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二十二点他才回到公寓。二十三点三十分停电熄灯。他走进厨房，喝了将近一茶杯胜利牌杜松子酒。然后他走到凹进去的那张桌边坐下，从抽屉里拿出日记本，但没有立刻打开。电幕里，一个女人正粗声粗气地唱着一首爱国歌曲。他坐在那里，看着本子的大理石花纹封面，无法把那个声音赶出自己的意识。
他们总是晚上来抓你，总是晚上。最合适的做法就是在他们抓住你之前自杀。有些人肯定这样做过。很多失踪的人其实都自杀了。可是，在这个根本搞不到武器，也搞不到任何速效毒药的世界里，自杀需要极大的勇气。他吃惊地想到，痛苦和恐惧在生理上是那么没用，身体恰恰在需要奋力一搏的时刻不能动弹，背叛了自己。只要他行动迅速，就能让那个黑发姑娘闭上嘴。可是正因为极度恐惧，他失去了行动能力。他突然想到，在危急关头，人的对手不是外在的敌人，而是自己的身体。即使现在，虽然喝了杜松子酒，肚子里的隐痛还是使他无法连续思考。他感到，所有看起来英雄或者悲壮的事情都是如此。在战场上，在审讯室里，在正在下沉的船上，你为之奋斗的东西总是被遗忘了，而身体膨胀起来，充满了整个宇宙，即使你没有被吓倒，或者痛得尖叫，生活中的每一刻你都在与饥饿、寒冷、或者失眠搏斗，与胃酸或者牙疼搏斗。
他打开日记本。他一定要写点什么，这很重要。电幕里的女人又唱了一首新歌。她的声音像碎玻璃一样扎在他的脑子里。他试着想奥伯良，这本日记正是为他而写的，是写给他的，可是，他却开始想象他被思想警察带走之后会发生什么。如果他们立刻杀了你，那倒没什么。本来你就盼着去死。可是在死前（没人说起过这种事，但是人人都知道）照例必须要招供：趴在地上求饶，骨头被打断，牙齿被打掉，头发都被血粘住。为什么还要忍受这一切，既然结果总是一个样？为什么不能缩短几天或者几个星期的生命？从没有人逃过侦查，也从没有人不招供。一旦犯下了思想犯罪，总有一天你一定会死。那么，既然恐惧改变不了什么，为什么还要让它嵌在未来的时间里呢？
他又试着想起奥伯良，这次比刚才成功一些。“我们会在没有黑暗的地方相见。”奥伯良对他说过。他知道那是什么意思，或者自以为知道。没有黑暗的地方就是想象中的未来，人们永远也见不到，但是通过预知，可以神秘地分享。但是，电幕里的声音鼓噪个不停，他无法继续想下去。他拿起一支烟放进嘴里。一半烟丝立刻掉在他的舌头上，这是一种发苦的粉末，很难吐干净。老大哥的脸又在他的脑海中出现，代替了奥伯良的脸。与几天前一样，他从口袋里摸出一枚硬币看了一会儿。那张脸凝视着他，严肃、冷静、保护着你。可是，藏在那黑色的胡须后面的是什么样的微笑啊？那几句话像沉重的丧钟一样在他心里响起：
战争就是和平
自由就是奴役
无知就是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