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而言,美国史学的发展,以二战为分界,可以分为两个时期,与美国教育界的变化,切切相关。二战以前,美国的高等教育,还是十分精英化的,譬如那时来美国留学的中国人,进的都是私立学校,以 “藤校”(常青藤大学联盟)居多,那是因为在二战以前,公立学校并没有太多。美国高等教育的普及,是在二战以后,特别是在苏联于 1961年将加加林送上月球以后,受到强烈的刺激,才由联邦政府拨巨款,兴建了不少新的公立大学,由此而大规模进行研究生的培养。而不少研究生,是得利于 GI Bill,也即二战退伍军人的奖学金,才成为家里第一代的大学生和研究生。他们进入高等教育的殿堂,对原来的那种专注精英人物活动的历史研究 (以政治史、军事史、思想史和外交史为典型),并没有许多兴趣,而是更愿意研究自己身边发生的事情 (如酒吧、公园、教堂、社区等),于是社会史、公众史 (public history)和新文化史就应运而生,并逐渐成为自此以后史学界的主流。①（此处对美国史学变化、特别是社会史兴起的分析,只是注重其社会学的层面。社会史在战后史学界的兴起,自然还有不少其它的原因,有兴趣的读者,可参考Joyce Appleby, Lynn Hunt& Margaret Jacob,Telling the Truth about History (New York:W.W.Norton,1994)。若想从更广泛的角度来考虑社会史的兴起及其影响,可参考 Georg G.Iggers,historiography in the 20th century:From Scientific Objectivity to the Postmodern Challenge (Hanover: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1997）
换句话说,社会史、公众史和其它 “自下而上”(history from below)史学流派在美国史学界的兴盛,与研究人员的 “草根化”和美国社会的 “反智”风气,密切相关。而且这两者之间,又存在一种互相支援的关系,缺一不可。这一情形,在其它地区很难复制,而在中国,更是难上加难。这里有几点原因。首先,如同上述,美国高等教育的普及,比中国要早几十年。中国只是在近几年才开始大量生产的大学生,许多高校也大量扩招研究生,以求消化那些无法马上就业的大学毕业生。这一努力,从国家的层面考量,当然是有必要的。但如果就学术研究人员的 “草根化”而言,那么其效果是正好相反的,因为其结果是让那些通过扩大招生进入高等教育的原来出身 “草根”的学生,通过选拔而进入 “精英 ”的层次。但中国的这一做法 ,正好又与我想说的第二点原因有关,那就是与美国社会的 “反智 ”风气相对照 ,中国社会一直有 “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 ”的传统 ,虽然尊崇教育 ,但其实只是把知识作为手段,真正的目的是想出人头地 ,而不仅仅是像美国学术界的人士那样以平常心对待学术 ,视其为一个饭碗 (Itisajob)而已。因此 ,中国的学术界 ,功利心很强 ———最近圈内的一些腐败现象 ,正与其有关 ,因为如果钻研学术本身无法达到出人头地的目的 ,于是就使出一些歪点子了。即使那些出身 “草根 ”的学者,一旦进入学术界的核心 ,也往往会随大流 ,随风而起 ,刻意研究一些所谓时髦的课题 ,以求更快或最快地获得荣誉和声誉以及那些伴随荣誉和声誉的物质利益 ,而不是去研究那些自己真正感兴趣、并且独特新颖、与众不同的课题。
趋同的史学
我写到这里 ,读者可能会觉得中美文化的差异 ,在史学界主要表现在研究领域这一方面 ,其实不然。我实际上看到的是 ,中美两国虽然文化差异很大 ,但就史学潮流而言 ,正在日益趋同。这一趋同现象的产生 ,一方面是西方文化的霸权所致 ,另一方面也与我上面所说的中国治学的传统有关。既然中国学者治学的目的 ,是为了出人头地 ,因此就不免喜欢追随时髦。毋庸讳言 ,现在史学界时髦的东西 ,基本上都是源自西方的。近年中国史学界 “新文化史 ”的兴盛 ,正是一个写照 ,而 “新文化史 ”引领史学新潮 ,正是从西方开始的。换言之 ,那些 “自下而上 ”的史学流派 ,现在也正在中国的史学界引领风骚。
我无意批评现在从事新文化史研究的学者 ;我在上面已经说过 ,我个人欣赏一些新文化史的研究。而且从我研究史学史的立场来看 ,史学潮流翻新愈快,对我来说兴趣愈大。如果好几代史家都研究同样的东西 ,那我就只有 “失业”了。我只是想说 ,人的活动无法脱离社会、文化的环境 ,比如美国史学界流行 “新文化史 ”,与其 “反智 ”的文化氛围有关 ,而中国直至今天 ,尚没有这样的环境。当今成熟的学者 ,出自草根的并不多。他们研究一些草根的课题 ,让我想起****中知识青年下乡劳动 ,虽然人也晒得黝黑、手上也长了老茧 ,也学会了干几样农活 ,但扪心自问 ,那时有多少知识青年是真正想一辈子扎根农村的 ?而他们内心深处 ,又与土生土长的农民有多少共同点呢 ?
换言之 ,我们研究历史 ,首先必须承认历史的多样性 ,以求像钱穆所说的那样 ,对历史带有一种 “温情和敬意 ”。中国的文化崇尚精英 ,我们的历史研究,就不应、无法回避这一点 ,而是应该有人从事这一方面的研究 ,不要一窝蜂地寻找 “草根 ”的课题。当然我的意思并不是要我们永远维持这种尊崇精英的文化传统 ,但我们是研究历史的 ,“创造历史 ”、“改造世界 ”并不是我们的首要任务。我曾经在一篇文章的结尾写道 :“中国人对自己历史的记忆 ,向来与一些文化的精英有关 ,如孔子、老子、司马迁、司马光、李白、杜甫、蒲松龄、罗贯中等。如果在中国人的历史记忆中 ,抽去这些名字 ,那么这一历史记忆一定会变得十分苍白 ”。①（王晴佳 ,“中国文明有历史吗 ?—中国史研究在西方的缘起、变化及新潮 ”,《清华大学学报》,2006 (1)）我在这里还想补充的是 ,其实这些文化精英 ,在他们当时的年代 ,有的并不是那么 “精英 ”的,那是后人逐步把他们精英化的 ,而这一精英化的过程 ,正是反映中国文化特征的一个历史现象。如果我们故意回避对这些 “精英化 ”的现象和人物的研究 ,刻意东施效颦 ,跟在别人的后面,希求发掘那些名不见经传的人物和事件 ,这样的历史研究 ,自有其必要 (这也是我出版此书的一个原因 ),但窃以为不应成为中国史学界的主流 ,因为它与中国文明的传统特征 ,不尽契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