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姜锡东、李华瑞主编《宋史研究论丛》第九辑，2007年韩中“宋辽夏金元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河北大学出版社2008年）自杞国考略
自杞国是公元十二、十三世纪崛起于我国西南地区的一个少数民族政权，大体与南宋王朝相始终。其幅员辽阔，位处宋王朝广西路与大理国之间，在当时西南地区发挥着重要作用。由于史载的缺漏，自杞国的历史竟致长期湮没无闻。近十来年，这个问题引起了治西南民族史者的注意详见史继忠：《自杞国初探》（贵州省文史研究馆《贵州文史丛刊》创刊号，1980年12月）、《自杞国再探》（载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贵州史学丛刊》1987年第1、2期合刊）；尤中：《中国西南民族史》第四章第七节之二《自杞国》，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以上诸文，于“自杞国”的研究有开创之功。，本文结合一些尚未被利用的史料，对自杞国历史再作探研，期望能使自杞国的面貌进一步展示开来。一、自杞国在西南地区的重要地位
这里，先从一则被改动过的张栻奏议说起。清代毕沅所撰《续资治通鉴》卷一四四，南宋孝宗淳熙二年（1175）十一月，载有知广西路静江府（治今广西桂林）张栻的一则奏议云：
本路备边之郡九，而邕管为最重。邕之所管，辐员数千里，而左右两江为重。自邕之西北有牂牁、大理、罗甸，西南有白衣、九道、安南诸国，皆其所当备者。
现在看来，这条材料是大有问题的。张栻（1133-1180），四川绵竹人，著名理学家，有文集《南轩集》传世。文集为其友朱熹编定，但未收录这篇奏议。今查得清初汪森所辑《粤西文载》录有此奏，其中记“邕之西北”及其南边之文作：
自邕之西北，有牂牁、罗甸、自杞，而南有安南诸国，皆其所当备者［宋］张栻：《知靖江府奏议》，载［清］汪森辑《粤西文载》卷四。
此与毕沅《续资治通鉴》所载殊不相合。此言“当备者”，仅就环绕广西路羁縻州外的一些少数民族势力集团（或称之为“国”者）而言，故而未提到更在其西雄踞一方的大理国。张栻稍后另撰有《静江府厅壁题名记》 一文，其记广西路羁縻州之外则云：
其外则小蕃罗殿、自杞、特磨、白衣之属环之，其外则交耻、大理等国属焉［宋］张栻：《南轩集》卷一《静江府厅壁题名记》。
两文均明确提到有“自杞”之名。《续资治通鉴》所载，当据诸文删修。毕沅（1730-1797）所处的时代，虽然自杞早已不存，然而擅去其名却有误史笔。
稍早于张栻任知静江府并广西经略安抚使的范成大在其名著《桂海虞衡志》中，谈到广西周边的民族状况时这样说：
南江（按：指右江）之外，稍有名称者，罗殿、自杞以国名，罗孔、特磨、白衣、九道以道名，此皆成聚落，地皆近南诏。
此之“南诏”指大理国，是与宋朝并存的位处西南地区最强大的少数民族政权。其次者，则有罗殿（殿，或作甸）、自杞，均以国名，可见自杞在其时其地的重要地位。数年后的淳熙戊戌年（1178） ，曾官居桂林的周去非撰《岭外代答》［宋］周去非《岭外代答》，今有杨武泉校注本，中华书局，1999年，本文所引，均据此本校订。周去非，温州永嘉人，南宋隆兴元年（1163）进士，先后任广西钦州教授、静江府属县县尉等职，前后共约六年。，也多处谈到自杞。与自杞并以“国”而名的罗殿，早在唐代后期已有活动的记载，历五代至宋，绵延未衰。自杞国却在南宋初年方异军突起，但从下面的论述可以看出，仅就南宋时期而言，自杞势力超出罗殿之上，一跃而起成为西南地区仅次于大理国的最重要的少数民族政权，值得予以充分重视。二、自杞国势力的崛起
北宋时期未能见到有关于自杞国活动的直接记载，而其在南宋时期的活动，有关记载大多与“广马”相联系。所谓“广马”，是指宋廷由广南西路所买之马。宋室南迁后，西马梗阻，宋王朝不得不开辟新的战马来源渠道，于是广马应运而生。建炎四年（1130），宋廷命广西提举峒丁李棫即邕州（治今广西南宁）置使买马，李棫随即遣使入大理国求市，得允。这年五月，李棫上奏言江西道不通，乞自广西入闽中送马赴行在（指临安，今杭州），旋而减罢提举官，事遂寝［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三三，建炎四年五月戊辰。绍兴元年（1131）十一月，又复置官提举。三年春，进一步“即邕州置司提举，市于罗殿、自杞、大理诸蛮”。此据宋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八“广马”条，《宋史》卷一九八《兵志·马政》所载与此同，这也许是现在能见到的关于自杞历史的最早记录了。从自杞在南宋初年即已与罗殿、大理两国并列这一事实来看，自杞势力的始兴当不至晚于北宋后期，且在南宋初年有了相当的发展。
据周去非《岭外代答》卷五《经略司买马》载，早在北宋元丰（1078-1085）年间，广西帅司已在邕州置干办公事一员，专切提举左右江峒丁，“同措置买马”。虽然此时自杞活动的情况并不清楚，但我们推测与宋廷买马事不会无关，因为我们看到，自杞这支势力在南宋的活动及其势力的极度膨胀，无不与广马贸易相联系。史载自杞本不产马，全靠贩马起家。《岭外代答》卷五《宜州买马》云：
马产于大理国。大理国去宜州十五程尔，中有险阻，不得而通，故自杞、罗殿皆贩马于大理，而转卖于我者也。罗殿甚迩于邕，自杞实隔远焉。自杞之人强悍，岁常以马假道于罗殿而来，罗殿难之，故数至争，然自杞虽远于邕，而迩于宜，特隔南丹州而已。绍兴三十一年，自杞与罗殿有争，乃由南丹径驱马直抵宜州城下，宜人峻拒不去。
宜州官员最后不得不答应自杞的卖马要求，“为之量买三纲”，与之约“后不许此来”而已。这表明，宋朝地方政府对之已有莫可奈何之感了。自杞、罗殿二国梗塞于宋朝与大理国之间，垄断了南宋的广马贸易，而二国之间又彼此争锋而常发生纠纷。绍兴三十一年（1161），这也许是第二次出现自杞之名的有确切记载的年代。此间自杞势力已有膨胀，似已稍在罗殿之上了。
南宋朝廷于邕州置提举司买马，博易场地实在邕州以西一百多公里的横山寨（今广西田东境）。自杞等“每冬以马叩边”，买马司先遣招马官责锦缯等礼物前往，引导之至横寨互市。双方交易的热闹场面及具体进行情况，前揭《岭外代答· 经略司买马》等载之甚详，此不赘述。
乾道九年（1173）三月，范成大赴广西任，至淳熙二年（1175）正月离任赴四川。在其任前后，正是自杞势力发展至极之时。他说：“自杞本小蛮，尤凶狡嗜利，其卖马于横山，少拂意，即拔刃向人，亦尝有所杀伤。邕管亦杀数蛮以相当，事乃已。”［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三二八，引范成大《桂海虞衡志》。自杞国贩马而致强，不止于与罗殿相争，进而敢于称强于横山，宋地方政府也往往草草了事。在淳熙三年的一次冲突中，宋与自杞双方均有伤亡。次年春，自杞一酋领名必程者“持其国书”到邕州与宋地方官员交涉，并及此前发生的十余起事，同时提出“请以乾贞”为年号，这实际上是要求宋政府承认其独立地位。权知邕州吴儆兵庭相见，严辞斥责之，云：
汝国本一小聚落，只因朝廷许汝岁来市马，今三十余年，每年所得银锦二十余万，汝国以此致富。若忘朝廷厚思，辄敢妄有需求，定当申奏朝廷，绝汝来年卖马之路。
吴儆上《论邕州化外诸国》奏其事，并分析了广西边地的形势：
邕州化外诸国，如大理，如罗殿，如西南蕃，皆远小僻陋，各有安于无事。安南主少国危，倖臣用事，兄弟交兵，连年不解。惟是自杞一族，近年以来，国势强盛，独雄于诸蛮。……异时为边患者，必此蛮也［元］吴儆：《竹洲集》卷一《论邕州化外诸国》，以上两段引文均见此。
吴儆奏中还指出：“蕃每岁横山所市马二千余匹，自杞马多至一千五百余匹，以是国益富，拓地数千里，服属化外诸蛮至羁縻州境上。……岁有数千人至横山市马。以吾抚之之过，日益骄横。”
从吴儆奏可以看出，自杞势力的膨胀与南宋广马贸易有着何等密切的关系。其所卖之马，已占广马的四分之三，事实上已独家垄断了广马市场。如前所说，自杞国本不产马，又如范成大《桂海虞衡志·蛮马》也言“自杞取马于大理”，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广马》亦曾谈到：“自杞诸蕃本自无马，盖又市之南诏。”自杞以贩马致富，可以说是以贸易立“国”，具有很大的特殊性，至少在地方政权林立的宋代是独一无二的，这一现象值得深入研究。三、自杞国的统治者及其族属
据现有的资料，自杞国统治者的情况并不十分清楚，且一些记载又相互矛盾。范成大《桂海虞衡志》有记其“国王”的材料如下：
今其国王阿已，生三岁而立，其臣阿谢柄国，善抚其众，诸蛮比多附之，至有精骑万计。阿已年十七，阿谢乃归国政，阿已犹举国以听之。
这段史料乐为论者引用，或认为这是宋代有关自杞国“仅见”的世系材料胡起望、覃光广：《桂海虞衡志辑佚校注》，四川民族出版社，1986年，第218页。，则失于考。范成大官居广西静江虽近两年，但没有材料证明他本人亲自与自杞国人有过什么交道。其书写成于离开广西的那年即淳熙二年（1175），关于自杞国的资料当据转手而来。难得的是，任职邕州的吴儆根据亲身经历，留下了两篇关于自杞国的记载，这便是前面提到过的《论邕州化外诸国》以及《邕州化外诸国土俗记》。这是迄今所能见到的有关自杞国的最直接材料，惜乎尚未引起论者的注意。吴氏《土俗记》，一文揭示自杞国统治者的情况与范氏所记有异，内容且更充足，其云：
自杞今王名阿谢，年十八，知书能华言，以淳熙三年（1176）立，国事听于叔父阿已。先是，阿谢父死当立，生甫岁余，阿已摄国事。……阿已摄事十七年，抚其国，有恩信，兵强马益蕃［宋］吴儆：《竹洲集》卷一〇《邕州化外诸国土俗记》。
吴儆撰《土俗记》晚于范成大书一二年，又晚一二年后他向朝廷提交的《论邕州化外诸国》中也说：“今王名阿谢，年二十。……阿已已摄国事十八年。”所记阿已、阿谢的身份与范氏所记正好相反。我以为，吴氏亲自与自杞国人交涉，所记史事当更可信。
自杞国人的族属问题，应是比较清楚的。吴儆《论邕州化外诸国》指出：“其人皆长大勇悍，善骑射，好战斗。”范成大对“至邕管卖马者”的体质特征、生活习俗做了如下详细的描述：
其人多深目、长身、黑面、白牙，以锦缠椎髻，短褐、徒跳、戴笠、荷毡珥，刷牙，金环约臂，背长刀，腰弩箭菔，腋下佩皮箧，胸至腰骈束麻索，以便乘马。……性好洁，数人共饭一拌，中植一匕，置杯水其傍。少长共匕而食，探匕于水，钞饭一哺许，抟之拌，令圆净，始加之匕上，跃以入口，盖不欲污匕妨他人［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三二八，中华书局影印本，1986年，第25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