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教哲学和其他哲学一样，它是哲学，但它是宗教的哲学，是在论证宗教问题时对世界、包括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那些最根本、最普遍的原则作出的说明。因此，为了认识这种哲学，首先要认识这种宗教，认识这种宗教最高问题在当时的表现。由于学术界长期不承认儒教是教，所以我们必须首先介绍隋唐前期儒教的一般状况，随后介绍此一时期儒教对自己最高问题的解答，最后叙述儒教对一般哲学问题的回答。
（一）考文与制礼依
《礼记·中庸》：“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中国古代的天子，不仅是国家元首，而且是儒教的最高教职，所以只有天子才有议礼、考文的资格。议礼就是修订礼仪，也就是儒者们常说的“制礼作乐”，这是儒教天子、也是儒者们最重要的事业。考文就是整理文献。个别的整理可以由某位儒者个人来做，大规模的文献整理必须由天子领导。儒者个人整理的文献，也只有经过天子批准，才能成为普遍认可的读本。本节所述，主要为安史叛乱之前，儒教的考文、议礼状况。1儒教文献的整理隋朝的统治承北朝而来，北朝为隋朝儒教的复兴已经做了不少先期的准备工作。太平真君五年，北魏孝武帝下诏灭佛，同时表示要振兴“文教”，并且命令王公子弟“皆诣太学”（《魏书·世祖纪》）。第二年，他在杀戮了僧人之后，又下诏道：“朕承天绪，属当穷运之弊，欲除伪定真，复羲农之治”（《魏书·释老志》）。所谓“朕承天绪”，就是说，他是天子，接受的是天命；所谓“复羲农之治”，就是振兴儒教政治。这里分明道出了他灭佛的根本目的。北周武帝灭佛、灭道，强令僧尼、道士还俗。其根据，是儒教礼典的禁止淫祀原则：“禁诸淫祀，礼典所不载者尽除之”（《周书·武帝纪》）。淫祀禁止，儒教的典祀才能隆盛。此后不久，周武帝设通道观，其诏书称：“圣哲微言，先贤典训，金科玉篆，秘迹玄文，所以济养黎元、扶成教义者，并宜弘阐”（《周书·武帝纪》）。这里的“教义”，就是儒教的教义，也就是说，周武帝企图在儒教的主导下，容纳其他教门、言论的存在，使它们成为儒教的补充。隋文帝平定天下之初，首先网罗儒者：“顿天网以掩之，贲旌帛以礼之，设好爵以靡之，于是四海九州强学待问之士靡不毕集焉”；尊崇儒道：（天子）“整万乘，率百僚，遵问道之仪，观释奠之礼”。而博士们则“罄悬河之辩”，侍中“竭重席之奥”，他们“考正亡逸，研核异同”，使“积滞群疑，涣然冰释”（均见《隋书·儒林传》）。于是，儒者们得到了赏赐，全国到处都办起了学校。尤其在中原一带，学风最盛。许多人不远千里，去求师问学。这是从汉魏以来所未曾有过的盛况：“汉魏以来，一时而已”（《隋书·儒林传》）。隋文帝暮年，“不悦儒术，专尚刑名”（同上），到仁寿年间，地方上的学校全被砍掉，只留下京城一座，弟子只有七十二人。隋炀帝即位，中央和地方上的学校又得到了恢复，其盛况超过了隋朝初年。并且出现了刘炫、刘焯两个著名的儒者。他们出类拔萃，博通古今，高深莫测。他们对经的解说，成了缙绅先生们所宗奉的标准。隋朝复兴儒教的重要工作之一是收集古代典籍。牛弘上书，历数前代书籍的集散成毁。牛弘说，从秦代开始，书籍共经过了五次大的劫难。到南朝齐梁之际，儒学兴盛。据王俭《七志》和阮孝绪《七录》，当时的书籍有三万多卷。后来，这些书籍都被萧绎运到了江陵。北周军队攻破江陵，萧绎把这些书都烧毁了，这是书籍的第五次大劫难。书录所载的书籍都有重本，所以一共近八万卷。加上江陵本身的藏书，一般认为这次焚毁的书籍共十四万卷。而隋朝当时的书籍，才一万五千多卷。牛弘说，这些还不抵梁朝的一半，尤其缺少“阴阳河洛之篇，医方图谱之说”。所以他建议，给以某些利益，收集民间的图书。
杨坚采纳了牛弘的建议，下诏收集图书。“献书一卷，赉缣一匹”（《隋书·牛弘传》）。一两年后，隋朝的书籍就比较完备了。隋朝天子充分认识到儒学的功能。隋文帝杨坚在裁减儒学时，也还充分肯定儒学的功能：儒学之道，训教生人，识父子君臣之义，知尊卑长幼之序。升之于朝，任之以职，故能赞理时务，弘益风范。（《简励学徒诏》，载 《全隋文》卷二）隋炀帝在恢复儒学时下诏说：君民建国，教学为先。移风易俗，必自此始。（《隋书·炀帝纪》）他还要求任用和优待学者：“方今宇宙平一，文轨攸同。十步之内，必有芳草；四海之中，岂无奇秀？诸在家及见入学者，若有笃志好古，耽悦典坟，学行优敏，堪膺时务，所在采访，具以名闻。即当随其器能，擢以不次。若研精经术，未愿进仕者，可依其艺业深浅，门荫高卑，虽未升朝，并量准给禄。”（同上）这些认识和政策，都促进了隋朝儒学的发展。唐高祖李渊起兵，刚刚进入长安，还没有建号称帝，就下令复兴儒学教育。命三品以上的子孙进国子学，定额七十二人；四品、五品的子孙入太学，定额一百四十人；六品、七品的子孙入四门学，定额一百三十人。郡分上、中、下三等，分别定员六十、五十、四十；县也分上、中、下，定员分别为四十、三十、二十。建号称帝的武德元年，又诏皇室子孙及功臣子弟，在秘书省外另建小学。武德二年，为在太学建周公、孔子庙事下诏道：盛德必祀，义存方策，达人命世，流庆后昆。建国君人，弘风阐教，崇贤彰善，莫尚于兹。这是说，祭祀，对于政治和教化都是最重要的事情。接着李渊综述了周公制礼、孔子理文的伟大贡献，和自己崇儒的心情：朕君临区宇，兴化崇儒，永言先达，情深绍嗣。（《旧唐书·儒学传》）武德七年，李渊又下《兴学诏》：自古为政，莫不以学为先。学，则仁义礼智信五者俱备，故能为利深博。朕今欲崇本息末，崇尚儒宗，开后生之耳目，行先王之典谟。在李渊看来，儒教是本，佛、道二教是末，对儒、佛二教一衰一盛的巨大反差，非常不满。他在《兴学诏》中说：“三教虽异，善归一揆，岂有沙门事佛，灵宇相望；朝贤宗儒，群辟顿废？”在李渊看来，三教都是劝善的，但儒教对于政治教化的作用是其他二教所无法比拟的，所以不能看着佛教的寺院一个接着一个兴起，而儒教的学校却一个个被人废弃。李渊之所以把佛寺和学校相比，因为学校不仅是学习的场所，而且是祭祀的场所；寺院也不仅是拜佛的场所，也是僧侣们学习佛理的地方。武德三年，战争基本结束，还是秦王的李世民就“锐意经籍”（《旧唐书·儒学传》），在秦王府开文学馆，广泛招引天下文士。以杜如晦等十八人为学士，给五品的待遇。贞观初年，又精选天下的儒者，如虞世南、褚亮、姚思廉等，让他们以本官兼任学士。并在正殿左面，设弘文馆。学士们在其中轮流值班。在政务闲暇时，皇帝就和学士们讨论经义，商量政事，有时一直讨论到深夜。又让功臣、贤者和三品以上的子孙为弘文馆学生。
这样的讨论，使李世民本人也具备了良好的儒学修养。贞观十四年，李世民到国子学亲观释奠，即祭孔大典。命国子祭酒孔颖达讲《孝经》。李世民问道，孔门弟子，曾参和闵子骞都是大孝，为什么《孝经》中的文字都是对曾参讲的，却没有对闵子骞讲？孔颖达说，曾参的孝比较全面，孔子认为只有曾参才能理解这些道理。李世民反驳道，《孔子家语》上说，曾参的父亲曾晳让曾参锄瓜，曾参不小心锄断了瓜苗，曾晳发怒，用大棒打得曾参死而复苏。孔子听说了，就对弟子们说，曾参来，不要让他进门。后来曾参问老师为什么这样对待他，孔子说，虞舜侍奉父母，小打就忍受，大打就逃走，不让父母陷入不义的境地。由此看来，曾参哪里比闵子骞强呢？孔颖达无法回答。李世民又接着说：诸儒各生异意，皆非圣人论孝之本旨也。孝者，善事父母，自家刑国，忠于其君。战阵勇，朋友信，扬名显亲，此之谓孝。（《旧唐书·礼仪志》）《孝经》在汉代就有着特殊的地位，在唐代，这种特殊的地位就显得更加突出。从唐高祖李渊起，就常常集合儒、佛、道三教人士在一起讨论各教教义，佛教讲《般若经》，道教讲《老子》，儒教学者就讲《孝经》。后来，唐玄宗还亲自为《孝经》作注，并且命令儒者为注作疏。《孝经》的特殊地位表明，儒学的核心内容，已经从先秦时期以仁义为特征，转变为以忠孝为特征。这样的转变，适应了当时的政治需要。贞观二年，李世民又广泛征召天下儒士，充任学官。自己也常常到国学中，让祭酒和博士们讲论儒教教义。讲后都赏赐丝帛。学生能通一经的，都可以充任国家官吏。皇宫的卫士，也让儒者为他们讲解经义。其中有能通经的，也允许他们参加国家考试。李世民还增加了国学中的学生宿舍，并新设了书学、算学教育，使国学的学生达到了三千二百六十人。不仅全国各地的儒者都云集京城，不久以后，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等国，也派贵族子弟来长安求学。“鼓箧而升讲筵者，八千余人，济济洋洋焉。儒学之盛，古昔未之有也”（《旧唐书·儒学传》）。而据《新唐书·选举志》是：“四夷若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相继遣子弟入学，遂至八千余人。”贞观年间，除了发展孔庙祭祀制度以外，对儒学建设的另一重要贡献就是重新注释五经。首先是鉴于当时的各种版本文字错误很多，唐太宗李世民命颜师古校订五经文字，颁布天下，作为标准读本。后来，又因为五经章句繁琐，遂命孔颖达主持，撰写《五经义疏》，共一百七十卷，作为对儒经的标准解释。书成后，定名为《五经正义》。由于儒者们意见分歧，到唐高宗时，又由于志宁、张行成等加以删改，才最后成为定本并颁布天下。所以《五经正义》乃是唐朝初期著名儒者们的共同作品，它集中反映了唐朝前期儒学的面貌。唐高宗和武则天时期，儒学逐渐衰落，一些不学无术的皇亲国戚充任学官，国学学生不过充当祭祀的斋郎。唐中宗时，甚至用术士郑普思、叶静能为秘书监和国子祭酒。
在儒学衰落的时候，一些儒者也就不能自重，甚至堕落到以丑态取媚。国子祭酒祝钦明，早以儒学知名，曾任礼部尚书。为了讨好韦皇后，就上书说皇后助祭天地是合礼的。唐睿宗景云元年，在皇帝为群臣举行的宴会上，他自告奋勇，要跳“八风舞”：“摇头转目，备诸丑态”（《资治通鉴》卷二百九）。吏部侍郎卢藏用私下对学士们说：“祝公五经，扫地尽矣。”（同上）唐玄宗做太子时，就常常到国学里去讨论经义，并不断赐给学官和学生们丝帛。即位以后，又多次下诏求贤，要求朝廷及郡县的官吏们推荐人才。开元十四年的《求儒学诏》写道：“朕闻以道得人者谓之儒，切问近思者谓之学。故以阳礼教让，则下不争；以阴礼教亲，则远无怨。岂无习不利，教所由生者乎！朕所以厚儒林，辟书殿，讨论易象，研几道源，冀淳风大行，华胥非远。”但是由于太平日久，人们都不愿做清苦的学官，只想钻营有权势的职位，以至使“敦本之人，隐而未见”。所以，他要求各级官吏，要访查那些“精于经史，道德可尊，工于著述，文质兼美”的人才，向中央推荐，他将亲自考察。对于其中优秀的，将破格提拔。后来又下《崇太学诏》，要求官吏们和守边将士的子弟，甚至神策军人的子弟，都要入京城的太学学习。他还建立了集贤院，让儒者们在其中研讨学问。当时皇宫加上集贤院的藏书，一共有六万卷。在唐玄宗的推动下，儒学又复兴起来。开元年间的儒学，除了学校恢复，生员增多之外，还企图进一步统一经文和经义。开元七年三月，下《令诸儒质定古文〈孝经〉、〈尚书〉诏》，认为这两部经，有古文本的孔安国、郑玄两家注，见解有所差异，要求儒者们进行订正。但在讨论中，儒者们门户之见太深，“敦孔学者，冀郑门之熄灭；尚今文者，指古传为诬伪”，无法讨论下去。所以两个月后，唐玄宗又下诏，要求仍然两家并行：“其孔、郑二家，可令仍旧行用。”（《行孔、郑所注书诏》）在皇帝和国家组织的文献整理之外，隋唐前期的儒者还有许多私人著述。贾公彦的《周礼疏》、《仪礼疏》，杨士勋的《春秋穀梁传疏》等，都受到后人的特别重视，被收入《十三经注疏》，作为儒者们读经的定本。《旧唐书·儒学传》称：“汉家宰相，无不精通一经。朝廷若有疑事，皆引经决定。由是人识礼教，理致升平。”《新唐书·儒学传》评论说：故曰：武创业，文守成，百世不易之道也。若乃举天下一之于仁义，莫若儒。儒待其人，乃能光明厥功，宰相大臣是已。至专诵习传授、无它大事业者，则次为儒学篇。独尊儒术以来，那些最优秀的儒者都去做了宰相大臣，著述是儒者第二位的事业。宰相大臣等也不仅是国家官吏，也是儒教的一种教职。《孟子·梁惠王》载：“《书》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宠之四方。”这段话又见于《古文尚书·泰誓篇》，并被历代儒者加以阐述和发挥，作为儒教的基本教义。依这段教义，则君和师都是上帝所命，其任务是辅助上帝，治理好下界民众。
君就是君主，师实际上是指充当宰相大臣的儒者。而要能够治理好下界民众，依孔子的教导，最主要的是要用礼。因此，制礼作乐就是君和师的最重要的任务。而经过汉及魏晋南北朝的儒术独尊的漫长时期，儒教为制礼作乐已经做了许多工作，这使唐代得以把制礼工作推向新的高峰。2儒教制礼的高峰据孔子所说，夏、商、周三代礼仪相因，周代达到了高峰。但是春秋时代，就礼崩乐坏，孔子虽有意复礼，但没有成功。经过秦代，古代典籍损毁更加严重。汉代儒教初兴，天造草昧，又缺乏参考，礼仪制度不能完备。然而从汉代开始，儒者们就为制订新的礼仪制度进行了不懈的努力。隋唐依据前代儒学的积累，把儒教制礼工作推向了高峰。隋朝刚建立不久，隋文帝杨坚就命令先后担任过礼部尚书、太常卿和国子祭酒的牛弘、辛彦之制订礼仪。参加者除牛、辛二人外，还有许善心、姚察、虞世基等，都是当时著名的儒者。牛弘和辛彦之主持制订的礼仪共一百卷。它得到了朝野的共同承认，被付诸实行。仁寿二年，杨坚又下令对五礼进行修订，其诏书道：礼之为用，时义大矣。黄琮苍璧，降天地之神；粢盛牲食，展宗庙之敬，正父子君臣之序，明婚姻丧纪之节。故道德仁义，非礼不成；安上治人，莫善于礼。（《隋书·高祖纪》）于是命令杨素、苏威、牛弘、薛道衡、许善心、虞世基、王劭这些“博达古今”、“学综经史”（同上）的人，共同修订五礼。与制礼同时的是作乐。隋朝建立之初，原北齐的黄门侍郎颜之推上言，认为礼崩乐坏，由来已久。太常所用的雅乐，杂有胡音。要求根据南朝梁国的音乐加以订正。但杨坚认为梁乐是亡国之音，没有接受颜之推的意见。后来陈国平定，缴获了南朝的音乐。牛弘又上奏，认为隋朝沿袭的乃是杂有边裔之声的北周音乐。这是“戎音乱华”，不可再用。牛弘的建议得到了批准，于是以陈乐为基础，制成了隋朝的新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