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学科发展有兴趣的学者 ,可能比较注意的是一个学派的兴起及其背景。这个背景就是历史 ,也就是史学史。这是我要讲的有关新文化史的一个方面。另外 ,我想你们对新文化史的实践 ,也颇有兴趣 ,因此我还会在这一讲和下一讲中 ,举一些这方面的论著 ,特别是有关中国史研究的论著。
首先 ,像我前面所说的 ,新文化史的兴起与战后的历史学的总体变化 ,特别是历史观念、史学观念的变化 ,有密切的联系。可是要讲 “新文化史 ”,也就是那个 “新”字,也许我们还必须追溯更远一些 ,因为文化史以前就有。比如西方史学的鼻祖希罗多德所写的《历史》,虽然以希波战争为主题 ,但也有人把它视为一部文化史 ,因为希罗多德视野广阔 ,企图包罗万象。从他的书中,读者可以看到希腊世界与其他文明的互动和交流。
文化史的传统
不过 ,在希罗多德之后 ,史家似乎更注重战争史 ,也就是军事史的写作。如前面所说 ,战争的爆发往往为人留下深刻的历史记忆。于是历史研究的视野就显出一个从宽到窄 ,从文化、乃至整个能够所知的文化文明的发展 ,到一个当代史的、一个政治军事史的、甚至后来变为一些退休政治家、军人的回忆录的过程。为什么会经历这么一个过程呢 ?这与史家求真的愿望有不小的关系。希罗多德虽然视野宽广 ,但因为史料、史识所限 ,因此他的《历史》,存在不少史实上的错误。比如他在书中讲到古埃及国王和一个巴比伦城主的交流 ,后来发现两者其实生活在两个不同的年代 ,大致相差 200年。但也许希罗多德觉得这故事比较有趣 ,所以就加以记载下来了。所以希罗多德也有被人诟病的地方,那就是他有时失于宽泛。当然希罗多德之所以会成为西方史学之父 ,也是因为他的书中 ,至少对希波战争的记载 ,是大致可靠而且颇有价值的。这主要是因为希罗多德本人经历了这场战争 ,而他的一些其它记载 ,则往往有道听途说之嫌。换句话说 ,当代史的研究 ,比较容易达到求真的目标。
这一从宽到窄的过程 ,从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有充分的体现。如书的标题所示 ,这是一部战争史。而且修昔底德经历了这场战争 ,并是一位雅典的将军 ,所以他的写作 ,主要基于耳闻目睹。再者 ,修昔底德对于求真 ,有很明确的愿望。他在书中的导论中写道 ,他不但对战争的经过做过深入的调查 ,而且还对史实做过仔细的推敲。所以 ,修西迪德和希罗多德两人的地位 ,就时有高低。在 19世纪实证史学比较发达的时候 ,修西迪德的地位就比较高。比如有一个叫约翰 ·布瑞 (John Bury)的科学史家 ,写过一本有关历史进步观念的著作 ,但他其实是一位希腊史专家。布瑞观察道 ,从希罗多德到修昔底德 ,虽然只相差了几十年 ,但是在史学观念上是个很大的飞跃 —希腊史学到了修昔底德 ,形成了一个科学的飞跃。而到了近年 ,大家对希罗多德的评价似乎比较高一些 ,这与全球史、宏观史学的复兴有关系。据我看 ,以后对希罗多德的评价可能会越来越高的。这又是与后现代主义对历史认识、认知和历史客观性的挑战有关。换句话说 ,如果史家不那么专注于客观真实 ,而专注于历史知识的普及、历史知识的表达 ,历史知识的再现 ,那么希罗多德所创的题材和他的包罗万象、生动叙述就会得到更多的赞赏。
布瑞比较欣赏修昔底德 ,与当时的背景有关。就其主要 ,就是民族史学的兴起 ,成为了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上半叶历史研究的主流。兰克学派为其典型代表。但在近代民族国家兴起以前 ,中世纪的史学 ,其实是很博大的 ,往往从上帝创世、造人开始 ,一直讲到史家生活的年代。但民族史学的兴起 ,却对此做了极大的改变 ,其变化的途径与从希罗多德到修昔底德十分相近。各位知道,兰克学派强调历史写作 ,必须运用原始史料 ,而原始史料的大部 ,就是政府档案。历史著述需要求真、客观、如实。这样一来 ,严格意义上 ,政府档案的使用明显就把历史研究的范围变窄了。1986年美国的希拉丘斯大学 (Syracuse University),或雪城大学 ,也是兰克去世的一百周年 ,召开了一个兰克史学国际讨论会。该大学 ,也是我的母校 ,在 1895的时候 ,把兰克的私人读书馆从德国买来了。当时只花了 5000美金 ,包括兰克的座椅 ,他的办公桌和他所有的书。我在那里读书的时候 ,好几次讲到兰克学派 ,我们就到了那个资料室,坐在兰克的座椅上 ,周围都是兰克的藏书。这个国际学术讨论会集中了欧美史学史的名家 ,北大的张芝联先生也应邀出席 ,并在会上做了简短扼要的提问。这个会议的论文后来编辑成书 ,题名为《近代历史学的形成》。会议期间 ,美国最大的报纸《纽约时报》也做了专题报道。
兰克：弄潮儿？逆潮者？
会议的论文中 ,有一篇比较重要 ,也引起了与会者的许多兴趣 ,那就是英国剑桥大学彼得 ·伯克 (Peter Burke)教授的题名为 “Ranke:the Reactionary”的发言。如果翻译过来 ,就是说兰克是一位逆潮流的史家。各位知道 ,伯克教授是当今新文化史的干将之一。他当时有这样的观察 ,也预示了他以后研究兴趣的转向。伯克指出 ,在兰克以前 ,也就是 18世纪启蒙运动时 ,一般作品都基本上是宏观的文化史。伏尔泰写了《论世界各国的风俗》,这本书一般比人看做是世界文化史。再比如 ,启蒙运动最杰出的历史学家 ,爱德华 ·吉本 (Edward Gibbon)所写的《罗马帝国衰亡史》,也显然是一部宏观史。他在书中提出罗马帝国的衰亡 ,主要是因为基督教的兴起。这就是从文化的层面来谈这个问题 ,而不是说军事衰落等等。吉本是从文化 ,宗教上来看这个问题。文化一般上是比较宏观的。一般而言 ,一个人到了另外一个文化地区 ,看到另外一个文明 ,大致上会注意这一文化的不同和特点 ,然后才会描述他们的政治制度。所以,伯克的论文就是说兰克扮演了一个反潮流、或逆潮流的角色,或者是一个类似修昔底德的角色,把原来 18世纪宏阔的文化史的研究,紧缩到政治军事史。所以他说兰克是个逆潮流而走的人。他对兰克学派整个有这样的批评的观点,就伯克个人后来的研究来看,也不足为怪的,因为他确实是文化史研究的专家。伯克最近写了一本叫《什么是文化史?》的著作,文笔洗练、概括精炼,值得一读,对了解西方史学的最近动态很重要。
不过,虽然兰克影响很大,但 18世纪的文化史,在兰克学派兴起之后,并没有完全消失,而且在兰克的弟子中,也有文化史的专家。那就是布克哈特 (Jacob Burckhardt),他是瑞士人,在柏林大学随兰克学习。如果不是他的思乡情绪,也许就会成为兰克的接班人,可见他的学术成就之高。布克哈特的著名作品就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是文化史的一部经典著作。但从现在的眼光来看 ,显然是一部旧的文化史 ,因为布克哈特所研究的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时代精神和文化特征。他指出世俗主义、人文主义和个人主义 ,概括了文艺复兴的时代特征。显然 ,这三大主义 ,都与近代社会的形成 ,有很密切的关系。换句话说 ,布克哈特认为文艺复兴开启了近代社会的大门。
布克哈特的概括,为后来的人所赞同,但近年随着妇女史研究的兴起,这一概括受到了挑战。美国史家琼·凯利 (Joan Kellly)在一篇有名的、题为 “妇女有文艺复兴吗?”的文章中指出,在中世纪的晚期,妇女的财产权等都有了很大的提高。但随着文艺复兴商业文化的兴起,妇女的地位反而降低。所以以她的意见,以文艺复兴来划分时代、做历史的分期,其实反映了男性为中心的史学传统。商业文化的发达与妇女地位的关系,的确常常成反比。这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也可以找到例证。这当然是一些题外的话。
两种科学史学
在某种程度上,文化史的研究,与兰克学派提倡的以档案为基础的研究,有相对立的地方。在德国就有一个很著名的例子,那就是 19世纪初年的史家兰普勒希特 (Karl Lamprecht)所提倡的文化史或科学史学。兰普勒希特从莱比锡大学毕业 ,又在莱比锡大学长期任教。也许有人要问 ,兰克不是科学史学的鼻祖吗 ?兰普勒希特为什么要挑战兰克呢 ?其实 ,科学史学有两种形式。列奥纳德 ·克里格尔 (Leonard Krieger)与其他两位学者在 1960年代初撰写《历史学》一书的时候 ,就指出科学史学可以是注重历史的规律性 ,也可以注重历史史料的考证与核实 ,从而建构历史叙述。换句话说 ,科学史学有 “史观学派 ”和 “史料学派 ”之分。兰克就是后者的代表 ,也就是方法论上的科学史学的代表。所以 ,兰克想达到的目的怎样把事实搞清楚 ,然后把事实排列出来 ,然后事实通过史家的笔来与读者见面。
而在兰克以前 ,所谓科学史学 ,主要指的是前者 ,也就是探究历史走向和规律的科学史学。其实这也不足为奇 ,18世纪西方文化史兴起的时候也正是历史哲学兴起的时候。伏尔泰写《论世界各国的风俗》的时候 ,就是想讨论整个世界发展的动向。他还写过一本《路易十四时代史》,其中把历史的发展概括为四个文化的大发展期 ,而路易十四的时代是第四个时期 ,前面还有三大发展期:希腊、罗马和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时代。所以 ,虽然这部书注重的是路易十四的丰功伟绩 ,但伏尔泰也想勾勒世界文化和历史的发展。这样的历史观 ,以后演化为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我发现 ,中文里的实证主义 ,其内容有些不同。大家一般认为是在方法论的层面的。所谓实证的研究 ,大家会认为是方法论主义。其实实证主义是孔德所建立的 ,是专门讨论历史规律论的研究。比如孔德把人类历史的演化 ,分为三大阶段 :神学阶段 ,形而上学阶段和科学或者实证哲学阶段。这与马克思的大的历史规划是一脉相承的。他们是同时代的人物。所以 ,这是历史规律论。
那么 ,文化史在 19世纪有所衰落 ,但是还有人对之进行探索。20世纪初年的兰普勒希特和英国的巴克尔 (Henry Thomas Buckle)都受到实证主义的影响。他们认为兰克只研究一批政治 ,军事外交的精英 ,想以此来勾勒世界历史的发展。他们认为这个的做法是不够的。而他们注重的是一个时代的文化特征 ,或者是时代精神。兰普勒希特提出史家的写作 ,要专注于德国的民族精神 ,或者是时代精神。我们现在研究写作民族史学 ,似乎对两者有所结合 ,一方面用档案来重塑民族的精英 ,另一方面也在讨论中华民族的精神。比如钱穆先生就写过有关史学与中国传统民族精神的著作。其实 ,兰克与兰普勒希特的史学 ,从现在的眼光来看 ,的确有相似的地方 ,那就是两者都是民族史学 ,以民族国家为中心。但兰克比较注重国家 ,而兰普勒希特比较注重民族。要想勾勒或者概括德国的这种精神与英国和法国的不同 ,一般只能从历史上来谈。巴克尔的做法也很相似。他希望把民族史学的写作从国家扩大到民族 ,把眼光略为放大 ,将英国民族文化的特征讲出来。
但是在当时 ,兰克与兰普勒希特的不同 ,有不小的影响。而且其影响还可见于日本近代史学。兰普勒希特的著作很早就有了日文版 ,也有人受此影响 ,特意到德国留学 ,追随兰普勒希特。中国也有兰普勒希特的译本 ,是朱谦之翻译的。不过似乎反响没有在日本那么大。受到兰普勒希特启发的日本史家 ,提倡写作 “民众史 ”,后来变成了 “文化史 ”,其中以津田左右吉的研究 ,最为著名。津田左右吉的研究 ,与当时的中日冲突也有联系。他讨论的是中日两国的文化关系 ,而其目的是勾勒日本文化的特征。为此目的 ,他就想法突出日本文化的独特性。津田左右吉指出 ,日本文化虽然受到很多中国文化的影响 ,可是两者之间的长期融合过程中 ,日本又形成自己独特的文化。津田左右吉的做法其实和兰普勒希特的做法一脉相承。德意志民族与其他地方的文化之间的融合 ,十分频繁 ,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德意志民族一直要到 1871年才达到统一。但是在统一以后 ,如何形成自己的民族特色 ,就是德国史家十分关注的问题。他们对此的探讨也比较多 ,所以兰普勒希特的影响 ,绵延不绝。
兰普勒希特和巴克尔还有伏尔泰所提倡的 ,从现在的眼光来看 ,是一种老的文化史。其特点是以时代精神、文化特征为研究的主要对象。这样的研究自 18世纪到 20世纪可以说是源远流长 ,与另一种民族国家史学 ,也就是兰克史学也有互动和交流 ,甚至还有不少相似的地方。
新文化史之“新”
那么,为什么这样的文化史研究,会在当代推陈出新呢?这其实是与战后世界格局的变化有关。所以,我经常强调历史学的变化与历史本身的变化是有密切关系的。具体而言,就是 “大写历史”的衰落,前面已经详细做过讨论,此处就省略了。我前面说过,“新文化史”的兴起可以说是历史叙述与 “大写历史”之间矛盾冲突的一个妥协物,指的就是历史叙述是历史著述的基础,而原来的历史叙述,一般都会探讨、解释历史演化的因果关系,希望从中探讨历史的走向与规律。如今史家大致上已经放弃了这一目标。杨念群观察道,有不少史家注重探究 “中层理论”,其实有的人现在甚至连这点也放弃了。“中层理论”的探讨,以社会史的研究为典型,但现在的新文化史,却更为注重研究和叙述本身的精致与精彩,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