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让徐州”，是《三国演义》中一段感人至深的情节。然而史书所记载的陶谦，压根不是什么忠厚长者，所作所为甚至近乎匪类。他成了读者今天看到的这个样子，完全是沾了刘备的光。
《三国演义》中的刘皇叔，深仁厚德，待人以诚，所到之处，不仅老百姓竭诚拥戴，就是各路诸侯，也无不倾心结交，有的人甚至推位相让。陶谦“三让徐州”就是一个十分感人的例子。
其实，这个故事同史实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
“三让徐州”的缘起是曹操之父曹嵩一家的被杀。《演义》说，曹操得势之后，派人前往琅琊郡接父亲一家来兖州供养。一行人路过徐州，为人温厚纯笃的徐州牧陶谦，一向打算与曹操“拉关系”。此时贵客过境，岂肯怠慢。除了殷勤挽留、大张宴席之外，还特意派部下都尉张闿带领五百人马护送。张闿本是绿林出身，贼性未改，在路上见财起意，杀死曹嵩一家，抢掠了财物后逃之夭夭。曹操恸怒之余，起兵杀奔徐州，为父报仇，于是引出了“三让徐州”一幕戏。
曹嵩无辜被害，引起曹操讨伐陶谦，确是真实的历史。但《演义》所说的陶谦“好心反遭恶报”却是一桩疑案。
曹嵩一家到底是怎样被害的，史书有几种说法。
《资治通鉴》说，曹操派泰山太守应劭前往琅琊接取曹嵩，路过陶谦的防区，陶谦的士兵见曹嵩的财物众多（辎重一百余车），起了歹心，在华县和费县之间袭杀了曹嵩一家，这事陶谦事先是否知道，《通鉴》没有明说。
《三国志·武帝纪》则说，陶谦设谋，派部下前往琅琊，杀死了曹嵩一家，所以曹操起兵复仇。
裴松之在为《三国志·武帝纪》作注时，在这条记载后引了两条材料，内容相互矛盾。
一条见于《世语》，说的是曹嵩住在泰山华县，曹操派泰山太守应劭接他到兖州，应劭的人还没有到，陶谦已密遣大队人马前去捕杀。曹嵩的家人以为来人是应劭的部下，毫不防备。陶谦部下冲进曹家大开杀戒，曹操的幼弟曹德被杀于门口，曹嵩和他的小老婆被杀于厕所中。
另一条见于韦曜的《吴书》，说曹操派人接养父亲，行李辎重共百余辆车，路过徐州，陶谦派部将张闿率二百骑兵护送。张闿在华县和费县之间杀死曹嵩，劫取财物，逃奔淮南。
很明显，《演义》正是采用了《吴书》的说法，认为陶谦是好心反遭恶报，代人受过。
那么，上面的几条记载孰是孰非呢？
让我们首先看一看陶谦是个什么样的人。《演义》中的陶谦，完全是温厚纯朴的忠厚长者，决不可能干杀人越货的勾当。但史书记载的陶谦，却是另外一副面孔。据《三国志·陶谦传》记载，陶谦当了徐州牧之后，信用谗邪奸佞之辈，疏远忠直之士，“刑政失和，良善多被其害”，把一个人口繁盛、谷米丰登的徐州搞得一团槽。当时，下邳（属徐州）地方有个阙宣，自称天子，聚众劫掠。作为一州长官的陶谦，居然伙同此人，四处抢劫，后来又以阴谋手段杀掉阙宣，收编了他的部下。陶谦的行为，已近乎匪类。像他这样的人，是完全干得出杀曹嵩、抢财物的勾当的。
有人可能会想，曹操势力那么强大，陶谦杀他的父亲，不是自取灭亡吗？答案很简单，当时的曹操，正处于羽毛未丰的创业阶段，陶谦完全可以同他相抗，谈不上以卵击石。
曹嵩被杀，是汉献帝初平四年（193）的事，这时的曹操，仅占有兖州一城，力量与当时割据中原的大小军阀不相上下。而陶谦所据的徐州，从地域、人力、财力各方面都超过了他。据史书记载，曹操起兵讨伐陶谦，曾经“期以必死”，还给家人交待了遗嘱说：“我若不还，你们可以去投奔张邈。”可见他当时并无必胜的把握。至于曹操的强盛，是好几年以后的事情了。
所以，从陶谦的为人，他对部下的管教、治理，以及他同曹操的力量对比等方面来看，他主动设谋或听任部下杀害曹嵩，劫掠财物，都在情理之中，这就说明了为什么史书记载的材料大多数都是不利于陶谦的。可以说，陶谦之受到曹操的讨伐，并不是什么“好心反遭恶报”，而应当是咎由自取。同时，还使数以万计的无辜百姓受到残暴的曹操的杀戮。
那么，为什么《演义》的作者要违背史实，把昏暴乖戾的陶谦变成“温厚纯笃”的仁人君子呢？理由很简单，因为陶谦遭到曹操进攻时，刘备前去救援，并且得到他的赏识。《演义》既然把刘备写成“深仁厚德”的君子，那么他所援救的人也应当是个忠厚长者，方才能够与刘备相称。如果让刘备去援救一个纵容部下杀人越货的昏暴军阀，那么四海敬仰的刘皇叔岂不成了不明是非之徒？这就根本违背了《演义》的基本宗旨——“尊刘抑曹”。因此，《演义》中的陶谦成为一个正面人物，完全是沾了刘备的光。
据史书记载，刘备援救徐州时，部下只有千余名士兵和少量乌丸骑兵，路上又裹胁了几千饥民。到徐州之后，陶谦很赏识他，拨了四千骑兵到他名下，于是，刘备离开他的上司青州刺史田楷，靠上了陶谦这株大树。陶谦上表朝廷，任刘备为豫州刺史，屯驻小沛。从此，刘备又有了“刘豫州”这一称号。
不过，陶谦在活着的时候，从来就没有过“让徐州”的举动，只是在临死时说过：“非刘备不能安此州也。”《演义》就凭这句话，编造了一出动人的“三让徐州”。《演义》写道，陶谦出于公心，虽然自己有两个亲儿子，但因为他们均不成器，所以根本没有考虑让他们继任徐州牧。刘备率军援救徐州，进城不久，陶谦慧眼识才，“见玄德仪表轩昂，语言豁达，心中大喜，便命糜竺取徐州牌印，让与玄德”。无奈刘备坚辞不受。徐州解围以后，陶谦又举行盛大宴会，当众苦劝刘备接受徐州，‘推让再三，玄德只是不受”。陶谦不愿失去这位英雄，只得退而求其次，恳请刘备屯驻小沛，以保徐州，刘备这才接受下来。后来，陶谦病危，再一次恳求刘备，刘备仍然推托不就。陶谦死后次日，徐州百姓自动聚集府前哭拜，希望得到他的保护，兔遭曹操荼毒。这时，刘备出于对百姓的爱护，才不得已“权领徐州事”，接替了陶谦的职位。
据史书记载，陶谦死后，本州大户麋竺就率州人奉请刘备接任徐州牧，刘备开始表示‘未敢当”。不过这仅仅是个姿态，因为当时的徐州幅员辽阔，所属郡县很多，本地官员、士绅大户也许有人并不服他，出于策略的考虑，先以退为进，推辞一下，可以试探人心。不久，本州的头面人物麋竺、陈登、孔融等人都出面讲话，坚决支持他，刘备见时机成熟，便改变态度，坦然接受了徐州。但是，《演义》中的刘备，却被写成了一个“深明大义”的君子，他认为救援陶谦是仗义之举，不应该因此谋取任何私利，如果接受了徐州牌印，就是不义之举。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谢绝了陶谦的一片至诚之意，其言行已经使人感到矫饰造作，不近人情。以至于毛宗岗读到这里，两次提笔批道：“真耶？假耶？”倾心推崇刘备的毛夫子尚且如此，一般读者心中作何感想，更是可想而知。
真理到谬误只相差一步之遥。《演义》作者对刘备的所谓仁义道德，经常夸张到了离谱的程度，结果适得其反。作者精心塑造的这个“仁君”的形象，在读者的心目中，反而成了虚情假意、口是心非的伪君子。这样的效果，大概是作者始料不及的吧。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批评《演义》“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可谓一语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