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在说彩票。温斯顿走出三十米后又回头看了一眼。他们还在争吵，那几张脸活生生的，充满了激情。每周都开出大奖的彩票是无产者们非常关注的公共事务。可能有数百万的无产者把彩票当作他们活下去的主要理由，如果不是唯一理由的话。那是他们的快乐、他们的愚蠢、他们排解苦闷的良药、他们的精神兴奋剂。一说到彩票，连识字不多的人都会精于复杂的运算，拥有惊人的记忆力。有一大帮人靠卖下注方法、预测和幸运护身符为生。温斯顿和经营彩票没有任何关系，那是富足部的事，但他知道（其实，党内的每一个人都知道）那些奖基本上是虚构的。只有小额奖金才会支付，中大奖的都是不存在的人。由于大洋国的各个地区之间没有任何实际的来往，这一点很容易办到。
可是如果有希望，希望在无产者身上。你必须坚信这一点。这句话听起来很有道理：可是当你看见人行道上与你擦肩而过的人的时候，这就成了一个信仰问题。他转弯走上了一段下坡路。他感到曾经来过这儿，前面不远就有一条大路。从前面的某个地方传来了一阵喧嚣。这条路突然转了一个弯，变成了一段台阶，下到一条小巷里，几个小贩正在卖蔫巴巴的蔬菜。这时，温斯顿想起了这个地方。这条小巷通向大街，在下一个转弯处，不到五分钟的路程，就是他买那本用来写日记的空白笔记本的旧货店。在离那里不远的一个小文具店里，他买了一只笔杆和一瓶墨水。
他在台阶顶端停了一会儿。小巷的另一头有一家肮脏的小酒吧，窗户好像用磨砂玻璃做的，其实是蒙上了一层灰尘。一个很老的老头推开弹簧门走了进去，他的背虽然驼了，行动还很麻利，雪白的胡子往前奓着好像虾的胡须。温斯顿看见他突然想到，这个至少八十岁的老人在革命发生时已经人到中年了。他这样的人是现存的与消失的资本主义世界的最后联系。在党内，革命之前就已形成自己思想的人已经没有多少了。老一辈大多在五六十年代的大清洗中被消灭，幸存的几个也早已被吓得在思想上完全屈服了。如果还有任何活着的人能告诉你这个世纪上半叶的真实情况，就只有无产者了。突然，他从历史书上抄下来写在日记里的那段话又浮现在他的脑海中，一个疯狂的冲动一下子抓住了他。他要走进酒吧，强行与那个老头搭讪，并且问个究竟。他要问他：“告诉我你小时候的事。那时的生活怎么样？比现在好还是比现在坏？”
他迅速走下台阶，穿过狭窄的街道，恐怕自己一耽搁就会害怕。当然了，这样做简直是发疯。照例没有任何明确的规定禁止和无产者说话或者光顾他们的酒吧，但这样做太不寻常了，很容易招人注意。如果被巡逻队发现，他就说自己快要晕倒了，要找个地方歇一歇，不过他们不可能相信。他推开门，一股恶心的酸啤酒味儿迎面扑来。他一进门，室内聒噪的音量就降低了一半。他感到背后每一双眼睛都在盯着他的蓝色工装裤。酒吧另一头掷飞镖的人也停了足足三十秒。在他前面进来的那个老头站在吧台前，与一个大块头、鹰钩鼻、手臂粗壮的年轻招待争吵。一群人正拿着酒杯围观。
“我问得够客气的了，不是吗？”那个老头好斗地挺起肩膀说，“你竟然说这个该死的老酒馆里没有一品脱的杯子？”
“品脱到底是什么东西？”那个招待用手指按着柜台，身体前倾着说。
“看看他！自己是招待竟然还不知道一品脱是什么！告诉你，一品脱就是半夸脱，四夸脱等于一加仑。看来我得从头教你。”
“没听说过，”招待不耐烦地说，“要么一升，要么半升——我们就这么卖。杯子在你面前的架子上。”
“我要一品脱，”老头坚持着，“你给我倒一品脱还不容易？我年轻的时候，从来不论升卖。”
“你年轻的时候我们都还住在树上呢。”招待看了一眼其他顾客说。
酒吧里一阵哄笑，温斯顿进来造成的不安似乎也消失了。老头长满白胡子的脸涨红了。他转身嘀嘀咕咕地想走，却一头撞在温斯顿身上。温斯顿轻轻地抓住了他的胳膊。
“我能请你喝一杯吗？”他说。
“你是个绅士，”老头又一次挺起肩膀说。他似乎没有注意到温斯顿的蓝色工装裤。“一品脱！”他挑衅似的对招待说，“一品脱啤酒。”
招待把两个厚玻璃杯在柜台下的桶里涮了涮，倒上了两杯半升的深棕色啤酒。啤酒是无产者的酒吧里唯一的饮料。无产者不允许喝杜松子酒，虽然，实际上他们很容易搞到。掷飞镖的人又玩了起来，吧台旁的一群人开始谈起彩票。温斯顿的存在一时被忘记了。窗前有一张松木桌子，他和老头在那里谈话不会被人听见。这非常危险，但无论如何屋里没有电幕，这一点他一进来就确定了。
“他满可以给我倒一品脱，”老头坐下后嘟嘟囔囔地说，“半升不够。不过瘾。一升又太多了。那会让我的膀胱憋得难受。再说价钱也贵。”
“从年轻的时候起，你一定经历了很多事情吧？”温斯顿试探地说。
老头的灰蓝色眼睛从飞镖板移到吧台，又从吧台移到厕所的门上，好像所有的变化都发生在这间酒吧里似的。
“过去的啤酒更好喝，”他终于说，“也更便宜！我年轻的时候，淡啤酒卖四便士一品脱，我们叫它‘瓦洛普’。当然，那是在战前了。”
“哪一次战争？”温斯顿说。
“一直都有战争，”老头含糊地说。他拿起酒杯，再次挺直了肩膀，“祝你健康！”
他瘦瘦的喉咙里那尖尖的喉结迅速地上下动了一动，啤酒便消失了。温斯顿走到吧台前又拿来了两杯半升的啤酒。老头看来忘记了对于喝一升啤酒的偏见。
“你比我年纪大得多，”温斯顿说，“在我出生以前你已经成年了。你记得过去的日子，革命以前的日子。我这个年纪的人对那时候的事情一无所知。我们只在书上读到过，而书上说的不一定是真的。我想知道你怎么看。历史书上说，革命以前的生活和今天完全不同。那时有极为恐怖的压迫、不公和贫穷——恐怖得超出我们的想象。在伦敦，大批人一生从来吃不饱肚子。其中有一半的人没有鞋穿。他们每天工作十二小时，九岁就不再上学，十个人住一间房间。同时，有极少数有钱有势的人，大约几千人，叫做资本主义者。他们拥有一切可以拥有的东西。他们住在漂亮的大房子里，用着三十个仆人，坐小汽车或者四匹马拉的马车，喝香槟酒，戴大礼帽……”
老头的脸色突然一亮。
“大礼帽！”他说，“真有意思，你竟然提到了这个。昨天我还想到它呢，不知为什么。我在想，我有好多年没有看见过一顶大礼帽了。它们全都消失了。我最后一次戴它是在我嫂子的葬礼上，不过那是五十年前的事了。当然，那是为了参加葬礼特意租的，你知道吗？”
“大礼帽并不重要，”温斯顿耐心地说，“关键是这些资本主义者——还有一帮律师和教士等靠他们生存的人——是世界的主宰。一切都是为他们的利益而存在。而你们——老百姓、工人——是他们的奴隶。他们可以对你们为所欲为。他们可以把你们像牛一样卖到加拿大去。他们只要愿意，就可以跟你们的女儿睡觉。他们可以用一种叫九尾鞭的东西打你们。你们经过他们面前一定要脱帽。每个资本主义者都带着一帮走狗……”
老头的脸色又一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