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皇帝能登上帝位完全得自于他的祖父嘉靖皇帝在前朝正德皇帝死后无嗣的情况下被选定继承大统。万历8岁登基，在此之前，他一直接受慈圣太后和张居正的教导。慈圣太后教子极为严格，当万历只有三四岁的时候，就开始每日要在寅时被太监叫起去听张先生的授课。这个时间大概就是现在的早晨四五点钟。
张先生对小皇帝的授课也一丝不苟，一旦万历在背诵经史课本时有错或是瞌睡，张先生一定会拿出严师的身份加以斥责，甚至是罚打手掌心。这种经历使万历在成年以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仍然对张先生非常敬畏。张居正身居内阁首辅多年，与万历皇帝重视他们多年来的师生情谊分不开。然而，这种敬畏感也并非自始至终表现为对张先生的爱护，多年以后，张居正被清算，他对小皇帝的铁面无私也并非没有付出代价。万历想起幼年跟张先生上课时的情景，不能不有一股怨恨。
公元1582年是万历一生中非常重要的一年。这一年3月，他曾在一天册封过九位嫔妃，其中就有一个在他今后的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女人——当时被称为淑嫔的郑氏，后来的郑贵妃。郑贵妃当时不过14岁，然而万历却对她一往情深，并且至死不渝。郑贵妃喜欢读书，同时也不像其他的妃子对万历只有敬畏和服从。从某种意义上说，郑贵妃不是把他当成一个皇帝，而是当成一个男人来看待。他们经常在一起读书、参佛，甚至把他们愿意生死同穴的誓言书写下来放置在锦盒中。
爱情让万历对郑贵妃许诺将他们的儿子封为太子。然而，自小受到的那种不违纲常伦理的教育在万历的性格中根深蒂固，他还没有足够的胆量和魄力真正履行这一诺言。在此后的几十年时间里，他竭力维护他与郑贵妃的爱情的最有力证据就是，在立太子一事上有意识地与群臣对抗。
但是，一直到公元1620年他以57岁的年龄驾崩时，他也始终没能给予他宠爱的郑贵妃他想给予的一切。他们生死同穴的誓言也成了一句空话，他生前未能好好爱自己心爱的女人，在死后也不能和她葬在一起。陪在万历身边的是他一生中从未爱过的孝端皇后王氏，而他所爱的郑贵妃则在死后孤零零地被安葬在另一处皇陵中。
在他亲政的后20年，他基本上是一个不理朝政的皇帝。因此，万历后期朝政的混乱，直接导致了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明朝军队在与努尔哈赤军队的萨尔浒一战中丧师10万，从而丧失了明军对后金军队的优势，间接导致了明朝最终被清朝取代的结局。
万历十七年（公元1589年）十二月，大理寺左评事洛于仁上了一疏，疏中批评神宗（即万历皇帝）纵情于酒、色、财、气，并献“四箴”。对皇帝私生活这样干涉，使神宗非常恼怒。幸好首辅大学士申时行婉转开导，说皇帝如果要处置洛于仁，无疑是承认洛于仁的批评是确有其事，外面的臣民会信以为真的。最后，洛于仁被革职为民。在处理这件事的过程中，神宗曾召见申时行等人于毓德宫中，“自辩甚悉”。神宗对内阁大学士们说：“他说朕好酒，谁人不饮酒？……又说朕好色，偏宠贵妃郑氏。朕只因郑氏勤劳，朕每至一宫，她必相随。朝夕间她独小心侍奉， 委的勤劳。……朕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下之财皆朕之财。…… 人孰无气，且如先生每也有僮仆家人，难道更不责治？”
神宗根本不承认洛于仁的批评。的确，明末社会好酒成风。清初的学者张履祥记载了明代晚期朝廷上下好酒之习：“朝廷不榷酒酤，民得自造。又无群饮之禁，至于今日，流滥已极。……饮者率数升，能者无量。……饮酒或终日夜。朝野上下，恒舞酣歌。”意思是说，明代后期对于酒不实行专卖制度，所以民间可以自己酿酒。又不禁止群饮，以致饮酒成风。喝酒少的能喝几升，多的无限量，日夜不止，朝野上下都是如此。
神宗的好酒，不过是这种饮酒之风的体现罢了。神宗在17岁的时候，曾经因为醉酒杖责冯保的义子，差点儿被慈圣太后废掉帝位。这件事他倒是承认。至于说到好色，神宗虽然似乎不及他的祖父，但却一点儿也不逊色于他的父亲。他在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的三月，就曾效仿他的祖父世宗的做法，在民间大选嫔妃，一天就娶了“九嫔”。而且，神宗竟然还玩起同性恋的勾当，在玩弄女色的同时，还玩弄小太监。当时宫中有10个长得很俊的太监，就是专门“给事御前，或承恩与上同卧起”，号称“十俊”。所以，洛于仁的奏疏中有“幸十俊以开骗门”的批评。这一点，神宗与当初荒唐的武宗有一点儿类似。
至于贪财一事，神宗在明代诸帝中可谓最有名了。他在亲政以后，查抄了冯保、张居正的家产，就让太监张诚全部搬入宫中，归自己支配。为了掠夺钱财，他派出矿监、税监，到各地四处搜刮。这个明朝享国时间最长的皇帝，庙号神宗，实为寓贬于褒，是说他神龙见首不见尾，隐居深宫数十年，不见朝臣，不理朝政，致使到万历末年，国家的官吏已经缺了一半。他又是个死要钱的皇帝，放出太监四处扰民搜刮（如开矿事），民间连养只鸡也要缴税。
酒色的过度，使神宗的身体极为虚弱。万历十四年（公元1586年），24岁的神宗传谕内阁，说自己 “一时头昏眼黑，力乏不兴”。礼部主事卢洪春为此特地上疏，指出“肝虚则头晕目眩，肾虚则腰痛精泄”。万历十八年（公元1590年）正月初一，神宗自称“腰痛脚软，行立不便”。万历三十年（公元1602年），神宗曾因为病情加剧，召首辅沈一贯入阁嘱托后事。从这些现象看来，神宗的身体状况实是每况愈下。因此，神宗亲政期间，几乎很少上朝。他处理政事的主要方法是通过谕旨的形式向下面传达。万历三大征中边疆大事的处理，都是通过谕旨的形式，而不是大臣们所希望的“召对”形式。在三大征结束之后，神宗对于大臣们的奏章的批复，似乎更不感兴趣了。
然而，导致万历皇帝最终彻底罢工的原因，并不是他的身体状况，而是他不能按照自己的想法册立太子。
万历皇帝本来是有励精图治之决心的，除了从小敬畏的张居正并不那么居正带来的打击之外，使万历消极怠工的主要因素还是“国本之争”，也就是立哪个儿子做太子的争论。这实在是令人叹息的一件事情。曾子《大学》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论的正是帝王之道。家不能齐，必然祸起萧墙。万历朝实在是一个家庭悲剧和性格的悲剧。
首先，大臣们太过于忠直不阿，王皇后和皇长子并不是有强有力的外戚作为支撑，立皇长子并不是于他们有什么好处，偏是大臣们死抱着“立长不立幼”的古训，和皇帝力争。本来，臣子们有一定分量的话语权，哪怕被当廷杖死，也要据理力争一向是政治清明的象征。有明一朝，大臣因直谏被杖死、瘐死的不计其数，然而白发苍苍的大臣们，即使被当廷扒下裤子，屁股开花，也要前赴后继地上疏。这是出于长期文化积累的对于敢于直谏即为忠臣这个符号的认可，死谏可青史留名，也是气节所在，也可以裁抑君权。
从小严母厉师的关于帝王之道的教导，使万历知道大臣们是对的，但是在感情上他一定是万万不能接受。于是同样是帝王家事，和祖父嘉靖不一样，他只能极不情愿地屈服于群臣，甚至用撒谎和拖延近于无赖的手段，口头上说明年就立，却不讲信用地一拖再拖。
本来臣子们和万历能和解的唯一机会在于皇后死了就好了，那样的话万历就可以封郑贵妃为皇后，按立嫡的原则，大臣们就没话说了。偏偏这位多病的皇后硬是正位中宫42年，和万历死在同一年。皇后贤孝，很得太后欢心，废不得。长寿的皇后粉碎了君臣可能的和解机会，万历皇帝不得不于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立了长子。也许这就是天意。
这场君臣间的较量是旷日持久的，消耗了万历帝励精图治的雄心，所以他消极反抗。虽然辛辛苦苦当个明君，百年之后，最心爱的女人也不能和自己永远在一起，反倒是那个毫无感情、与一段肮脏记忆有关的宫女长伴地下。我能体会万历帝感受到的巨大的失落和打击。他不理朝政，他贪财，也许都出于这么一种报复的心理：既然拗不过你们，万年之后我也将永远痛苦，那这江山还好好治理做什么？最好是把天下的财富都搜刮来送给小儿子，至于江山被弄得怎么千疮百孔，留一副烂摊子给老大去继承好了。所以他不问朝政，只顾拼命搜刮，重重赏赐福王（即郑贵妃之子）。他隐居深宫，谁也不能见到他，只有小儿子福王可以。
由于万历帝的内心一直偏向福王，所以皇位继承权的归属，直到很晚才定局。这个定局，缘于皇太子朱常洛的一个阴谋。
一个叫做张差的傻大汉，提着一根枣木棍冲进皇宫，见人就打，很快被抓。他被抓了以后口口声声说自己是要行刺太子的，是受的郑贵妃指使。大家想一下，从古到今，哪朝哪代见过这样的刺客？要离刺庆忌，不惜断臂求信任；荆轲刺秦王，那把匕首是藏了又藏。明目张胆的也有，人家聂政怎么着也拿了一把大砍刀。问题就在于，张差一口咬定，自己是受人指使的刺客，朝中大臣再这么一闹，要求严惩凶手，这样做的目的有两个：其一，最好的结果是神宗皇帝受了蒙蔽，对太子的同情分上涨，拒绝太子轮替；其二，如果神宗不上当，就制造紧张空气，加剧朝野对立，神宗为了保持社会稳定，也不能轻易换人。这个事件的最后结果是，郑贵妃和朱常洛进行了一次高峰会谈，之后神宗召见群臣，确认太子的合法性。朱常洛的阴谋，获得了完全的成功。
传位于小儿子再也无望，万历和郑贵妃的爱情终于不能战胜政治的力量。从此，他更加心灰意冷，无论大臣们多么沉痛地指出形势多么危急，甚至直截了当地说“天下将有陆沉之忧”！他居然仍然无动于衷！这不仅仅是黄仁宇所说的“消极怠工”了，这应该是有一种报复快意的变态心理了。万历帝也许是故意要如此的。
文官政府正常地运转，成就了万历帝；万历帝自身的过于懒怠，又最终毁灭了他的名声，这就是历史的公正。
大奸似忠——非议魏忠贤
太监，从法律地位和制度设计上来说，是奴才，属于人下之人。但是，太监又是一种特殊的奴才，因为他们是皇帝的奴才，所谓“宰相家人七品官”，皇帝的奴才，自然要被人高看一眼。
封建社会的皇权，是至高无上的，但做皇帝的，却是活生生的人。他们和我们一样，有血有肉，也可能受人摆布控制，比如皇太后，就是最有机会控制皇帝的人。皇太后毕竟是皇帝的妈，在多数情况下，对国家的负面影响非常有限，而另一种容易控制皇帝的人——太监，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一旦大权在握，对国家造成的危害将非常可怕。秦朝的赵高，直接毁灭了强大的秦帝国；明朝的王振，造成了皇帝的被抓，这都是明白的例子、惨痛的教训。
教训并不总是能被人们记取的。明天启年间，当魏忠贤登上政治舞台时，明帝国也逐渐走向了它的末日。
魏忠贤的一生似乎充满了矛盾与意外。作为一个宦官，他实在太特殊：一般的宦官都是在幼年时由家人做主净身，而他是在已经娶妻生女的22岁，自阉入宫。他出身于贫寒之家，进宫前他甚至没有一个正式的名字，因排行第四，所以人们称他魏四。由于贫穷，魏忠贤没上过一天学，大字不识一个。
魏忠贤的自阉入宫，在后人看来是个十分荒谬的事情。一次赌博输光之后，他躲进街上的酒馆里，被别人找出来，当街一顿痛打，差点儿丢了性命。在不断的逼债声中，魏四情急之下说出了：“我进宫当太监还你还不行吗！”当时在场的人只不过把这当成慌不择言，谁也没想到魏四过后真的自阉了。
这句情急之下的话无疑反映了魏忠贤改变命运的强烈渴望。支撑这一时冲动的，是他对自己生存境况、前途命运或多或少的思考。由于家底太薄，靠自己的辛苦发家致富对他来说只能是痴心妄想，何况他知道自己根本吃不了那个辛苦，而出外闯荡在户籍管理异常严格的大明社会也基本没有可能。他整日酗酒、赌博何尝不能解释为对生活的绝望和怨愤呢？在这种情况下，扔进这个深潭中的任何一根稻草在他眼里都有可能变成一条船。
然而，这个决心不是说下就能下的。对一个正常人来说，这个选择之艰难不言而喻。可是，不当太监，难道一辈子就这样穷困潦倒、在别人的白眼中混下去吗？这样活着，简直就是受罪。
具有赌徒性格的魏四，用了比别人短得多的时间就作出了这个让所有人目瞪口呆的决定。经过重重的困难，他终于找到了门路，用家里把女儿卖给人家当童养媳的钱，赶上了万历十七年（公元1589年）最后一次挑选。在所有待选的人里，他成了唯一一个入选者。进了宫，魏四被安了个新名字，叫“李进忠”。他每天的工作就是早起时倒前宫的马桶，其余时间则无所事事。
从哪个角度也看不出这个人日后会成为左右大明帝国的风云人物。在宫中飞黄腾达需要有三个条件，一是识文断字，二是富于心机，三是有强烈的野心。而这三条魏忠贤无一具备。魏忠贤没上过一天学，进宫多年，依然大字不识一个。说到心机，人们对他的评价是“憨”。他待人热情，真诚，合群，敢做敢当，经常被那些奸猾的太监耍弄，得了一个“傻子”的外号。至于野心，和他更是绝缘。他进宫的目的，不过是为了丰衣足食，最多是连带着一家人衣食不愁而已。
然而，历史就是如此偶然。这个大字不识一个的农民，为命运赌博而进入了深宫的十几年后，钻营到了一个伙食管理员的位置，而这个位置，阴差阳错，是在东宫太子身边。又恰巧，他伺候的这位相貌平常的王才人，后来居然为太子生了一个儿子，而且是长子。
即使如此，李进忠的前途仍然看不到什么光明。因为这个太子在当时看起来地位相当不稳。万历皇帝一直不喜欢这位太子，总想以自己喜欢的第三子取而代之。由于皇帝的厌恶，太子在宫中没什么地位，连皇帝身边的太监都可以随便欺负他。太子尚且如此，太子的儿子又隔了一层，前途更加难卜，况且宫中的龙子龙孙夭折率极高，谁也不能保证自己伺候的小孩子将来能修成正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