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每得到一部新书,先将序文看完了,前面再看几页,就随便乱翻,中间看,后面看,每页也未必细看;但是寻着一二句合他的意思,他就口诵心维,反复咀嚼;将书抛去了,还是一而再再而三地推究下去。他因此所获的心得,便以为世间的道理,乃我心中所固有,读书不过借以引起我心中的道理罢了。
宗吾在他的一切著作中,常常以开玩笑的态度,自称为八股专家。如他在《迂老随笔》中说:“道家者流,出于史官;儒家者流,出于司徒之官;厚黑学,则出于八股之官。”在《厚黑丛话》中说:“国人见国势日危,主张保存国粹,主张读经,这算是从根本上治疗了。八股,是国粹的结晶体;我的厚黑学是从八股出来的,算是国粹中之国粹,根本中之根本。”又说:“中国的八股,有甚深的历史,一般文人,涵濡其中,如鱼在水,所以今人文字,以鼻嗅之,大都有八股气,酸溜溜的。章太炎文字,韩慕庐一类八股也;严又陵文字,管韫山一类八股也;康有为文字,《十八科闱墨》一类八股也;梁启超文字,《江汉炳灵集》一类八股也;鄙人文字,小试场中截搭题一类八股也;当代文豪,某某诸公,则是聊斋上的贾奉雉,得了仙人指点,高中经魁之八股也,‘诸君莫笑八股酸,八股越酸越革命!’黄兴、蔡松坡,秀才也;吴稚晖、于右任,举人也;谭延闿、蔡元培,进士翰林也。我所闻知的同乡同学,几个革命专家,廖绪初,举人也;雷铁崖、张列五、谢慧生,秀才也。猗欤盛哉!八股之功用大矣哉!”此外他也有比较郑重的说法,如说:“八股文规律极严。《四书备旨》、《四书味根录》等,虽是庸俗,而却字字推敲,细如茧丝牛毛。我思想上受过这种训练,故作出的文字,罅漏较少。朋辈中,惟我最善作截搭题,凡是两不相关之事,我都可把它联合来,融成一片。故我著书谈理,颇能自圆其说。”我们不管他是“正话反说”,或是“反话正说”,或是“正话正说”,要之,他对于八股文章,确实是有一段功夫的。
他学八股文,开始于十四五岁,不久即能满篇,遂而参加“考课”。考课是八股时代的名词,是政府用以津贴士子的,也可说是牢笼士子的;但那时的读书人,想有出头之日,也只有遵循这条道路。自流井是富顺的分县,一年有四季课;富顺县城,则有月课;自流井的鸿文书院及贡井的旭川书院,不时也有课。宗吾在私塾及书院读书,米是由家中挑去;惟靠参与考课,得些奖金,作为零用及购书之费。这样,文字非翻新立异,不能夺阅者之目。故他每一题到手,即另出一说,不遵朱注。本来清朝的功令,四书文必遵朱注,及到末年,藩篱渐破,才得以发挥他的自由思想。间或也遵朱注,但他必把众人应说的不说,力求新异。兹举两例如下:
(一)有一次,月课题是《孟子》上的“彼恶敢当我哉”一句。他便暗用“曹操伐吴,孙权拔剑击案,起兵拒之”的情形。他的意思,是把“彼”字,指秦楚燕赵韩魏六国,分作六比。那时他已读过《战国策》,对于战国的情势已相当明了。大旨是说:彼秦国如何,而我齐国则如何……彼秦恶敢当我?彼楚国如何,而我齐国则如何……彼楚恶敢当我?……彼魏恶敢当我?
(二)又一次,月课题是《论语》上的“子曰: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一章。他把这题作了两卷:第一卷是说,此章书是孔子在陈绝粮时所说。因为“卫灵公问陈(同阵)于孔子”,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明日遂行。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子路愠见。”众人有怪孔子所对不该那么直率的,有怪不该立即就走的,于是孔子就举卫国二人为证。说道:你们怪我不该那么对答,你看卫国的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我若不直对,岂不为史鱼所笑吗?你们怪我不该立即就走,你看卫国的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我若不即走,岂不为蘧伯玉所笑吗?第二卷的立意,因为“直哉史鱼”和“君子哉蘧伯玉”的文法,与“孝哉闵子骞”是一样的。《聊斋》上王黾齐一段,不是曾说“孝哉”二字是别人说的话吗?因此,他便说“直哉史鱼”和“君子哉蘧伯玉”,都是世俗之言;而孔子的家法,与世俗不同。子为父隐,父为子隐为直;证父攘羊,不为直。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即该危行言逊。故孔子对于史鱼,深有不满,意思是说:你们说“直哉史鱼”,他不过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罢了。直正的直,岂是这样吗?春秋之世,亦可谓无道之世了,而孔子志在救民,栖栖不已,见蘧伯玉卷怀而退,也是深所不满,意思是说:你们说“君子哉蘧伯玉”,请问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卷而怀之,可乎哉?重读原文“可”字。按朱注明明说:“蘧伯玉出处,合于圣人之道。”他这种说法,就显然与朱子违反。
这三本卷子,当时全被录取。他说,他未曾读过古注,不知昔人有无此种说法?即是有之,也是暗合。他每次考课,都取这种方式。八股文,本是对偶;而他偏偏欢喜作散行文。题目到手,每一本立出一个意思,意思写完,即另换一本。他说这个方法,既不费力,又易夺阅者之目,所以每战必捷。后来改试策论,那更可以由他发挥了。他当时所作此等文字,已经成了习惯,没有新意的文字,他是不肯作的。
宗吾与雷铁崖(名昭性)雷民心(名昭仁)弟兄,是炳文书院的同学,大家作文,都爱翻新立异。铁崖读书很苦,他家中本来命民心读书,命他在家工作。他常对宗吾说:“家中命我割青草,挑到咸涌井去,每挑在百斤上下,真是把我压够了!”他见民心挑行李,进书院,有如登仙,于是苦苦请求读书,经家中许可,才得以免去工作。但一切费用,家中不能担负,因当时他家实无供给二人读书的力量,所以铁崖考课,每次至少要作两本卷子,而民心则可作可不作。假若当时没有所谓“考课”的话,则铁崖只有在家以做工终老了。以后他留学日本,还是由他岳家出银五十两作路费;到日本后,则纯以卖文为生。民心的天资较高,铁崖则靠用功,作起文章,真是“语不惊人死不休”。因此宗吾说他文笔笨拙,他就说宗吾文笔轻浅,彼此各不相下。铁崖每日必写小楷日记,长或数百言,等于作一篇文章;及留学日本,遂把笨拙气脱去,就大有文名了。
某年,宗吾与雷氏兄弟到县中去应试,在路上他们就说:“我们倒起身了,不知长案起身没有?”因为县试五场,府试四场,终场第一名为案首,俗呼长案,到院试是一定入学的,第二名以下,则在不可知之数。后来县试案首,就是宗吾;府试案首,就是民心;铁崖则县试终场第二,府试终场第七。他们到了院试,都一齐入学。富顺应小试者有一千数百人,入学的定额是二十四名,可见想要考取秀才,也是不容易的。
雷民心应县试时,前几场本是前十名,到了第四场,题为“陈平论”,民心便数了陈平的十大罪。在那个时代,应考童生,甚有不知陈平为何许人的,而民心竟能数出十大罪,也算是颇有本领;哪知县官看了他的卷子,就说:“这个人如此刻薄,将来进了学,一定是个包揽词讼的烂秀才,把他丢在后十名好了。”当时阅卷的人,是叙府知府荐来的;府试时,他仍回府阅卷。府官见了民心的卷子,就问:“此人文笔很好,为何把他列在后十名呢?”那位阅卷人答道:“因他作了一篇《陈平论》,县官说他刻薄,我力争无效呢!”按县试的卷子,照例应该送府。府官调来一阅,不禁大加赞赏,因而取得案首。倘非县试被摈斥,他也未必取得案首,可称奇遇。这都是宗吾和他当年的八股朋友,爱作翻新文字的效果。
宗吾因着读《昭明文选》,就想试作骈体韵文,也想花样翻新地干一下。一次,在县试的头场,题目是《孟子》上的“而不见与薪”至“与薪之不见”一段,于是照作起来,全篇都成骈体韵语,据他说,这是等于开玩笑的;不料发榜时,竟列为第七。以后他便循规蹈矩地作去,终场才得案首,他就是因这次成绩,到院试时入学的。又一次,在富顺月课,题目是《孟子》上的“使弈秋诲二人奔,其一人专心致志”两句。他作了两卷,第一卷是循规蹈矩作的,第二卷又全篇用起韵语来,前者是用心作的,后者是信笔写的。哪想第一卷摈落,第二卷反被录取了。得的批语,是“古音古节,文有赋心”。实则令他暗中好笑,他常常是在这样玩弄着主考官的。于此,我们可以看出他在八股时代,无论在思想上,在文字的形式上,已是常常冲破藩篱的。宜乎他后来所著各书,就愈是肆无忌惮地大放厥词了。
可是他这种奇僻思想,他一再地对人声明,说是受了他父亲的影响,他父亲不是曾说:“书读那样多干什么?每一书中,自己觉得哪一章好,即把它死死记下,照着去行;其余不合心意的,就不必看了。”于是他便采取了这种读书方式,任何书都是跑马看花地读去,只将惬心的地方记着就是了。所以他每得到一部新书,先将序文看完了,前面再看几页,就随便乱翻,中间看,后面看,每页也未必细看;但是寻着一二句合他的意思,他就口诵心维,反复咀嚼;将书抛去了,还是一而再再而三地推究下去。他因此所获的心得,便以为世间的道理,乃我心中所固有,读书不过借以引起我心中的道理罢了。世间的书是读不完的,譬如吃菜,听说某家馆子的菜好,就进去取菜牌子来,点几样尝尝就是了,岂能按着菜牌子一一吃完呢?又如到商店中游逛,今日见一合意之物,把它买回来,明日见一合意之物,再把它买回来,久之则满室琳琅,件件都能合用;岂能把所有商店中的货物,全行购归呢?他因为采取这种读书方式,固然不容易成为一位专门学者,但他因此却不受书籍的拘束,往往“读书得间”,每发前人之所未发。
他从师初学八股时,父亲命他拿文章来看。他父亲看了,便说道:“你们开口即说恨不生逢尧舜禹汤之世;试问那个时候,有什么好呢?尧有九年的水患,汤有七年的旱灾,我们农家,如果几个月不下雨,或是几个月不晴,就喊着不得了,何况九年七年之久呢?我方深幸未生尧舜禹汤之世,你们怎么朝朝日日地希望,并且还以不生在那时为恨呢?”他当时听了,非常诧异,心想父亲怎么发这样怪议论呢?但仔细想来,也觉得父亲的话很有道理,于是便把这个疑问,存在胸中,久而久之,忽然想道:我们所谓圣人者,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诸人,何以尽都是开国之君,只有孔子一人是平民?又何以三代以上有许多圣人,孔子而后便不再出一个圣人呢?由此推寻下去,觉得一部廿四史,就有不少破绽,不但尧舜禹汤这些圣人可疑,就连孔子这个圣人也可疑。直到他后来作出一篇《我对于圣人之怀疑》,才算把这个疑团打破。但他饮水思源,不能不感谢父亲当年的启示之功。
他父亲一日问他道:“孟子说,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这是孺子入井,我站在旁边,才是这样;假令我与孺子同时入井,我当如何?”他听了,茫然不能致答。他父亲接着解释道:“此时应该先救自己,第二步才来救孺子。”他听了,更觉诧异,心想,父亲怎么没有恻隐之心,纯是为己之私呢?这是由于乡下人读书读少了,满腔子私欲,才发出这种议论;如果说出去,岂不为识者所笑吗?但当面却不敢驳他。退后想来,又觉得他父亲的话,也很有道理,可是苦思而不得其解。直到若干年后,他把这个问题,重加研究,才发觉孟子之书,上文明明是“怵惕恻隐”四字,下文“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凭空把“怵惕”二字摘去,这就是一个大破绽。为什么呢?怵惕,是自己怕死;恻隐,是怜人之死。乍见孺子将入于井,恍如死临头上,心中不免跳几下,是为怵惕。转念之间,知道这是孺子将死,非我将死,立刻把自身扩大为孺子,怵惕扩大为恻隐,这是人类的天性。孟子教人把此心再扩大,以至于四海,立论未尝不是;可惜著书时,也许是为行文简洁起见,又未将“怵惕”二字加以解释,少说了这样一句话:“恻隐,是从怵惕扩充出来的啊。”于是后人便寻不出恻隐的本根了。宋儒读书欠理会,忘却恻隐上面,还有“怵惕”二字,由此创出的学说,怎能不迂谬百出呢?因此,他才明白了父亲的议论,原是从“怵惕”二字发出来的,在学理上很有根据。所以他后来著《心理与力学》,讨论到人性论时,就把这种议论写上去。这又是他父亲的一大启示。
他们父子二人,在家常常讨论书中的道理。有一天,宗吾正拿着一本《论语》,他父亲要过来,翻了翻,就指着问道:“这章书怎么讲?”就是“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一章。他父亲接着发出问题道:“颜回终日读书,不理家务,还幸有箪食瓢饮;如果长此下去,连箪食瓢饮都没有了,岂不饿死吗?”他父亲一连问了几回。他慢慢把答案想起了,他父又问,他就答道:“这个道理很明白,颜回有他父亲颜路在,颜路极善理财,所以不患匮乏。于何证之呢?《论语》载:颜渊死,颜路请子之车,以为之椁。你想,孔子那么穷,家中只有一车,颜路也是孔子的学生,他都忍心要卖他老师的车,叫孔子出门徒步而行,可见平日颜路找钱的方法,是无微不至的。颜渊有了这样好父亲,自然可以安心读书;不然,像颜渊那般迂酸酸的人,叫他经理家务,不惟不能积钱,恐怕还会把已有的家业出脱光了呢。”他父亲听了,不禁哈哈大笑。原来这里边是大有文章的,宗吾是只知读书,不能做工的人;他的父亲呢,既勤且俭,是一位治家的能手。在他父亲问时,问得有意思;不料他的回答,答得更有意思。真可说是“有其父必有其子”了!他们父子常常讨论这些问题,也是他善用思考的原因之一。
此外,他们父子讨论的问题还多,都是很有启发性的,不及一一细述。要之,他的奇异思想,确实是导源于他父亲的不少,并非像世人故意宣扬先人的懿德者可比。自他入了私塾以后,老师初则只教背书,继则只讲八股诗赋,有些老师甚至连诗赋都不讲,专讲八股。像他父亲所说的“书即世事,世事即书”一类话,从未说过,孺子入井及尧舜禹汤这类问题,也从未讨论过。老师提倡看的书,只是《四书备旨》及《四书味根录》之类。高明一些的老师,也不过叫他读四史读古文罢了。至于周秦诸子及说文经解等,连提都没有提过。这种情形,在当时他还常常引以为恨;以后他仔细想来,幸而未叫他研究说文经解,否则他这厚黑教主是当不成的。所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因为八股诗赋,既不能使他满意,而说文经解等书,又无人指示,不得门径而入,所以只好拈出一些问题,东想西想。他读书既是跑马观花,故任何书中所说的道理,都不能范围他;而书中的要紧所在,他却记得。因此,马越跑得快,他看的花就越多,等于蜂之采花酿蜜,故能贯通众家,而独成一说,他后来的一切著作,都是这样慢慢酝酿成的。所以他自父亲方面受到若干启示之后,他的思想就开始飞翔,虽在专制君主的科第功令限制之下,他还是时时想要脱颖而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