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继续推行重农政策的同时，大力鼓励商业的发展。隋唐政府为民营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制定了许多专门政策，用以保证民营手工业产品的顺利生产和交易。同时，为了更好地利用人力资源，隋唐政府鼓励独立手工业者与手工作坊相结合，利用独立手工业者的技术和经验，使生产技术与生产资金顺畅地组合在一起，创造出巨大的经济效益。隋唐政府鼓励家庭手工业发展的政策，使农民获得实际利益。家庭是封建经济的细胞，是一个完整的生产单位，家庭手工业的发展能使小农获得必要的生产资料，使这一经济细胞能实现经济运作上的良性循环：家庭手工业的发展能使小农拥有一定的生产资金，从而能购买到必要的生产资料，更好地实现社会再生产。
第二，专卖政策是隋唐商业繁荣的重要原因。隋唐专卖政策在历史上独具特色，实行的是一种间接专卖政策，即采用民制、官收、官卖的办法。尤其是制盐业，由政府在产盐区设立监院官吏，雇用一些游民及采盐者，从事采盐、制盐工作，所产之盐，均为政府收购，政府在买进的价格上加上榷价，再卖给盐商。这是一种官商分利的办法，在国家掌握总体经济局面的同时，利用商人的独立经营来部分代替官府的直接经济活动。这种方法避免了直接专卖中官收、官销的许多弊端，比如直接专卖将导致官僚机构的大量增长、政府行政不畅通等等。同时，这种方式将商人由重农抑商政策下打击的对象变成政府经济政策之实行的帮手，商人也获得实际经济利益，提高了商人经营的积极性。并且这种间接专卖政策不仅仅强调国家对经济的强制控制和对人民的榨取，它还被发展成扶植和辅助生产、流通的手段。专卖机构在征收专卖税时，还对生产的各个环节进行监督和指导。这样，不仅政府从专卖中获得巨额赋税收入，同时也有利于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但是隋唐专卖政策的弊端也很明显，一方面官府介入生产和流通领域，与商分利，这就使得所生产的产品的价格随之大幅度上升，损害了人民的利益。尤其盐业专卖政策，官府介入制盐业后，食盐价格大幅上涨，人民日常用盐十分紧张。另一方面，官府为监管制盐，设置许多机构，这就使得政府日常开支十分浩大，流弊极多。
四宋代特殊经济政策
四川具有特殊的自然环境和历史地位，其地四塞，江河纵横，与外界联系较为困难，形成了一个较为封闭和完整的经济区域。鉴于四川特殊的地理位置，重要的政治军事意义和经济地位，以及宋王朝灭蜀后蜀人对宋朝政权并不欣然归服，宋王朝为了安抚蜀人和稳定西南，对四川采取了特殊的治理政策，其所实施的一系列特殊经济政策，导致并加强了宋代四川经济显著的特殊性。
（一）特殊经济政策
宋王朝在四川实施了多种特殊治理方略，在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进行了特别的制度安排。这些特殊化政策，体现了宋王朝对四川地区易于形成割据势力的严加防范，同时也体现了宋王朝对四川地区的重视。宋王朝对四川经济特殊化政策主要表现在赋税制度、禁榷制度、货币制度、对牟利士人的特殊照顾等四个方面。
1赋税政策特殊化
四川在宋代远离京城，属于边远地区，为了安抚民心，以免在边远之地产生变乱，宋王朝统一四川后大力推行减税政策。淳化二年（991），因为四川赋税较轻，朝廷曾派遣监察御史张观按巡四川各地，欲增加四川的税收。张观进谏说，四川边远之地，民心难以安抚，如果因为增税引起变乱，则反而因小失大；况且四川离京师路途遥远，在四川所征收的粮食要运到京师，运费也会很高，从而使太宗打消了增赋的念头（《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十二。）。据《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记载，太宗时，四川除供正赋之外，只征绢三十万匹，布七十万匹，每匹折价三百文，而茶盐酒都没有征税。与当时的其他地方相比，四川的赋税是较轻的。
北宋中晚期以后，由于政府开支日益增长，政府税收也逐渐增加。这时因为承平日久，政府不再担心四川会生出变乱，反而因为四川是天府之地，经济状况十分繁盛而增加税收。据《宋史·食货志》记载，徽宗宣和三年（1121），有人谈及蜀民有因为赋税沉重而破产的。到了南宋，蜀地赋役更加沉重，《历代奏议》卷五十六记载，周南认为南宋时蜀地赋税较之宋太宗时增加了几十倍。到南宋末年，随着军费开支的剧增，四川的赋税又有增长。宋王朝对四川地区的赋税由北宋初年轻赋税（低于其他地区）到南宋重赋（高于其他地区）的转变，完成了从一种特殊到另一种特殊的转变。
2禁榷制度的特殊化
宋代的财政特点是重视征榷，正赋反而被视为次要。北宋初年，就已经开始在工商业领域全面推行禁榷制度，举凡茶、盐、酒、铁、矾、香药等大宗商品均加以禁榷，其实施范围遍及东南各地及北方、西北广大地区。这种依靠国家权力，强行攫取垄断暴利的做法，完全背离了工商业经营的基本原则，因此对商品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极大阻碍。
然而在四川地区，由于其当时特殊社会现状，四川地区的大宗商品经历了由“通商”到“禁榷”的变化。四川在北宋初年没有推行禁榷制度，而是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在茶法、盐法方面，其他各州郡茶、盐业都收归官营，禁止私人经营，四川地区则允许民间贩卖，但不能运出蜀境以外（《宋史·食货志》。）；在酒业方面，“川峡不榷酒，河北不禁盐”（《宋史·燕肃传》。）。可见四川的酒业也是允许民间酿造的。北宋前期不禁茶盐酒类的大宗品主要是出于政治目的。正如司马光所说，在夔州路，不禁茶、酒，主要是为了安抚边远地区的民心（《涑水纪闻》卷十五。）。
北宋熙宁年间，宋王朝经营西北边疆，用茶叶购买马匹。在毗邻的四川地区，禁止茶叶民营，设置茶场司统一购销，实行官买官卖的禁榷制。官府在四川行榷茶之后，导致市井商旅纷纷失业。南宋初年，政府一方面榷盐，另一方面榷酒。榷酒法的特点，在于把官府和买扑酒户所垄断独占的酿酒业，扩大为任何人只要纳钱就可经营酿酒业，以此来刺激酒业的发展保证酒课的增加。并且以此来革除官酿官卖的贪污谋私，经营腐败和买扑酒坊逃避酒课等弊病。
3货币政策特殊化
四川地区在地理上自成一体，社会生产和经济上也自成一个单元，尽管宋代四川与其他地区的商业往来很频繁，但就其水平来说仍是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区域市场，其货币制度因特有的社会经济状况及宋王朝特殊的货币政策而自成体系，形成了一个独立的货币区，其中最大的特点是专用铁钱。并最早发行纸币，其发行的货币，一般都只在川峡四路行使。
四川产铜较少，西汉以来就曾使用铁钱，五代孟蜀时期四川铜铁钱兼用。北宋统一四川后，政府一方面运走四川的铜钱而以铁钱交易，另一方面又禁止铜钱入川，这一政策与北宋在平灭其他各国后实行的以铜钱统一货币的政策是完全不同的，使得四川地区的货币流通迅速发生了变化，此前以铜钱为主、铁钱为辅的铜铁钱并行状况很快就朝着专行铁钱的方向演进。于是四川地区开始逐步形成铁钱区。开宝三年（970）宋王朝又下诏命雅州百丈县设置监官，专铸铁钱，并禁止铜钱入川，这样一种增铸铁钱与禁止铜钱入川交相并促的政策就使得四川地区最终成为铁钱的流通区。其后宋王朝曾数次试图铸铜钱投入流通，但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以至宋代四川长期存在铁钱区。宋代四川铁钱区的形成既是政府干预的结果，同时也有社会经济以及资源状况和地理环境等方面的原因。
因四川商品贸易的日益增多，铁钱又不便于交换，故在四川地区最早产生了纸币，据记载，宋代四川流通铁钱，小钱每贯重六十五斤，折合成大钱每贯重十二斤，买卖流通时很不方便（《宋朝事实·财用》。）。对此吕祖谦就曾明确地说蜀地当时纸币逐渐流行，是因为用铁钱不便于携带（《历代制度详说》卷七。）。交子的产生得到了宋王朝的认可，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设置益州交子务，天圣二年宋王朝正式在四川发行第一届官交子。这一政策使得交子发行流通、兑对有了法律支持，使得四川地区交子得以正常流通，这是宋王朝适应经济发展客观要求而实行的一种特殊货币政策。
关于纸币在四川产生的原因和条件，贾大泉认为：“宋代四川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繁荣已经达到需要大额纸币的水平，才是纸币产生的最本质原因和决定性的条件。加上宋代四川行使铁钱，官方又不发放交引等信用票据，货币流通中的矛盾更为尖锐；以及宋代四川高度发达的造纸印刷技术为印造纸币创造了条件和金融信用事业发达等等因素，从而促成了四川成为我国和世界纸币的发源地。”（贾大泉：《宋代四川纸币》，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
4士人经商特殊化
关于宋代四川的商人，有学者已从宋代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特定的地域地理环境来揭示了宋代四川商人的产生发展，贾大泉从“大批自产自销的商品生产者的出现”，“专业商人队伍的壮大”，“士大夫和官僚兼营商业的人数普遍增多”，“官营商业队伍的膨胀”（贾大泉：《宋代四川经济述论》，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四个方面作了分析说明。林文勋的《宋代四川商品经济史研究》一书从特殊的地理环境分析了四川商人的产生发展，在此不再赘述，这里只对宋代四川士人的特殊牟利行为及宋王朝对此的特殊照顾略作探讨。宋代士人经商是当时社会的一道独特风景。赵宋政权稳固后，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变化，传统士人阶层的生活方式也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改变，士多出于商人家庭，以至士与商的界限日渐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