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在奢靡之风的影响下，人们多崇尚厚奁，富家嫁女极尽夸耀之能事，贫家罄产借贷以筹办嫁妆。如直隶成安“装奁一节，成邑奢靡太甚，中等人家皆讲求木器若干件，铜器若干件，锡器若干件，瓷器若干件，单夹皮绵衣、被若干套，而镜匣、花粉等物尚不在内。往往有因嫁一女竟至败产倾家，一蹶而不可复振”①（《成安县志》卷一○，《风土》，民国二十年铅印本）；江西万载“至奁具，则糜费已甚，始而富家稍炫其妆，继而迭出求胜，渐至贫窭效尤，典卖以从”②（《万载县志》卷一，《方舆·风俗》，民国二十九年铅印本）；四川合江“妆奁一事尤重。无识者第以嫁装之丰绌为衡，不问女性淑愿，而媒妁每夸妇装丰富，以期男家许诺，古人择德不论财之意荡然矣。凡嫁装，自床榻、荐席、椅桌、柜椟、毡褥、帐幔、衾枕、服饰、器用，无不具。于嫁日或前期一日，女家使人张陈于婿之室，曰‘过礼’，犹古铺房意。虽贫苦，亦必备床帐、衾枕、箱柜始可以嫁，举债不惜”①（《合江县志》卷四，《礼俗》，民国十八年铅印本）。在这样的社会风气中，那些拿不出像样嫁妆的家庭只能拖延婚期，直接导致儿女婚嫁失时。如湖南宁远“（男家）费财既多，资妆必待丰备，往往力有不给，致男女过期”②（《宁远县志》嘉庆十六年刻本，引自《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中南卷，５８２ 页）；浙江上虞“惟富家嫁女务侈妆奁之丰厚，贫家许字尤索重金，甚有因嫁女而荡产，缘娶妇而倾家者，以至穷苦小民老死而不能婚”③（《上虞县志校续》卷四一，《风俗》，光绪二十五年刻本）；吉林“如女家无力作嫁，则于聘礼之外多索聘金，以为嫁资，谓之‘养聘钱’。以至上品之族，因愆期而多怨旷，下流之民，起争端而成攘夺”④（《吉林汇征》民国三年铅印本，引自《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东北卷，２５４ 页）。不少家庭甚至由争索嫁妆而引发诉讼，如四川《长寿县志》记载，当地“及报期结婚，女家办治妆奁，男家宴集宾客，丰俭厚薄各称其家之有无，极贫者一无所有亦不为耻也。近来风气渐趋奢靡，物价奇昂，以数百金嫁一女，殊不足道，视前辈饶裕之家，至多以二百金为限者，且数倍矣。甚有以争奁物涉讼者，其鄙陋真可笑也”⑤（《长寿县志》卷四，《风土》，民国三十三年铅印本）。以下是四川巴县档案中，道光二十四年（１８４４）张傅氏为女儿争要奁资的案例。
情本月初一，氏以违断掯陷，呈称夫故乏嗣，夫弟张鸣翔欺氏孤寡，衣食不给，卡掯翁遗院房不卖，害氏两女及笄难字。氏控经恩讯，断令张鸣翔每月帮给氏食费钱二千，即速卖房派分，作氏两女奁资，鸣翔藐断，食费不给，房掯不卖等情，在案。①（四川大学历史系、四川省档案馆主编：《清代乾嘉道巴县档案选编》（下），４７１ 页）
此案例中，张傅氏因夫弟不肯分给她翁公的遗产，导致其无法生活、两女没有奁资而无法出嫁，因此先后两次将夫弟张鸣翔呈控在案。从县官的第一次判决来看，张傅氏的控诉是非常有力的，县官立即判令张鸣翔迅速卖房分配财产，作为张傅氏两女的奁资。根据本书第一章所论述的清代嫁女费用，最简单的嫁妆也要花费数两银子，对于家有数女的社会中下层家庭而言，几个女儿嫁妆的总和不啻于天文数字，像张傅氏之女这样，由于父母没有足够嫁资而待字闺中的女性应当大有人在。如此，我们不难理解张傅氏急于控告夫弟，要求其变卖房产的做法。
值得指出的是，困无钱筹办妆奁而导致婚嫁愆期的现象往往发生在所谓的“中产之家”。
如前所述，富裕之家疼爱女儿，筹备妆奁时“大而床橱，小而杯箸，举凡服饰、器用，应有尽有”②（《平乐县志》卷二，《风俗》，民国二十九年铅印本），甚至连女儿百年之后的棺椁都提前备好，作为嫁妆送至男家。富家的厚奁，一是想为女儿奠定婚后生活的经济基础；二是借女儿出嫁以进行炫耀；三是出于家产丰厚，以陪嫁的方式分财与女，其妆奁之丰厚自不待言，“即侈费，故绰有余裕”③（《兴宁县志》卷五，《风土志》，光绪元年刻本）。而贫家温饱问题尚难以解决，极度贫困的家庭无一日之存粮、无一文之余钱，根本谈不上为女儿筹备什么丰厚嫁妆，甚至没有任何陪嫁。一些贫家不得不通过向男家索要“聘礼”来为女儿筹备妆奁，甚至索要的聘礼也不会转化为嫁妆，而是用以维持家庭的生计，或将女儿的聘礼作为儿子娶妇之用。
贫家正由于“贫”而俭省了诸多礼节繁费，如果家庭稍有财力可陪送一些简单的嫁妆如床帐、衣服、器具等，但也只是“量力而已”，“包袱一个或小箱一个”的嫁妆的确不会耗费家庭多大的财力。那些没有能力的家庭，可以“索财礼以为嫁女时之衣饰”，或者要求男家以“过度”、“倒办”等形式帮办嫁妆，即便是“极贫者一无所有亦不为耻也”。因此，相较于富家而言，贫家女孩往往早婚，一方面贫困之家希望女儿早日出嫁，家中可以少一些衣食负担，减轻了家庭的经济压力；另一方面女家希望利用女孩出嫁所得的聘金以补家用，或者用来为儿子娶妇。许多家庭甚至女儿还在襁褓之中，就急于为她议婚了。在这种情况下，男家也深知女家的窘境（男家往往也是贫寒之家），不会奢望女方的妆奁，因此贫家之女儿反而得以及时婚嫁。
介于贫富之间的中产家庭则处于尴尬的地位。他们的经济条件首先无法和富户相比，只是免于饥寒，略有余产而已。但是，中产之家的大部分人都读过书，有一些文化，甚而拥有功名，因此他们又较贫困之家更为在乎“体面”（体面的重要性将在本章第三节论述）、讲究仪节、努力追逐社会风尚而避免为他人耻笑。在婚嫁“以奢相尚”的社会风气之下，许多中产之家“破产以从”，否则“卒以为耻”。
不少中产之家由于嫁妆的支出而导致贫乏，轻则变卖产业，重则背负债务，“每经一次婚嫁，为儿女还债必磬多年艰苦居积”①（《上林县志》卷六，《社交部·风尚》，民国二十三年铅印本）。最为严重者，“有因嫁一女竟至败产倾家，一蹶而不可复振”②（《成安县志》卷一○，《风土》，民国二十年铅印本），在嫁妆的赔累之下，许多家庭由中产落入贫困的行列，“每有嫁女嫁穷人之感叹焉”③（《平乐县志》卷二，《风俗》，民国二十九年铅印本）。基于以上背景，那些财力不及，又不愿因妆奁薄而使得家庭蒙羞（失去“体面”）的中产之家，往往选择以延迟女儿出嫁日期的形式来缓解家庭的经济困境，以便有更多的时间来积攒足够的嫁妆。特别是那些有多个女儿的家庭，嫁一女所伤的元气，往往需要多年才能恢复，其他的女儿即使达到婚龄，也得等待数年方能出阁。如著名学者翁叔元，长女在１７岁时，已经到了成婚年龄，他因家贫难以置办妆奁而心急如焚，好容易百般筹措将长女嫁出，次女业已２２岁，属于大龄之女，只好再次节衣缩食，勉力筹办。④（参见翁叔元：《清初翁铁庵先生叔元自叙年谱》，２９页，台北，商务印书馆，１９７８）
二、由嫁妆导致的家庭不睦
在现实生活中，嫁妆也会导致家庭的不和睦。首先，男家在付出聘礼之后，对于女家能够提供的妆奁都有一个期望值，当女家陪送的妆奁低于这个期望时，新妇在夫家的地位就很难确立。地方志中有不少翁姑由于嫁妆不敌聘礼而迁怒于新妇的记载，如江苏海虞，“俗人娶妇妄想妻财，新嫁娘入门，苟其装奁丰富则翁姑皆欢天而喜地，若聘银厚而装奁薄，则以为所得不偿所失，而意大不满，啧有烦言”①（《海虞风俗记》卷三，７２～７３页，《中国风土志丛刊》第３２册）；浙江平阳，“舅姑因资装之薄，终身愤憾媳妇者，往往有之，其故皆起于纳币时女家多所需索也”②（《平阳县志》乾隆二十五年刻本，转引自《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东卷，９１１页）；江西德兴，“自俗之弊，竞炫妆奁，铺张街衢，女随其后入门，盛饰则翁姑喜，否则反唇相稽（讥）”③（《德兴县志》卷一，《地理志·风俗》，民国八年刻本）。翁姑对于新妇的不满直接影响到新婚夫妇的关系，引起丈夫对妻子的偏见和轻视，如四川《威远县志》载，“贫户或鬻产嫁女，不则翁姑、夫婿或以奁薄而轻其妇”④（《威远县志》乾隆四十年刻本，转引自《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西南卷，１３３页）； 《合江县志》载，“虽贫苦，亦必备床帐、衾枕、箱柜始可以嫁，举债不惜，否则匪惟媒氏受诟，往往舅姑因此以虐其媳，夫以此薄其妻”⑤（《合江县志》卷四，《礼俗》，民国十八年铅印本）。继而，妯娌之间对于嫁妆的攀比、较量也使得家庭矛盾不断激化，若妇女妆奁丰厚，则“于归之后夸耀舅姑，或峥嵘妯娌”⑥（王有光：《吴下谚联》），４０页，若“妆赠不丰，往往为婿家所厌薄，先后（妯娌也，见《封婵书》）奚落，妇姑勃谿，驯致秦晋失好，每由于此”⑦（《眉山县志》卷五，《典礼志·民俗》，民国十二年铅印本）；“男家之不识事理者，犹以妆奁多寡揶揄；妯娌行坏俗不情，莫此为甚”⑧（《成安县志》卷一○，《风土》，民国二十年铅印本），嫁妆成为引发多种家庭矛盾的根源。
其次，在陪送嫁妆的仪式中，男女双方家庭容易发生一些纠纷，以至影响到日后的家庭关系。如江西兴国习俗，“女家置备妆奁，缝工之值取办于男家”，即男家应当支付妆奁中衣服被褥的缝工费用，一些女方家庭借此“临门需索，颇多龃龉，甚且因而失欢”①（《兴国县志》卷一一，《风俗》，同治十一年刻本）。浙江德清一带，女家雇人或请亲朋好友将妆奁送至男家，男家必对送妆人进行赏犒。赏犒并无一定之规，婿家往往“从厚”，或者依照妆奁的多寡而增减，当犒赏不丰时，女家会与扛夫一起“因此而论多寡焉”②（《德清县新志》卷二，《舆地略·风俗》，民国二十一年铅印本）。缝工之值与送奁的犒赏本为细小费用，与嫁妆的总体价值相比，微不足道，但是“日后妇姑失欢，夫妇反目，未必不基于此，人自习焉不察耳”③（《内乡县志》卷五，《风俗志》，康熙三十二年刻本）。再次，一些家庭在陪送嫁妆时使用欺骗的手法，亦为婚后产生家庭矛盾的因素。如山西《洪洞县志》记载：“近俗竟有假妆奁为饵，以□□ （争财）礼者。既有用铜锡充数，以驱（骗）亲者。更有以好看为名，令男家借取首饰、币帛，及赚物到手，或尽裁减，或竟当（卖）者，致使日后残恨其妇，诟詈其婿，究以两姓之好，遂成仇雠。”④（《洪洞县志》同治十一年补刻本，转引自《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北卷，６６８页） 女家以置办妆奁为名向男家争要聘礼，到手之后即使用欺骗的手段，用“铜锡”冒充金银器物为嫁妆；或者女家令男家借取他人物品以充体面，而用后并不归还，甚至当卖。如此，婚姻虽成，两家却化为仇雠，新妇在夫家之景况可想而知。亦有女家租借奁物以欺骗男家者，《霞外随笔》记载：“越俗：嫁女以资遣，繁富相竞，然不无假借，至有私行移还，见薄于尊章者。”为表明此举并非清代独有，文中还特征引《嘉祐杂志》云：“曹佾，太尉长秋母弟、张貂相耆之坦床。始成婚，资妆甚盛。请衣帐者增二十缣，三十后尽敛持去。讯之，云：‘本房卧制未办，此皆假借来。’ 推延五、六年，竟不致一物。”因此，作者认为“借奁” “古已有之，不独士庶家也”⑤（平步青：《霞外随笔》，１１１页，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９８）。但是，在明清社会婚嫁论财的风气之下，男家在付出聘礼之后，奁物一无所得，且受到欺骗，必定引起家庭的矛盾和纷争。
三、士人对于厚奁的排斥
对于奢嫁和婚姻论财给社会带来的不良影响，一些士人深表忧虑，疾呼应当力挽世风。这一点集中体现在各地所编纂的地方志中，如《阌乡县志》：“但婚礼颇论财，奁具好从厚，缘是多怨旷者，宜为禁革。”①（《阌乡县志》卷八，《风俗》，光绪二十年刻本）《上杭县志》：“婚嫁两难，此俗之所宜亟正者也。”②（《上杭县志》卷二○，《礼俗》，民国二十八年上杭启文书局铅印本）《上虞县志校续》：“以至穷苦小民老死而不能婚，害于何底！缙绅先生有能劝导而变化之，庶得男女以正婚姻以时焉。”③（《上虞县志校续》卷四一，《风俗》，光绪二十五年刻本）除大声疾呼外，一些士人还以身作则，拒绝与拥有厚奁的女子缔结婚姻，以示对于奢嫁和婚姻论财的反抗。以下是清人龚炜对于“婚嫁不计聘奁”观点的实践：
予素持婚嫁不计聘奁之论。一夜，与朱仲升谈次，渠述一旧主家，起家湖商，妇孀而子夭，其季女所从受书者，奁资可得数千金，欲为予子作伐；予时被酒，应之。明旦酒醒，不觉怃，即诣仲升，仲升已归，急写书辞之。会步东书来，遂定平原姻事。后仲升至，极重予不违素论。④（龚炜著：《巢林笔谈》，３４２页）
为表明自己婚嫁不论财的“素论”，龚炜推却了有奁资“数千金”的婚事，为其子另择婚配，他的行为也受到朋友的理解和尊重。
除反对奢靡和婚姻论财之外，士人排斥厚奁的重要原因之一，还在于担心妻子倚仗财势，不守礼节，不是他们所期望的同甘共苦的伴侣。如钱塘汪魏美娶建宁守钱飞卿之女，“初成婚，汪语之曰： ‘吾本寒儒，得连姻贵室，所望知礼义，孝姑嫜，和妯娌，足矣。侈簪理绮绣之饰，毋庸也。’钱闻之，即尽去服饰，屏侍婢，以荆钗布裙操作”①（徐珂：《清稗类钞·婚姻类》，２０３２页）。士人的这种顾虑并非没有道理，正如前文所述，的确有一些妇女凭借雄厚的妆奁“夸耀舅姑，峥嵘妯娌”，成为家庭不和睦的因素。
也有士人因担心妇女的资财玷污了自己清高的名节而拒绝厚奁。如下例：
有满姑者，本韩江妓。恒往来清溪、岐岭间，郡人故未之识。与余姚翁宝山情好颇笃。后其母卒，姑携千金欲从宝山。宝山避之省城，屡招不往。姑不得已，委身土人。或诘宝山以坚拒之故，宝山喟然曰：“吾清白吏子孙也，岂可以不义之财玷辱家声哉？”夫士人娶妻，必访其奁具之厚薄为取舍。妓女携资而嫁，犹之乎娶妻而得奁具也，何为不义？ 宝山未免矫情。②（俞蛟：《梦厂杂著》，２０２页）
翁宝山不肯与满姑为婚，就是害怕她的资财玷污了自身和祖先的名节，这种观念在清代非常普遍，如清人平步青在论述婚姻时即引用前人的观点说：“借使因妇财以致富，依妇势以取贵，苟有丈夫之志气者，能无愧乎！”③（平步青：《霞外捃屑》，１８０页，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５９） 告诫贫困士人，不要贪图女家嫁奁以丢却丈夫之气。
从以上几个方面来看，丰厚的嫁妆不仅没有对婚姻起到积极作用，反而令士人望而生畏，对婚姻缔结产生负面影响。
（第三节 由嫁妆引发的社会问题）
在奢嫁和婚嫁论财的社会风气中，清代嫁妆的规模呈逐渐上升趋势。据《广宁县志》记载，乾隆时，中平之家妆奁之费为数十金至百金，富家为三百到五百两，“及道光初，多倍于此”； 《上林县志》记载，“咸、同以前，男家送聘金制钱二十四千文者谓之中礼，三十二千文者谓之上礼，迨光绪中叶后，有送至小洋六十、八十、百元不等者；女家赔奁所费称是，或且倍之”； 《长寿县志》载，“近来风气渐趋奢靡，物价奇昂，以数百金嫁一女，殊不足道，视前辈饶裕之家，至多以二百金为限者，且数倍矣”。嫁妆的不断飙升，引发或加剧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一、嫁妆与奢靡僭越之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