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刚想说“除了无产者”，但是忍住了，他吃不准这句话是不是有点非正统。可塞姆料到了他想说什么。
“无产者不是人类，”他随口说，“到了2050年——也许更早——将没有人真正理解旧话。所有历史文献将被销毁。乔叟、莎士比亚、弥尔顿、拜伦——他们将只存在于新话的版本中，不仅变成了完全不同的东西，而且实际上变成了与他们先前完全相反的东西。连党的文献都要修改。甚至口号也会改变。如果连自由的概念都已废除了，怎么能说‘自由就是奴役’？整个思想环境将大为改观。事实上，将没有我们现在所理解的思想。正统意味着不思考——不需要思考。正统就是无意识。”
温斯顿突然确定无疑地想到，总有一天，塞姆会被蒸发。他太聪明了。他看得太清楚，说得太直白。党不喜欢这样的人。总有一天他会消失。他的命运就写在他的脸上。
温斯顿吃完了面包和奶酪。他侧了侧身子，开始喝咖啡。在他左边的桌上，那个声音刺耳的男人还在不依不饶地说着。一个年轻的女人背对着温斯顿在听他说，也许是他的秘书，不管他说什么，那个女人都急忙同意。温斯顿时不时地听见一个年轻但是愚蠢的女人声音说：“你说得真对。我完全同意。”但那个男人一刻不停地说，连那个姑娘说话的时候也不停下来。温斯顿见过那个男人，但除了知道他在小说处担任重要职务之外，对他一无所知。他大约三十来岁，喉结很大，嘴巴又大又灵活。他的头有点向后仰，由于他坐的角度，眼镜刚好反光，温斯顿看不见他的眼睛，只看见两片空白的镜片。有点可怕的是，从他嘴里吐出的那一串音中几乎一个词也听不清。温斯顿只听出了一个短语——“彻底地最终消灭哥德斯坦主义”，这个短语迅速地从他嘴里吐出来，听起来好像一个词，仿佛一行铸成一整块的铅字。其余的话全都是聒噪的噪音。然而，虽然听不清他在说什么，你对他的话的本质不会有任何怀疑。他可能在声讨哥德斯坦，要求对思想罪犯和破坏分子采取更严厉的措施，他可能在强烈谴责欧亚国军队的暴行，他可能在赞颂老大哥和马拉巴前线的英雄——这都没有什么分别。不管他说什么，可以肯定他说的每一个字都纯粹正统，纯粹英社。温斯顿看见，在那张没有眼睛的脸上，下颚却在迅速地上下运动，他突然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好像那不是人，而是一个木偶。说话的不是他的大脑，而是他的喉咙。从他嘴里流出来的东西确实是由单词组成的，但却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话：而是在无意识状态中发出的噪音，好像鸭子呱呱叫一样。
塞姆沉默了一会儿，用勺子把在那一摊炖菜中划来划去。隔壁桌上的那个声音还在呱呱呱地飞快地说着，虽然周围很吵，还是很容易听见。
“新话中有一个词，”塞姆说，“不知你知不知道，叫做：鸭话，也就是像鸭子一样呱呱叫。这个词很有趣，它有两个互相矛盾的意义。用在敌人身上是侮辱；用在你赞同的人身上是夸奖。”
塞姆肯定会被蒸发，温斯顿又想。想起这个他有点难过，虽然明知道塞姆瞧不起他，不太喜欢他，而且如果有必要的话，完全有能力把他当作思想罪犯揭发出来。塞姆身上有一些微妙的地方不太对劲。他缺少某些东西：谨慎、超脱，和某种可以隐藏其锋芒的愚蠢。不能说他不正统。他相信英社的原则，崇敬老大哥，欢庆胜利，仇恨异己，他不仅忠诚，而且有不灭的热情和最新的信息，这是普通党员无法相比的。然而，他总是隐隐地给人一种靠不住的感觉。他说了不该说的话，看了太多书，经常出入画家和音乐家盘桓的栗子树咖啡馆。没有法律——甚至没有任何不成文的法律——禁止人们出入栗子树咖啡馆，可是不知为什么，这个地方不太吉利。党的那些名声扫地的老领导人，在最终被清洗前曾经在那里集会。据说，几年前、几十年前，哥德斯坦也去过那儿。塞姆的命运不难预见。然而，如果塞姆抓住了温斯顿的秘密观点的实质，哪怕只有三秒钟，塞姆也会立即把他交给思想警察，这是事实。遇到这种事，别人也会这样做，但塞姆比别人更加可能。热情是不够的。正统就是无意识。
塞姆抬起头。“帕森斯来了。”他说。
他的口气好像在说：“那个傻瓜。”帕森斯，温斯顿在胜利大厦的邻居，正挤身穿过餐厅，他又矮又胖，个头中等，一头金发，脸长得像个青蛙。他刚三十五岁，脖子和腰上就长出了一圈一圈的肥肉，但是他行动敏捷，像个年轻人。他的整个长相像个大块头的小男孩，虽然穿着标准工装裤，却总是让人想起他穿着小小间谍队的蓝短裤、灰衬衫、戴着红领巾的样子。一想到他，人们眼中就出现了一个膝盖胖得出了小窝窝的男孩，卷起袖子，露出胖鼓鼓的胳膊。事实上，每当进行集体郊游或者别的体育活动的时候，帕森斯就找到了理由，无一例外地又穿上短裤。他轻快地同他们打着招呼：“你好，你好！”然后在桌旁坐下，带来一股浓重的汗味儿。他粉红的脸上满是汗珠。他真能出汗。在社区中心，只要看到乒乓球拍的把湿漉漉的，就知道他准是刚打过球。塞姆拿出了一张纸条，上面写满了一长列单词，他手里拿着一支墨水铅笔研究了起来。
“你瞧他，午饭时间还工作，”帕森斯用胳膊碰了碰温斯顿说，“真积极，啊？你在看什么呢，老弟？我猜我是看不懂这么深奥的东西。史密斯，老弟，知道我为什么要找你吗？你忘了捐款了。”
“什么捐款？”温斯顿说，他的手已经自动地在口袋里摸钱了。每个人收入的大约四分之一都要专门用来交自愿捐款，捐款的名目多得让人记不住。
“为了仇恨周。你知道——每家每户都要捐款。我是我们这个街区的会计。我们要全力以赴，大干一场。我告诉你，如果胜利大厦插的旗子不是整条街上最多的，那可不是我的错。你答应过捐两块钱。”
温斯顿找出了两张皱巴巴脏兮兮的钞票，递给了他，帕森斯用没文化的人特有的工工整整的字体，在一个小本子上记了一笔。
“顺便说一句，老弟，”他说，“听说我那个小兔崽子昨天用弹弓打了你。为这个我好好教训了他一顿。事实上，我告诉他，他要是下次再敢，我就没收他的弹弓。”
“我想他只是因为不能去看绞刑而有点不高兴，”温斯顿说。
“啊，是啊，没错，这种精神是对的，不是吗？他们俩都是淘气的小兔崽子，但说到态度积极真是没话说！他们脑子里只有小小间谍队，当然还有战争。我的小女儿上星期六跟着队伍去波肯斯戴德郊游，你知道她干了什么吗？她带着另外两个女孩溜出了队伍，花了一个下午跟踪一个奇怪的男人。她们跟了他两个小时，一直穿过了树林，到阿莫斯汉姆的时候，把他交给了巡逻队。”
“她们为什么要这么做？”温斯顿有点吃惊地说。
帕森斯得意洋洋地继续说道：“我女儿肯定他是敌人的特务——比如乘降落伞空降的那种。但这才是关键，老弟。你知道是什么使她一开始就对他起了疑心吗？她发现他穿了一双滑稽的鞋——她说她从没见过有人穿那样的鞋。所以他很可能是外国人。七岁的孩子能想到这个真了不起，是不是？”
“那个人后来怎么样了？”温斯顿说。
“啊，那我当然就不知道了。但我一点也不会奇怪，如果——”帕森斯作了一个瞄准的手势，然后用舌头发出了一声开枪的声音。
“很好。”塞姆心不在焉地说，他的眼睛还盯着纸条，头也没抬。
“我们当然不能麻痹大意。”温斯顿很有责任感地说。
“没错，现在是战争时期。”帕森斯说。
好像为了证实这句话，他们头顶上的电幕传来了一声小号声。然而，这次传来的不是军事捷报，只是富足部的一条公告。
“同志们！”一个热切年轻的声音说，“请注意，同志们！我们给你们带来了好消息。我们在生产上打了个大胜仗。所有类别的消费品产量报告表明，今年的生活质量比去年提高了至少20%。今天早晨，大洋国各地掀起了抑制不住的自发游行，工人们走出工厂和办公室，举着标语走过街道，述说着对老大哥的感激之情，正是在他的英明领导之下，我们才有了幸福的新生活。以下是一些完成的产值。食品……”
“我们的幸福新生活”这句话重复了好几次。这是富足部近来最爱用的一句话。帕森斯的注意力被小号声抓住了，他张着大嘴一脸严肃地听着，一种既深受启发又倍感无聊的表情。他听不懂那些数字，但他知道，这些数字在某种意义上应该是令人满意的。他费力地掏出一个又大又脏的烟斗，里面已经有一半烧焦的烟丝。就凭每周一百克的烟草供应量，烟斗很少能盛满。温斯顿抽着一支胜利牌香烟，他小心地把烟平举着，不让烟丝掉下来。新的定量明天才发，而他只剩下四支烟了。此刻，他正在滤掉远处的各种噪音，专心听电幕中的声音。看起来，有的游行甚至是为了感谢老大哥将巧克力定量提高到了每周二十克。他想起来，昨天刚刚宣布将巧克力定量降低到每周二十克。才过了二十四小时，人们会接受吗？是的，他们接受了。帕森斯带着动物般的愚蠢很容易就接受了。坐在隔壁桌上的那个没有眼睛的家伙狂热地、热情地接受了，谁要提起上周的定量是三十克，他就要愤怒地找出他、谴责他、蒸发他。塞姆也接受了——以某种复杂的方式，也许用上了双重思想——塞姆接受了。那么，他是唯一拥有记忆的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