，社会逐渐趋于安定，这为以后四川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一）全师雄起义
1起义的爆发
北宋乾德三年（965）三月，被宋王朝诏发赴阙的后蜀兵数万人，因宋军将领王全斌等克扣其由蜀至开封的粮饷和路费，平时又遇受宋军的虐待，怒而思乱，在行至绵州时，“劫属县以叛”。此时，原后蜀文州刺史全师雄遵命携家属赴开封拜谒新朝皇上，途经绵州，适逢其乱。全师雄藏匿民舍，被后蜀兵搜得，强推为帅。全师雄本无叛宋之意，但宋军前来招抚的马军都监朱光绪，却尽灭全师雄之族，纳其爱女，夺取财物。“师雄怒，复无归志”。全师雄以反抗宋朝、恢复后蜀为号召，所部号为“兴国军”。绵州周围州县亦闻风响应，很快众至十余万。
2起义的过程及失败
此后，全师雄率部攻克彭州，成都所属十县，皆起兵响应。于是，全师雄自称“兴蜀大王”，署节帅二十余人，分据要害。宋将王全斌遣崔彦进、高彦晖分路进讨，为全师雄所败，高彦晖战死。王全斌又派张廷翰等征讨，亦被全师雄击败，宋军只得退保成都。全师雄乘胜分兵据绵州、汉州，断剑阁之道，并准备攻取成都。此时，邛、蜀、眉、陵、简、雅、嘉、梓、果、遂、渝、资、罗、普、戎、荣等十七州及成都属县皆起兵反宋，蜀中鼎沸，反宋武装众至数十万。
困守成都的宋将王全斌等，担心成都城内尚未赴开封的后蜀降兵近三万人响应反宋武装，便将他们诱至夹城中，全部杀掉。消息传出，更激起蜀中群众的愤怒。
但是，全师雄起义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即各地反宋武装，往往各自为战，虽然声势很大，但却没有形成统一的领导，也就不能聚合成集中的力量，全力攻取成都。宋军因此而能够固守待援。而并不统一的反宋武装终于被强敌各个击破。
其后，宋军刘光义、曹彬先后败全师雄于新繁、郫县，解成都之危局。全师雄败走灌口寨。全师雄部将吕翰也在嘉州为宋军所败，退保雅州。乾德四年（966）正月，宋朝以丁德裕为西川都巡检使，率兵入蜀增援。6月，王全斌率军败全师雄于灌口寨，全师雄退守金堂。8月，宋军攻克雅州，吕翰为部下所杀，其他反宋武装亦相继被宋军所平定。全师雄至金堂后不久病死。继之为帅的谢行本据铜山，被宋军擒获。至此，历时一年多的全师雄起义失败了。宋军在镇压全师雄起义中先后共杀戮近十万人，其暴行在蜀中百姓心中埋下了仇恨的种子。
3全师雄起义的意义
全师雄起义的直接起因，是宋军平蜀将领的贪婪和暴虐。起义被镇压下去后，北宋统治者着重在这两个方面采取了措施，即整饬吏治，惩治贪污，禁止诸将在统一战争中滥杀滥抢。
乾德五年（967），赵匡胤下令查办王全斌等“克削士兵装钱，杀降致寇”之罪。经查实，王全斌等在平蜀后，“凡所取受隐没，共为钱六十四万四千八百余贯，而蜀宫珍宝及外府它藏不著籍者，又不与焉”。赵匡胤遂“令御史台集百官于朝堂，议全斌等罪”。最后决定将王全斌、崔彦进、王仁赡等贬官降职，赃物发还原主。而对清廉自洁的曹彬、沈义伦则予以晋升和奖励（《续资治通鉴长编·乾德五年正月辛丑》。）。此后，注重吏治、惩治赃吏成为宋初施政的一大特点。
在统一战争中，禁止诸将杀降掳掠。史载“自全斌平蜀多杀人，上每恨之”。开宝七年（974）十月赵匡胤令曹彬平江南时，曾反复叮嘱“切勿暴略生民，务广威信，使其归顺，不须急击”（《续资治通鉴长编·开宝七年七月十日丙戌》。）。曹彬深以为然，在战争中，“终欲降之，故每缓攻”。开宝八年十一月，曹彬攻金陵之前，用计迫使部将作出破城后“不妄杀一人”的保证。果然，攻下金陵后，宋军未妄杀降民（《续资治通鉴长编·开宝八年十一月》。）。此后，宋军在讨南汉、征北汉、平吴越的战争中，均未滥杀、滥抢，这减少了宋王朝统一全国的阻力，减轻了战争对社会经济文化的破坏。
（二）王小波、李顺起义
宋初以后四川人民反抗****的逶迤浪潮，终于在宋太宗淳化四年（993）汇聚成为惊天巨澜。该年二月，王小波、李顺等以“均贫富”为号召，在永康军青城县（今四川都江堰市境内）发动了宋代第一次大规模农民起义。
王小波、李顺都是永康军青城县味江人。李顺是王小波的妻弟。宋初四川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首先在永康军爆发，绝不是偶然的。
永康军属盆周山区，是客户、旁户特别多的地区，人民生活十分艰难，一直是四川阶级矛盾特别尖锐的地区之一。
青城山、味江一带，是四川著名的产茶区，广大农民主要以种茶、贩茶为生。北宋初年，统治者虽然对川茶没有禁榷，“听民自卖”，但科以重税，并由官府垄断同少数民族地区的茶叶贸易。官府向茶农派定茶叶数额，茶农必须按期如数交售，“敢藏及私卖者有罪”（《文献通考·征榷考》。）。定额茶叶、地租及茶税的沉重负担，使茶农终年幸劳仍难得温饱，甚至倾家荡产。很多茶农不得已，只得冒险犯禁，私自贩茶以图生存。王小波就是这样的茶农。因此，这一带也是禁、贩私茶斗争非常激烈的地区。北宋苏辙曾说，“大盗王小波、李顺等因贩茶失职，穷为剽窃”（《栾城集·论蜀茶五害状》。）。“贩茶失职”是说完不成官府的茶叶交售额而“失职”，即破产失业。虽然苏辙诬王小波、李顺为“大盗”，其造反为“剽窃”，但一个“穷”字，倒也道出了起义的缘由所在。
宋太宗淳化四年（993）二月的一天，王小波率贫苦的农民百余人起义，提出“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宋史·刘师道传》。）的口号，得到群众拥护，“旁户鸠集”（《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李顺之变》。），“贫者多来附”（《挥麈录后录》卷五。）。起义军很快众至万人，相继攻克青城、彭山等县。十二月，王小波在进攻蜀州原县（治今崇州市江原乡）时受重伤，不久牺牲。起义军随后在李顺领导下，先后攻占江原、蜀州、邛州、新津、汉州、彭州等地。淳化五年（994年）正月，李顺攻取成都，自称大蜀王，建立大蜀政权，改元应运，众至数十万。此后，起义军控制了北到绵州、东至三峡、南抵嘉州的大片地区。宋太宗急派王继恩率军分两路入川镇压。五月，宋军攻陷成都，李顺及部属三万余人被杀害（一说李顺化装逃亡，三十年后在广州为官府所捕杀）。余部分别在张余、王鸬鹚领导下继续战斗，一度有卷土重来之势。直至至道二年（996）五月，这次历时三年多、席卷川峡地区的大规模农民起义才最后失败。
王小波、李顺起义是宋代第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它对推动宋代社会的发展和以后农民战争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这次起义第一次提出“均贫富”的口号，表明农民革命不仅要求人身平等，而且要求经济平均，开始触及土地所有制的问题。因而“均贫富”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把中国农民战争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在起义过程中，许多贪官污吏和地主分子葬身于农民战争的烈火中，这对整个地主阶级产生了长久的震慑作用，使其有所畏惧和忌惮，不敢再像以前那样放肆地胡作非为。自此，“川陕（峡）选官多惮行”（《宋史·凌策传》。）。八十年后，王安石推引市易法，大臣冯京和神宗皇帝还以“曩时西川榷买实物，致王小波之乱”（《宋会要辑稿·食货》。），而担心再致民乱。
在这次起义中，农民的武装暴力，对土地所有制作了部分强制的调整，削弱了四川大地主的力量，抑制了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在此后的二百年间，四川的大地主所有制一直不发达。斗争使很多农民得到了土地，由佃农成为自耕农，客户的数量大大减少，农民的生存环境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这是四川能够安定并发展的重要原因。
这次起义，迫使宋王朝改善了在川峡地区的基本政策，即将以前所实行的以掠夺、压制为主的政策，改为整肃吏治、缓和矛盾为主的怀柔政策。
宋太宗在因王小波起义而下的罪己诏中，承认派任蜀中的“亲民之官，不以和惠为政；管榷之吏，惟用刻削为功”是导致起义的重要原因，表示要“改而更张，永鉴前弊”（《宋大诏令集·蜀盗平罪己诏》。）。因此，朝廷重视选拔较为清廉的官员入蜀主政。先后两次任四川最高行政长官的张咏，较好地领会并实施了这个基本政策。他在四川，整顿吏治，严肃法纪，施法注重宽严适当，鼓励士人参加科举考试。后又注意农桑，减轻徭役，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博得蜀人的好感和支持，使社会逐渐安定下来。
宋王朝还将宋初实行的养兵政策改为荒年募兵制度，在灾荒年募饥民为兵，避免其因陷入绝境而铤而走险。
此外，宋王朝还认识到要巩固在四川的统治，必须依靠和团结四川的地主势力，从而开始注意联合和任用四川的地主阶级和知识分子。而四川的地主阶级和知识分子也开始把自己的利益同北宋王朝联系在一起，改变了不乐仕进的态度，而积极入仕，加强了与朝廷的合作。
总之，通过王小波、李顺起义，使得宋初以来造成四川矛盾尖锐和社会动荡不安的主要因素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调整，此后，四川一直未爆发大规模的反宋武装斗争，这有利于四川社会的安定和经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