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哲学和汉代哲学一样，向来是个研究的薄弱环节。学者们多喜欢先秦、魏晋，再就是宋明理学。因为先秦有孔孟荀韩，又有老庄，其他诸子亦各有建树。人才多，议论丰。如同开矿，是个富矿。魏晋则有王弼、郭象，又有阮籍、嵇康，玄远超脱。睹其文，如见其人，研究者也似有飘飘之感，写起来自然又感觉不同。宋明理学，也是大家辈出。虽然天理人欲并不使人愉快，但是还有理气心性之说，太极无极之辩。至于道问学、尊德性，存天理、致良知，也饶有兴味，为学者所瞩目。唯独汉、唐（以及隋），在不少学者眼里是虽国势强盛，但思想贫乏。汉代不过一个董仲舒，加上王充；唐代也只有柳、刘天人之辩可写。此外更有一层使人不喜汉、唐者，就是清初学者对汉、唐的推崇。清初学者被归为考据之学，他们所推崇的汉、唐也连带着被视为不过腐儒解经而已。然而我们现在研究薄弱的，就是被视为腐儒所解之经。而他们所解之经，乃是古代社会的基本思想支柱。其他诸子百家，不过是在所解之经的土地上长出的花草而已。然而，那经，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才是大地、是深流，也是所有哲学思想的最终依据。不能认识这个大地和深流，就说自己已经认识了中国文化、中国哲学，是难以置信的。而清初学者推崇汉、唐，考据仅是手段，他们所推崇者，乃是汉、唐对经的理解，他们要求的也是经义，并企图以这经义治国平天下。不了解这一层，不去深究他们推崇的经义，也终究是皮毛之论。可惜至今为止，即使是专治经学者，也多是经的传授之学，深究经义者十分寥寥；而从经义中去探讨中国古代哲学的，就更少了。因此，汉、唐哲学，不是自身贫乏，而是我们对它们的认识贫乏，是中国哲学研究中的薄弱环节。和汉代相比，对隋唐的研究尤其薄弱。对于隋唐，学术界长期还存在一种偏见，认为佛教是外来文化，因而佛教哲学也不是中国哲学。在视佛教为“外来户”这样的观念上首先打开了一个缺口的，是任继愈先生。他的“汉唐佛教哲学思想”诸论，不仅是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佛教思想的开山之作，而且首次把佛教哲学纳入中国哲学之中，认佛教哲学是中国哲学的有机组成部分，不应把它看做是“外来户”而加以歧视。此后，在任继愈先生主编的《中国哲学史》四卷本中，道教哲学也被纳入中国哲学研究的视野。从那以后，隋唐哲学的研究才逐渐显得五彩纷呈。至于今，则各种通论、专著日渐增多。不过和对其他时代的研究相比，对隋唐哲学的研究仍然比较薄弱。而在隋唐哲学的研究中，道教不如佛教，儒教则又不如道教。笔者期望，这种状况能有所改变。隋唐哲学研究薄弱的原因之一，也与研究者在三教之中专治一教有关。笔者这次三教并说，不免诚惶诚恐。然而此事总要有人来做。笔者也希望，其中的错误能得到有识之士的纠正，并且此后能有更好的同类著作问世。在此一并感谢巴蜀书社以及段志洪社长愿意出版这种无利之书。1999年8月22日初撰2006年9月3日定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