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探求人生和宇宙的“真实”，还涉及主体的认识活动、对象、内容、形式、方法和标准等认识论问题。首先，佛教认为对于“真实”的认识并不是一般的思维活动（佛教称一般的思维活动为“识”、“了别”）所能达到的，不是一般人的聪明智慧所能获得的，只有佛教的特殊智慧（也称为“般若”）才能真正认识“真实”。也就是说，所谓对“真实”的认识就是“智慧”，就是“般若”。但是，佛教又认为，佛教智慧也不是脱离一般思维活动的特殊的心理活动，而是把一般思维活动加以精练并进一步升华的“高级”认识。这样就产生了佛教“般若”智慧与一般认识活动的关系问题。其次，人们的思维活动进行到一定阶段必然形成概念，概念具有分别事物的作用。哲学上的概念，佛教称为“名言”。对于概念，有的佛教流派认为是实在的，有的则认为是虚假的，即所谓假名。也有的认为有些概念是“戏论”，即对佛教道德实践起有害作用的概念。这又涉及概念的构成、性质、意义和价值等一系列理论问题。再次，关于人们如何把握、体证人生和宇宙的真实，有的佛教学者主张“渐悟”，认为一个人的烦恼、障碍很多，必须经过逐渐的甚至累世的修行，才能证悟。有的佛教学者则主张“顿悟”，认为对“真理”是顿然觉悟，悟是一切悟。这是关乎认识的步骤、形式等的重大理论问题。还有，怎样知道某种认识是真实可靠的？为什么说是真实可靠的？怎样知道某种认识是错误和不可靠的？为什么说是错误和不可靠的？这种区分又有什么根据？这又涉及认识标准与论证形式等认识论和逻辑学问题。
佛教探求人生的“真实”，归根到底是为了说明人为什么能成佛和如何成佛的问题。这就必然要探讨人有否成佛的内在根据（“佛性”），人的本性是善是恶等问题。也就是说，人性问题成为佛教所着重阐述的一大问题。印度佛教普遍认为人的心性是寂净的，即所谓“心性本寂”，强调人有成佛的内在可能性；一般也都倾向于人的本性是善的。但有的流派认为有一种人不能成佛，有的流派则主张人人都能成佛。中国佛教学者深受中国固有思想文化背景的熏陶和影响，尤为重视对人的本性的探讨，并倾向于认为人的心性是本来觉悟的，即所谓“心性本觉”，人们只要向内心追求，显示固有的觉悟，就能成为佛。也有的流派主张人的本性具有善恶两种因素，但多数流派普遍强调人的本性是善的，为人人皆能成佛的口号提供直接的论据。
由上可见，佛教学说涉及人生观和宇宙观、伦理学和认识论等多方面的哲学领域，这就是佛教哲学的构成，就是佛教哲学的基本范围。
应当强调指出，上述佛教哲学的几个方面内容，在佛教著作中是密切联系着的，是统一不可分割的。佛教著作都是从其宗教道德实践要求出发的，都是为了论证人生寻求解脱的因与果的理论。它的宇宙观和认识论归根到底都是为解脱论提供论据的。所以，佛教的宇宙观和认识论是包融于佛教的人生观和伦理学之中的。虽然有些佛教典籍比较突出宇宙观方面的论述，但是，在佛教哲学中，宇宙观和认识论是作为人生观和伦理学的论证工具与构成要素而被重视和强调的。我们把佛教哲学的内容分解为几个方面，仅仅是为便于分析和叙述而已。
§§§第三节佛教哲学的基本流派
佛教哲学理论主要蕴涵在印度佛教和中国佛教两大密切联系的系统之中。印度佛教自兴起至衰落，前后约为1500年。其间由早期佛教到部派佛教，后来又发展了小乘佛教乃至产生大乘佛教，形成了不同的阶段。综观印度佛教哲学，以小乘有部（婆沙）、说经部、大乘的中观学派（空宗）和瑜伽行派（有宗）四大宗最为重要，哲学思想也最为丰富。可以说，这四大宗基本上概括了印度佛教哲学的主要内容。
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以后，其间东晋、南北朝、隋唐时代，颇为繁荣兴盛，约600年光景。在此期间，中国佛教经历了由成立学派到宗派林立的过程。
学派是指专门研究和弘传某一部佛典并不实行传宗定祖的流派。南北朝时期涌现了成实、涅槃、三论、毗昙、地论、摄论和楞伽等学派，盛况空前。宗派以判教为基本标志，判教是对佛教的各种佛典和各种派别加以统一的安排，并突出本宗派所尊奉的经典，抬高本宗派的地位。中国佛教宗派中，隋唐时代的天台宗、三论宗、法相唯识宗、华严宗和禅宗是最富哲学色彩的宗派。在这些宗派中，天台宗、华严宗和禅宗又是最富创造性的宗派，是中国化的佛教宗派。这三个宗派的佛教哲学，既不同于印度佛教的哲学思想，也不同于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而是吸取印度佛教思想又参酌中国传统思想，经过消化融会后构成的新的哲学理论。这三个宗派的哲学思想，乃是中国佛教哲学思想的主体。
中国佛教哲学虽然和印度佛教哲学不同，但是两者的基本哲学路线是一致的。综观印度和中国的大乘佛教，就其哲学思想的类型来说，可以分为两大系统或两大基本派别，即空宗和有宗。空宗，因宣扬“一切皆空”而名。印度大乘空宗即中观学派，是由于批判小乘有部的思想而创立的。小乘有部主张，世界一切事物和现象在过去、未来和现在的时间里，都有实体。大乘空宗反对这种说法，认为一切事物和现象都没有实体，没有自性，是空的。不仅如此，甚至连佛教徒所追求的最高理想境界、最终归宿——“涅槃”，也是空的。空宗理论贯彻到底，势必陷于理论与实践的矛盾：在理论上宣扬涅槃是空的，在实践上却一心追求解脱。后来大乘有宗理论家反对空宗的观点，肯定涅槃境界的存在，肯定世界一切现象都有最后的实体——“识”。此派正因主张“识”有，而名“有宗”，也称“瑜伽行派”。印度大乘佛教空、有两宗在对世界的基本看法上是一致的，即都否定客观世界的实在性。空宗也讲“有”。它认为，一方面从佛教的观点来看，客观世界是空，空的意义不是什么也没有，而是指无实体、无自性而言；另一方面从世俗的观点来看，客观世界是有的，只是假有，而不是真有。这也就是真空俗有说。有宗也讲无，讲空（无和空的意义相同）。它认为众生有“识”或“心”，是内在的实存，至于外境，即客观世界是无，是空。这也就是内有外无说。空、有两宗的区别，主要是有宗肯定“识”的实存，肯定涅槃境界，而空宗则认为“识”和涅槃境界都是空的。
印度佛教大乘空宗的典籍经鸠摩罗什等人的传译，而在中国流传。中国佛教空宗理论主要有两次思潮，一是晋代形成的般若学派，二是隋唐时代的三论宗。这些学派和宗派对印度空宗的理论有所发展，但发展比较有限，所提供的新鲜见解并不太多。
印度佛教大乘有宗的典籍经玄奘等人的传译，而在中国流传。玄奘及其弟子窥基还创建了法相唯识宗。此宗就现象论的角度说，着重分析事物和现象的相状、性质，以阐明本宗的教义，称为法相宗，简称相宗；就本体论的角度说，着重论述一切现象唯识所变，称为唯识宗。中国法相唯识宗对印度有宗的理论基本上是移植，创造性较少。
大乘佛教在中国的最大发展，是出现了法性宗，简称性宗。“性”，是指一切现象的自体、现象的体性，也称为“法性”，与“真如”、“佛性”等概念的意义相通。性宗因主张“法性”为一切现象的本原、本质而得名。相宗和性宗合而构成中国佛教的有宗。中国佛教有宗相对于印度佛教有宗来说，在含义上增添了新内容，即肯定所谓“真如”、“法性”、“佛性”等最高精神实体的存在和作用。“真如”、“法性”、“佛性”的观念，渊源于印度佛教大乘经典，但是阐扬这些观念的《法华经》和《华严经》，在印度影响并不大，而在中国则影响极大，分别形成了以《法华经》为宗经的天台宗和以《华严经》为宗经的华严宗。因为这两个宗派都主张“一切众生皆有佛性”，而且认为宇宙万有都以“真如”、“法性”、“佛性”为本原，一切现象都从“真如”、“法性”、“佛性”发源，又统归于“真如”、“法性”、“佛性”，所以称为性宗。禅宗的基本思想和性宗相近，也肯定人人都有佛性，也含有以“真如”为一切现象的本原的观念，所以也属于性宗。相宗和性宗的区别在于，相宗反对“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的说法，认为有一种人是决定地不能成佛的，再是不同意以“真如”为世界本质的观点，认为一切都是主观的唯识所变。
应当指出，性宗虽然归属于有宗，但性宗的思想也来源于空宗佛教史上也有的学者把印度中观学派和中国三论宗称为法性宗。他们认为中观法门以真空为法性，广破一切差别相，从而显示现象的自体，所以也是法性宗。，空宗的基本典籍如《中论》、《十二门论》和《百论》等都是天台宗、华严宗和禅宗的立宗的重要根据。所以，天台宗和禅宗的某些流派在一定意义上又可归入空宗。事实上，从否定客观世界的实在性来说，佛教绝大多数流派都把整个世界看成是空的，都属于空派。可以简略地说，大乘佛教都是空派。
从思维与存在、意识与物质的关系问题来考察，佛教最初并没有直接涉猎这个问题。后来逐渐涉及整个人生、宇宙的范围，也就这样那样地涉及思维与存在、意识与物质的关系问题了。小乘佛教有二元论的倾向，相对于大乘佛教来说，小乘的某些流派有着较多的唯物主义因素，但其主流仍是唯心主义。至于大乘佛教空、有两宗，其哲学路线都是唯心主义的。
贯穿于整个佛教各派理论的中心基调是，人的行为可以由心来支配，而不应受外界的影响。
外界的影响是对人的系缚，解除系缚在于悟解外界的虚幻，专注于内心的追求、维持。就是说，人生的解脱目的必须也可以由心来实现。这是佛教唯心主义学说的根本特征所在。虽然佛教内部在一定时期和特定领域也有过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的现象，如部派佛教正量部学者反对瑜伽行派的斗争就是一例，但是，这在整个佛教思想史上只是短短的一页，不占重要的地位。就哲学的基本倾向来说，佛教内部并不存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条路线的斗争，而各种不同形态的唯心主义路线则贯穿于佛教各种流派，并贯彻于佛教的全部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