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至东晋，情况有了变化。佛教充分利用当时玄学盛行的机会，以佛教的般若学比附三玄，高僧和名士互相唱和，谈空说无，佛理因而大张，其教也就在士大夫中大大盛行起来。相反，道教徒抱残守阙，放弃玄学这块阵地，不去发明《老》、《庄》之深义，只津津于成仙成圣的修炼，结果丧失了一次在理论上发展自己的极好机会，从而导致了西晋以后两教力量对比的显著变化，即佛教相继摆脱对道家和玄学的依附地位，渐成为中国文化思想领域的重要力量；道教虽有发展（西晋时，天师道在统治阶级上层获得较大发展，出现了不少著名的天师道世家；东晋中后期，在东南地区又出现了上清、灵宝两个新道派等），但较之佛教却是落后了（特别是因理论上的落后导致在争取士大夫信仰方面落后）。这种力量对比的变化，在互相汲取问题上也就必然表现出来，即在东晋中叶以后，佛教汲取道家和道教渐少，道教汲取佛教渐多，至南北朝尤为突出。例如大约出于东晋中后期或南北朝初的《太上洞渊神咒经》，不仅采用了大量佛教名词概念，如“十方”、“三业”、“三界”、“因缘”、“地狱”等，最突出的是汲取了佛教“三恶道”和因果轮回思想。佛教认为，人死后，要据生前行为（业）在“五道”中轮回，五道即地狱、饿鬼、畜生、人、天。前三道称“三恶道”，认为这是恶人死后必经的轮回。《洞渊神咒经》把这种思想搬入书中，卷三说：“恶人死者入三涂恶道，道士死者生天上、人间。……如此人等后有重罪，罪入赤连地狱水火之中，三千亿劫无有出期。罪毕作人，有人之形，无人之情，或痴聋喑哑，不知人事。复作六畜，食草饮水，以肉供人。……此之罪人轮转如此。”该经其他各卷也多有类似宣传。东晋中后期，杨羲、许谧和葛巢甫等人相继造构上清经和灵宝经，在这些经书中，特别是灵宝经中，更大量引进佛教思想，其中引入最多的也是因果轮回、地狱天堂之说。例如托名徐来勒降授葛玄（或即葛巢甫所撰）的《太极真人敷灵宝斋戒威仪诸经要诀》（参阅陈国符《道藏源流考》第２１６页）。把儒家的忠孝伦理与戒律相联系，把“弑君父”、“攻伐家国”、“不孝二亲”等作为重罪列作戒条外，又把道教善恶报应思想与佛教地狱天堂联系起来，说：“善恶皆有对。是以世人为恶……而不即被考者，由受先世宿福。福尽罪至，生或为阳官所治，死入地狱，覆诸荼毒，楚痛难言也。若善人今不效者，是其宿世罪恶未尽，尽便福至。……恶恶相缘，善善相因……身没名灭，轮转死道。”这是在道教原有的“承负”说基础上糅进佛教轮回地狱理论的产物。其解释为善不即得善报，为恶不即得恶报，是承受了先人的恶或善所致，这是道教的理论；其解释宿世善恶已了，现世为恶必入地狱，轮转死道，是因果报应使然，这是佛教的理论。在这里，佛、道理论算是融合在一起了。
三、儒、释、道的斗争
在互相汲取、融合的同时，儒、释、道之间又进行着不断的斗争。由于此时期互相依赖、汲取的需要超过彼此间的利害冲突，因此矛盾斗争并不十分激烈，主要有这样三次，即：佛道之间的“老子化胡说”之争、儒佛之间的“沙门敬礼王者”和“因果报应”之争。
第一，老子化胡说之争。据佛教资料记载，在西晋惠帝时，沙门帛远和道士王浮常常争论两教的邪正。王浮理屈，退而作《老子化胡经》（王浮与帛远争两教邪正，退而作《化胡经》事，见《出三藏记集》卷一五《法祖法师传》，《高僧传》卷一《帛远传》等。日本学者桑原骘藏推断王浮《化胡经》作于公元３００年左右，即晋惠帝末，为中外一般学者所接受《佛祖统纪》卷三则谓东晋成帝咸康六年（３４０）王浮作《化胡经》）。此，直至宋、元，这个问题成了两教斗争重要的内容之一，斗争时间最长，也很激烈。老子化胡说并不始于西晋王浮，早在东汉时，即有此说之流传。如东汉桓帝延熹九年（116）。襄楷上疏中有云：“或言老子入夷狄为浮屠。”这是史书中最早的记载。其后《三国志·魏志》裴松之注引鱼豢《魏略·西戎传》亦云：“《浮屠（经）》所载，与中国《老子经》相出入，盖以为老子西出关，过西域，之天竺教胡。”在此之前，马融《樗蒲赋》（《艺文类聚》七四引）还有这样的记载：“昔有通玄先生游于京都，道德既备，好樗蒲。伯阳入戎，以斯消夏。”此赋不知作于何时，但马融历仕安、顺、桓三帝，所作似较襄楷疏为早。因此老子化胡说或在桓帝之前的安、顺帝时就已出现了。可是在这样长久的时期中，这种传说并没有引起佛教徒的非议，毋宁说因为这个传说有利于佛教的传播而加以默认了。甚至如某些学者（如日人洼德忠）所推论的那样，这种说法很可能不是道教徒为了攻击佛教杜撰的，而是佛教徒为了传教的需要制造出来的。不管此说产生的原因如何，有一点是很清楚的，即它在西晋以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只是作为佛、道两教共同发展的动力，而不是两教之间的摩擦力而存在的。但是到了西晋，两教却因争邪正而对此争吵起来。似乎到此时佛教徒才发现这个传说不利于和道教争邪正，而力图加以否定，道教徒则认为它于己有利而极力加以肯定，并增饰而成书。这反映出两教力量对比的变化在西晋时即开始了，只是到东晋时形势更为确定更为明显。它表明：道教因是土著宗教而占有的优势消失了，佛教则因立脚已稳，不能再容忍原来的附庸地位而力图挣脱出来。从此两教互争邪正，即争宗教领导权的斗争开始了。这次帛远和王浮之争，似乎只发生于个别人之间，影响并不大。但王浮所作的《化胡经》却导致了两教的长期争端，至元宪宗下令焚毁《化胡经》之后，才告结束。
第二，沙门敬礼王者之争。佛教的理论基石是“无生”，它要求僧尼出家，不拜君亲，不许婚娶。这些与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是相矛盾的。因此一开始就遭到儒家学者的非议，上面提到的牟子《理惑论》和东晋孙绰《喻道论》中都反映了这种情况。只是那时虽有人责难，还未引起明显的冲突。到东晋成帝以后，由于一些坚持儒家礼教的执政者，提出要沙门致敬王者之后，才在儒释之间爆发了一场沙门是否应敬礼王者的斗争。东晋成帝咸康五年（339）七月，丞相王导薨，庾冰、何充辅政。次年庾冰代成帝作诏，令沙门跪拜王者。诏云，“因父子之教，建君臣之序，制法度，崇礼秩”，是“百代所不废”的大事，佛教不应“矫形骸，违常务，易礼典，弃名教”，僧尼应向王者行跪拜之礼。何充素佞佛，乃与左右仆射等上书谏之。庾冰又代下诏，谓分别尊卑，是体国之大经，不宜“以殊俗参治，怪诞杂化”。何充等复疏辩之。于是庾冰之议遂寝，沙门竟不致敬（见《弘明集》卷一二《代晋成帝沙门不应尽敬诏》等）。
至安帝隆安（397—401）中，桓玄重申庾冰之议。其与八座书曰：“夫佛之为化，虽诞以茫浩，推于视听之外，然以敬为本”；“沙门之所以生生资存，亦日用于理命，岂有受其德而遗其礼，沾其惠而废其敬哉！既理所不容，亦情所不安”（ 《弘明集》卷一二《与八座论沙门敬事诏》）。部尚书王谧、沙门慧远等相继答书陈述不应致敬。不久桓玄篡位，下《许沙门不致礼诏》，说：“佛法宏诞，所不能了，推其笃至之情，故宁与其敬耳。今事既在己，苟所不了，且当宁从其略，诸人勿复使礼也。”（《弘明集》卷一二《许沙门不敬礼诏》）晋两次令沙门致敬王者之争，至此结束。与此同时，桓玄还曾下令沙汰沙门，其文略曰：“佛所贵无为，殷勤在于绝欲。而比者陵迟，遂失斯道。京师竞其奢淫，荣观纷于朝市，天府以之倾匮，名器为之秽黩，避役钟于百里，逋逃盈于寺庙，乃至一县数千，猥成屯落，邑聚游会之群，境积不羁之众，其所以伤治害政，尘滓佛教，固已彼此俱弊，实污风轨矣。”令除庐山不加简括，其余奉戒有亏的“皆悉罢道”（ 《弘明集》卷一二《与僚属沙汰僧众诏》）。等人致书辩之，此事又寝。
第三，因果报应之争。自东汉桓、灵之后，佛教译经渐多，其基本教义渐渐传播于世。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其“四谛”、“八正道”、“十二因缘”等独特教理，一时却很难被人们所理解，而所谓因果报应之说，却因与中国传统思想有某些相似之处，而较快地被人们所接受。士大夫和一般群众首先接受的就是这个东西，道教首先汲取佛教的也是这个东西。东晋袁宏《后汉纪》说：“（佛教）又以为人死精神不灭，随复受形，生时所行善恶，皆有报应。故所贵行善修道，以炼精神而不已，以至无为，而得为佛也。……然归于玄微深远，难得而测，故王公大人，观生死报应之际，莫不矍然自失。”但是佛教这套因果轮回之说，终究与中国传统的善恶报应思想（《易·坤·文言》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道教的“承负说”（《太平经·解承负诀》，见王明《太平经合校》第２２－２４页）不相同，因此如范晔所说：“又精灵起灭，因报相寻，若晓而昧者，故通人多惑焉。”（《后汉书·西域传》。）以佛教的这种思想传播既广，惑疑的人也颇多。从牟子《理惑论》中可以看到人们对这个思想的责难，从东晋孙绰《喻道论》和其后的释道恒《释驳论》中也可看到人们的责难。《释驳论》载人们指责佛教：“云行恶必有累劫之殃，修善便有无穷之庆，论罪则有幽冥之伺，语福则有神明之。”“听其言，则洋洋而盈耳……考现事以求征，并未见其验，真所谓击影捕风，莫知端绪。”桓玄对此也提出批评，说“先圣有言，未知生，焉知死，而今一生之中困苦形神，方求冥冥黄泉下福，皆是管见。”（《弘明集》卷一一《与远法师书》）逵为克服桓玄理论上的缺陷，从儒家立场出发，利用道家“性命自然”论来批判“因果报应”。他说：“夫人资二仪之性以生，禀五常之气以育。性有修短之期，故有彭殇之殊；气有精粗之异，亦有贤愚之别。此自然之定理不可移者也。”所以他认为人有贤愚贫富之分，寿命有长短之别等，并不是什么积行所致，而是自然禀性不同所决定的（《弘明集》卷二《释疑论》）他认为“善者自善，非先有其生，而后行善以致于善也；恶者自恶，非本分无恶，长而行恶以得于恶也。故知穷达、善恶、愚知、寿夭，无非分命”（ 《弘明集》卷二《答周居士难释疑论》）。然，戴逵用以反对因果报应的“分命”说（即“性命自然”说）是不科学的，它既不能解释善恶福祸之间的关系，也不能说明造成善恶的社会根源，但从这里使我们可以窥见儒、佛思想的区别。
以上这些斗争仅仅是三家斗争的序幕和前哨战，在以后的时期中还将继续进行争辩。所以，无论是在互相汲取方面，还是在彼此斗争方面，这个时期都仅仅是开篇第一章。
（原载《四川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