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宫廷这个庞大的舞台上，曾经上演了一幕幕骇人听闻、惊心动魄的政治舞台剧。为了争夺高高在上的皇位，为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权力与荣耀，父子反目，君臣残杀。在充满诱惑的权杖背后，一场场的阴谋让人性扭曲，而那龙椅之上的寂寞与寒冷，又有谁能够体会？
皇帝，是国家的最高意志和权力的象征，他们握有生杀予夺的大权，却时刻处在权力争夺的风口浪尖。为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权力与荣耀，在中国的宫廷之中，上演了一幕幕骇人听闻、惊心动魄的政治舞台剧。在充满残酷、血腥、阴谋、人性的扭曲和撕裂的宫廷操戈中，父子、兄弟之间反目成仇，君臣之间互相残杀。在喋血的权杖面前，亲情和爱情只不过是一个蒙尘的点缀物，显得苍白无力，可有可无。
这龙椅之上的寂寞与寒冷，又有谁能够体会？让我们梦回唐朝，走进大清，去探寻那些已经远逝的传奇吧！
杀戮铺就的权力之路
“予子冠履，而断子之手足，子为之乎？必不为。何故？则冠履不若手足之贵也。”
——《墨子·贵义》
当李建成和李元吉决定进宫的时候，大概没有想到，他们将踏上一条充满血腥的不归之路。
公元626年7月2日，也就是唐武德九年六月四日，秦王李世民——唐高祖李渊的次子，在皇宫北门——玄武门外设伏诛杀了进宫途中的太子李建成及齐王李元吉。其后，高祖李渊无奈之下传位于秦王，史称“玄武门之变”。
我们来看看正史中关于这场政变经过的记载，《旧唐书》卷64《李建成传》：“六月三日，密奏建成、元吉****后宫……高祖省之愕然，报曰：‘明日当勘问，汝宜早参。’四日，太宗将左右九人至玄武门进行自卫……建成、元吉行至临湖殿，觉变，即回马，将东归宫府。太宗随而呼之，元吉马上张弓，再三不彀。太宗乃射之，建成应弦而毙，元吉中流矢而走，尉迟敬德杀之。”历史的笔触永远都是这么的中性和冷静，然而这寥寥数语却折射出一场惊心动魄、复杂惨烈的生死斗争，其中充斥着血腥、阴谋、人性的撕裂和扭曲，留给后人无限的想象空间。
公元626年7月1日，李世民向父皇李渊举报说，李建成和李元吉竟然和后宫的嫔妃有染，这无疑刺激了李渊作为父亲和男人的神经，于是决定让二人第二天进宫和李世民对质。但李世民检举的真实目的却是趁李建成和李元吉进宫之时一举歼灭长期以来压制和排挤自己的政治势力。为了表白自己，李建成和李元吉决定进入皇宫和李世民当面对质。
7月2日，秦王李世民率领长孙无忌、尉迟敬德、房玄龄、杜如晦等100多人入朝，并在玄武门埋下了伏兵。李建成和李元吉一同入朝，后发觉不对头想掉头抽身。此时，李世民带领伏兵呼啸而至。齐王李元吉向李世民连射三箭而不中，而李世民一箭就射死了李建成。后李元吉在逃跑的路上被尉迟敬德射死，侥幸逃逸的东宫侍从将此消息传给了东宫的部将，于是东宫列队前来复仇并在玄武门外和秦王的人马进行了激烈的战斗。在危急时刻，尉迟敬德将太子和齐王的头颅示众，东宫的兵马才散逃。三天后，李世民被立为皇太子。两个月后，唐太宗李渊退位，李世民登基，年号贞观。至此，政变以秦王李世民的胜利而告终。
唐朝，这个充满浪漫、激情的朝代，在7月2日上演了一场惨痛的宫廷操戈，其后却也诞生了一派名垂青史的开明政治景象——“贞观之治”。唐太宗李世民也因为开创了一代盛世而成为中国古代英明君主的典型代表。宫廷政变一方是已具太子之名的李建成，另一方是有着赫赫战功的秦王，他们是同父同母的亲兄弟，也是水火不容的敌对方。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究竟是谁策动了这场充满了悬疑的政变？“玄武门之变”的真相又是什么？
悬疑之一：谁造成了宫廷政变
“玄武门之变”，看起来似乎有4个主角：唐高祖、太子李建成、秦王李世民、齐王李元吉。而引发的导火索只有1个，那就是唐朝的储君之争。在隋唐朝代的更替中，即任李渊建立唐朝、统一中原的过程中，太子李建成和秦王李世民分别成为了他的左膀右臂，同时也形成了初唐时期的两大政治集团。这两大集团为了储君之位展开了长期的明争暗斗，最终导致了兄弟相残的血腥场面。而到底是谁造成了“玄武门之变”，史学界对此的看法纷纭不一。
一说太子李建成：私营朋党，引发众怒，造成了“玄武门之变”。
李建成，高祖与窦皇后所生嫡长子，李渊称帝当年便将其册立为太子，可能其中就包含有早定名分，以免兄弟相争的意思。按照封建社会“立嫡以长，礼之正也”的宗法观念，首先他在世俗的礼仪观念中占据了制高点。同时他身边还聚集了王嚭、魏征等贤能之臣，并且由于长期留居关中，李建成在京城长安一带有坚实的基础。而以英武著称的皇四子李元吉也与李建成结为一党。李元吉也非善类，虽然仅为皇四子，却也梦想着得到皇位，但是他明白，“但除秦王，取东宫易如掌耳”。只有先除掉战功卓著的李世民，他才能容易在与李建成的皇位之争中取得胜利。当李建成和李元吉一起将矛头对准秦王的时候，李世民似乎进入了人生的低谷。在争斗中，太子一党步步为营，占据了较大的优势。
公元624年，储位之争达到了白热化和公开化的程度，并发生了“仁智宫事件”。当时，李建成为了保住太子之位，预防兄弟仇杀，招募四方勇士达2000人，号称“长林兵”。同时，又派心腹之人招募突厥骑兵300余人。李建成一方面积极地扩充东宫的实力，一方面与李元吉定下计谋，趁着当年六月李渊前往仁智宫避暑的机会，派东宫部将尔朱焕、桥公山送信给杨文干，令其于庆州发动兵变，里应外合谋害李世民。后尔朱焕、桥公山两人深感此事关系重大，在中途反悔，并向李渊告密。李渊闻讯大怒，为防止事情进一步恶化，下令将李建成扣留，并向李世民立下了改立储君的誓言。虽然后来，齐王李元吉通过同情李建成的嫔妃向李渊求情，又贿赂朝廷重臣封德彝劝说李渊。在嫔妃和重臣的周旋下，李渊改变了废立太子之事。
“仁智宫事件”后，虽然李渊试图平衡兄弟之间的关系，大打亲情牌。但是由于李建成和李世民之间芥蒂已深，且李元吉认为李世民不甘久居人下，肯定不会真心与兄弟修好，于是两人对李渊的苦心采取了不合作的消极态度，继续与李世民为敌，此后又发生了“进谗”和“下毒”事件，彻底点燃了兄弟间的仇恨之火。
史载这年在突厥退兵后，李渊为了缓和兄弟三人的紧张关系，命兄弟三人驰射角逐。李建成将一匹劣马给了李世民，结果劣马连蹶3次，李世民都能及时地跳离马背，免于遭殃。秦王回头对部将说：“打算借助这匹胡马害我，人的生死自有命运决定，就凭他们能够伤害到我吗？”于是李建成趁机在李渊面前诬陷李世民说：“秦王自称：‘上天授命于我，正要让我去做天下的主宰，怎么会白白死去呢？’”于是高祖大怒，斥责了世民。
“下毒之事”则是发生在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六月，李建成、李元吉请李世民入宫宴饮，并在酒中下了慢性毒药，结果李世民“心中暴痛，吐血数斗”，但竟然不死。于是，两大集团的权力之争达到了顶峰。作为对李建成步步紧逼的反击，在经过密谋和策划后，出现了秦王进宫密奏建成****后宫，在玄武门外挽弓射杀兄弟的一幕。
一说秦王李世民：战功卓著，觊觎皇位，发动了“玄武门之变”。
李世民，李渊次子，于公元599年生于武功别馆。史书称，李世民出生时，有二龙戏于馆门之外，前后三日才离去。就是这位李世民为李唐王朝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资治通鉴》记载：“上之起兵晋阳也，皆秦王世民之谋。”在他的倡导和鼓动下，李渊打响了建国“第一炮”——太原起兵。《新唐书》中也有李世民设下“美人局”逼父造反的戏剧化情节：李世民本想起兵造反，却担心父亲不肯，因为李渊不仅与隋文帝杨坚感情深厚，还是隋炀帝杨广的表哥。于是李世民心生一计，并找到李渊的心腹裴寂商量。裴寂找了个隋炀帝宫女送去侍候李渊，销魂一夜。裴寂将李世民的心事和盘托出，李渊不肯。裴寂便道：“你已经挑衅了皇帝的权威，并****宫闱，只有造反，才能免于一死。”
虽然在李唐王朝的建立过程中，秦王李世民的功劳最大，立下的战功最多，但作为皇帝次子，正常条件下做皇上可能性很小，除非是发生意外或者政变。李世民可能早就有争夺皇位的野心。据《旧唐书·杜如晦传》记载，在李世民平定长安后，让他感到不安的是秦王府很多文武官员被调赴外地。房玄龄一语惊醒世民，再多的人也不如杜如晦，他是辅佐帝王之才。如果想要“经营四方”，则非此人不可。李世民闻言立即将已外调的杜如晦调回。这段史料在无意中暴露了早在建唐之初，李世民就在积极谋划“经营四方”、夺取皇位了。
另外点燃李世民争夺皇位野心的还有高祖立其为太子的许诺。《资治通鉴》上写道：“上之起兵晋阳也……上谓世民曰：‘若事成，则天下皆汝所致，当以汝为太子。’世民拜且辞。及为唐王，将佐亦请以世民为世子。上将立之，世民固辞而止。”可见早在太原起兵之初，李渊就曾许诺立世民为太子，只是被世民坚决的拒绝了。而在“仁智宫事件”中，李建成授意杨文干谋害世民事情败露后，杨文干起兵造反。于是李渊再次向李世民许诺，若能出征招讨反叛成功，班师后则立世民为太子。然而，一次次的许诺都变成了无法兑现的泡沫。
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的理由之三是李建成的步步紧逼。李建成一党不仅通过嫔妃向李渊进谗，还处心积虑地削弱李世民的势力，并发生了“下毒”这样直接危及李世民生命的事件。从这个层面讲，“玄武门之变”也只能算做维护自身利益的“自卫反击”。
一说唐高祖李渊：意废建成，欲立世民，秘密策划了“玄武门之变”。
据史载，创建李唐王朝基业的李渊深感“打天下难，守天下更难”。李渊通过观察和比较后发现，建成和世民都有做大事的才能，但是建成长大后贪色好酒，又喜游玩，常与游侠为伍。且建成个性比较软弱，做事不果断。特别是发生“仁智宫事件”后，李渊深感建成有步隋炀帝后尘的可能。为了大唐江山，李渊确有改立李世民为太子的计划。
然而，此时的李建成已经羽翼渐丰，身边也形成了一个比较强大的政治团体。况且，轻易下诏更换太子容易引发政局动荡。于是李渊只能采取谨慎的措施，一面暗中支持李世民，一面抑制李建成，等待时机成熟再改换太子。可以说，这也是“玄武门之变”中李世民能够胜出的重要原因。
悬疑之二：李渊对储君之争的态度
“玄武门之变”虽说源于李建成、李世民两兄弟长期的储位之争，然而作为他们的父亲，唐朝开国皇帝李渊的态度也是很重要的伏笔。对于唐初两大集团长期的储位之争，高祖李渊到底倾向于哪一方呢？概括起来，不外乎三种看法：
第一种看法认为，李渊偏袒李世民。据《资治通鉴》记载，李渊在太原起兵后对战功卓著的李世民许诺说：“若事成，则天下皆汝所致，当以汝为太子。”在其后两子的储位之争中，李渊暗中支持李世民，并抑制李建成。在李世民势力渐大并威胁到太子的地位时，李渊不仅没有听取大臣将李世民调出长安的建议，反而特许李世民为“天策上将”，准许他“开馆于宫西，延四方文学之士”，促成其可以放手积聚力量。
当“玄武门之变”发生时，唐高祖李渊正在太极宫中的海池泛舟。当大臣萧嚭和陈叔达对事变说出“建成、元吉本不预义谋，又无功于天下，疾秦王功高望重，共为奸谋。今秦王已讨而诛之，秦王功盖宇宙，率土归心，陛下若处以元良，委之国务，无复事矣”时，李渊回答说：“好！这也是我平生的夙愿。”（《资治通鉴》）可见李渊对世民的偏袒之心是多么的明显！
第二种看法认为，李渊支持李建成。作为一位封建帝王，“立嫡以长”的观念在李渊心中是根深蒂固的。在唐朝创建之初，就立李建成为太子。虽然后来多次许诺立李世民为太子，但多为维护政局平衡的权宜说法。但当李渊发现李世民有争储之心时，就说过“此儿典兵既久，在外****，为读书汉所教，非复我昔日子也”。这话语间流露的是对李世民的强烈不满。
第三种看法认为，李渊采取的是中立态度。面对两子争夺太子之位的激烈斗争，李渊往往是以安抚为主，这也是因为隋王朝废立太子留给他太深感受的原因。如杨文干起兵反叛之事，李渊一边又许诺李世民为太子，一边要封李建成为蜀王。可以说，李渊的不作为态度也纵容了唐初的夺储之争。
悬疑之三：为何决战于玄武门
“玄武门之变”作为唐朝第一次宫廷政变，虽然催生出一位千古明君——李世民，也就是在他的带领下，唐朝走向了欣欣向荣的盛世，但也开启了唐朝宫廷政变的先河。在唐朝此后300余年的历史中，发生了4次“玄武门之变”。以至于陈寅恪先生说：“唐代历次中央政治革命之成败，悉决于玄武门即宫城北门军事之胜负。”为何玄武门具有这么重要的战略位置呢？
按照唐代皇宫的规制，都城的皇家宫殿是唐朝的政治权力中枢。而这些皇家宫殿的格局是沿着南北向轴线对称排列，分为外朝、内廷两部分。而最为关键的是，外朝位于皇宫南部，内廷则处于皇宫北部。于是，皇宫城墙北面诸门对内廷就起着保卫安全的重要作用。而作为北面正门的玄武门，就更是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从这个角度而言，政变发生时首先控制玄武门的意义就很明了了：控制玄武门等于控制了内廷，控制了内廷等于控制了皇帝，从而控制了中央政府。
李世民从政变之初就控制了玄武门，所以才能够率领部下在玄武门内的临湖殿伏击李建成和李元吉；伏击成功后抵挡住了李建成部下的猛烈进攻，从而控制皇宫，震慑高祖。但若李世民没能控制住玄武门，那么这次政变的下场也许只能是失败，李世民将作为谋反者被诛杀。成者王败者寇，生死荣辱，都将定格在这一瞬间。
历史已经不能重演，但是我们在此还能作出种种的推测和假设，虽然这些假设已经显得无关紧要。假如李建成当初听从李元吉及臣下之言，趁早铲除秦王李世民，就不会发生后来的“玄武门之变”，就不会落个全家被诛的下场；假如在“玄武门之变”中，李元吉能够一箭射杀李世民，或李世民政变失败被诛，就不会有政治舞台上的唐太宗，而“贞观之治”也许就会变成一场遥不可及的梦；假如李世民继位后并无多大的建树，未能出现后来被人称颂的“贞观之治”，那么李世民就会像隋炀帝杨广一样永远背负着杀兄的骂名，而“玄武门之变”也只能沦落为一场寻常的兄弟相残的宫廷惨剧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