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因果的人,说有个阎王,问阎王在何处,他说在地下。讲耶教的人,说有个上帝,问上帝在何处,他说在天上。讲理学的人,说有许多圣人,问圣人在何处,他说在古时。这三种怪物,都是只可意中想象,不能目睹,不能证实。惟其不能证实,他的道理就越是玄妙,信从的人就越是多。在创这种议论的人,本是劝人为善,其意固可嘉,无如事实不真确,就会生出流弊。因果之弊,流为拳匪圣人之弊,使真理不能出现。
汉武帝把孔子尊为圣人过后,天下的言论,都折中于孔子,不敢违背。孔融对于父母问题,略略讨论一下,曹操就把他杀了。嵇(jī)康菲薄汤武,司马昭也就把他杀了。儒教能够推行,全是曹操、司马昭一般人维持之力;后来开科取士,读书人若不读儒家的书,就莫得进身之路。一个死孔子,他会左手拿官爵,右手拿钢刀,哪得不成为万世师表?宋元明清学案中人,都是孔圣人马蹄脚下人物,他们的心坎上受了圣人的摧残蹂躏,他们的议论,焉得不支离穿凿?焉得不迂曲难通?
中国的圣人,是专横极了,他莫有说过的话,后人就不敢说,如果说出来,众人就说他是异端,就要攻击他。朱子发明了一种学说,不敢说是自己发明的,只好把孔门的“格物致知”加一番解释,说他的学说是孔子嫡传,然后才有人信从。王阳明发明一种学说,也只好把“格物致知”加一番新解释,以附会己说,说朱子讲错了,他的学说才是孔子嫡传。本来朱、王二人的学说,都可以独树一帜,无须依附孔子,无如处于孔子势力范围之内,不依附孔子,他们的学说万万不能推行。他二人费尽心力去依附当时的人,还说是伪学,受重大的攻击。圣人专横到了这个田地,怎么能把真理搜寻得出来?
韩非子说得有个笑话:郢(yǐng)人致书于燕相国,写书的时候,天黑了,喊“举烛”,写书的人,就写上“举烛”二字,把书送去。燕相得书,想了许久,说道,举烛是尚明,尚明是任用贤人的意思,就对燕王说了。燕王听他的话,国遂大治。虽是收了效,却非原书本意,所以韩非说:“先王有郢书,后世多燕说。”究竟“格物致知”四字作何解释,恐怕只有手著《大学》的人才明白,朱、王二人中,至少有一人免不脱郢书燕说的批评,岂但“格物致知”四字,恐怕《十三经注疏》、《皇清经解》、《宋元明清学案》内面,许多妙论也逃不脱郢书燕说的批评。
学术上的黑幕,与政治上的黑幕,是一样的。圣人与君主,是一胎双生的,处处狼狈相依。圣人不仰仗君主的威力,圣人就莫得那么尊崇;君主不仰仗圣人的学说,君主也莫得那么猖獗。于是君主把他的名号分给圣人,圣人就称起王来了;圣人把他的名号分给君主,君主也称起圣来了。君主钳制人民的行动,圣人钳制人民的思想。君主任便下一道命令,人民都要遵从;如果有人违背了,就算是大逆不道,为法律所不容。圣人任便发一种议论,学者都要信从;如果有人批驳了,就算是非圣无法,为清议所不容。中国的人民,受了数千年君主的摧残压迫,民意不能出现,无怪乎政治紊乱;中国的学者,受了数千年圣人的摧残压迫,思想不能独立,无怪乎学术消沉。因为学说有差误,政治才会黑暗,所以君主之命该革,圣人之命尤其该革。
我不敢说孔子的人格不高,也不敢说孔子的学说不好,我只说除了孔子,也还有人格,也还有学说。孔子并莫有压制我们,也未尝禁止我们别创异说,无如后来的人,偏要抬出孔子,压倒一切,使学者的思想不敢出孔子的范围之外。学者心坎上被孔子盘踞久了,理应把他推开,思想才能独立,宇宙真理才研究得出来。前几年,有人把孔子推开了,同时杜威、罗素就闯进来,盘踞学者心坎上,天下的言论,又热衷于杜威、罗素,成一个变形的孔子,有人违反了他的学说,又算是大逆不道,就要被报章杂志骂个不休。如果杜威、罗素去了,又会有人出来,执行孔子的任务。他的学说,也是不许人违反的。依我想,学术是天下公物,应该听人攻击,如果说错了,改从他人之说,于己也无伤,何必取军阀态度,禁人批评?
凡事以平为本。君主对于人民不平等,故政治上生纠葛;圣人对于学者不平等,故学术上生纠葛。我主张把孔子降下来,与周秦诸子平列,我与阅者诸君一齐参加进去,与他们平坐一排,把杜威、罗素诸人欢迎进来,分庭抗礼,发表意见,大家磋商,不许孔子、杜威、罗素高踞我们之上,我们也不高踞孔子、杜威、罗素之上,人人思想独立,才能把真理研究得出来。
我对于圣人既已怀疑,所以每读古人之书,无在不疑,因定下读书三诀,为自己用功步骤。兹附寻于下。
读书三诀:
第一步,以古为敌。读古人之书,就想此人是我的劲敌,有了他,就莫得我,非与他血战一番不可。逐处寻他缝隙,一有缝隙,即便攻入;又代古人设法抗拒,愈战愈烈,愈攻愈深。必要如此,读书方能入理。
第二步,以古为友。我若读书有见,即提出一种主张,与古人的主张对抗,把古人当如良友,互相切磋。如我的主张错了,不妨改从古人;如古人主张错了,就依着我的主张,向前研究。
第三步,以古为徒。著书的古人,学识肤浅的很多,如果我自信学力在那些古人之上,不妨把他们的书拿来评阅,当如评阅学生文字一般。说得对的,与他加几个密圈;说得不对的,与他画几根杠子。我想世间俚语村言,含有妙趣的,尚且不少,何况古人的书,自然有许多至理存乎其中,我评阅越多,知识自然越高,这就是普通所说的教学相长了。如遇一个古人,知识与我相等,我就把他请出来,以老友相待,如朱晦庵待蔡元定一般。如遇有知识在我上的,我又把他认为劲敌,寻他缝隙,看攻得进攻不进。
我虽然定下三步功夫,其实并莫有做到,自己很觉抱愧。我现在正做第一步功夫,想达第二步还未达到。至于第三步,自量终身无达到之一日。譬如行路,虽然把路径寻出,无奈路太长了,脚力有限,只好努力前进,走一截,算一截。
怕老婆的哲学
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也,积爱成孝,所以古时的文化建筑在“孝”字上。世间的丈夫,无不爱其妻也,积爱成怕,所以今后的文化,应当建筑在“怕”字上。古人云:“天下岂有无父之国哉?”故“孝”字可以为全国重心。同时可说:“天下岂有无妻之国哉?”故“怕”字也可以为全国重心。这其间有甚深的哲理,诸君应当细细研究。
大凡一国之成立,必有一定重心,我国号称礼教之邦,首重的就是五伦。古之圣人,于五伦中,特别提出一个“孝”字,以为百行之本,故曰:“事君不忠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战阵无勇非孝也。”全国重心在一个孝字上,因而产出种种文明,我国雄视东亚数千年,良非无因也。自从欧风东渐,一般学者大呼礼教是吃人的东西,首先打倒的就是孝字,全国失去重心,于是谋国就不忠了,朋友就不信了,战阵就无勇了,有了这种现象,国家焉得不衰落,外患焉得不欺凌?
我辈如想复兴中国,首先要寻出重心,然后才有措手的地方。请问:应以何者为重心?难道恢复孝字吗?这却不能,我国有谋学者,戊戌政变后,高唱君主立宪,后来袁世凯称帝,他首先出来反对,说道:“君主这个东西,等于庙中之菩萨,如有人把他丢在厕坑内,我们断不能洗净供起,只好另塑一个。”他这个说法,很有至理,父子间的孝字不能恢复,所以我辈爱国志士,应当另寻一个字,以代替古之孝字,这个字仍当在五伦中去寻。
五伦中君臣是革了命的,父子是平了权的,兄弟朋友之伦,更是早已抛弃了,犹幸五伦中尚有夫妇一伦,巍然独存。我们就应当把一切文化,建筑在这一伦上,全国有了重心,才可以说复兴的话。
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也,积爱成孝,所以古时的文化建筑在“孝”字上。世间的丈夫,无不爱其妻也,积爱成怕,所以今后的文化,应当建筑在“怕”字上。古人云:“天下岂有无父之国哉?”故“孝”字可以为全国重心。同时可说:“天下岂有无妻之国哉?”故“怕”字也可以为全国重心,这其间有甚深的哲理,诸君应当细细研究。
我们四川的文化,无一不落后,惟怕学一门,是很可以自豪的。河东狮吼,是怕学界的佳话,此事就出在我们四川。其人为谁?即是苏东坡所做《方山子传》上的陈季常。他是四川青神人,与东坡为内亲;他怕老婆的状态,东坡所深知,故作诗赞美之曰:“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四川出了这种伟人,是应当特别替他表扬的。
我们读《方山子传》,只知他是高人逸士,谁知他才是怕老婆的祖师。由此知:怕老婆这件事,要高人逸士才做得来,也可说:因为怕老婆才成为高人逸士。《方山子传》有曰:“环堵萧然,而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俨然瞽(gǔ)腴(yú)底豫气象。天下无不是的父母,亦无不是的妻子,虞舜遭着父顽母嚣,从孝字做工夫,家庭卒收底豫之效;陈季常遭着河东狮吼,从怕字做工夫,闺房中卒收怡然自得之效,真可为万世师法。
怕老婆这件事,不但要高人逸士才做得来,并且要英雄豪杰才做得来。怕学界的先知先觉,要首推刘先生,以发明家而兼实行家。他新婚之夜,就向孙夫人下跪,后来困处东吴,每遇着不了的事,就守着老婆痛哭,而且常常下跪,无不逢凶化吉,遇难呈祥。他发明这种技术,真可谓渡尽无边苦海中的男子。诸君如遇河东狮吼的时候,把刘先生的法宝取出来,包管闺房中呈祥和之气,其乐也融融,其乐也泄泄。君子曰,刘先生纯怕也,怕其妻施及后人;怕经曰,“怕夫不匮,永锡尔类”,其斯之谓欤。
陈季常生在四川。刘先生之坟墓,至今尚在成都南门外。陈刘二公之后,流风余韵,愈传愈广,怕之一字,成了四川的省粹。我历数朋辈交游中,官之越大者,怕老婆的程度越深,几乎成为正比例。诸君闭目细想,当知敝言不谬。我希望外省到四川的朋友仔仔细细,领教我们的怕学,辗转传播,把四川的省粹变而为中华民国的国粹,那么,中国就可称雄了。
爱亲爱国爱妻,原是一理。心中有了爱,表现出来,在亲为孝,在国为忠,在妻为怕,名词虽不同,实际则一也。非读书明理之士,不知道忠孝,同时非读书明理之士,不知道怕。乡间小民,往往将其妻生捶死打,其人率皆蠢蠢如鹿豕(shǐ),是其明证。
旧礼教注重“忠孝”二字,新礼教注重“怕”字,我们如说某人怕老婆,无异誉之为忠臣孝子,是很光荣的。孝亲者为“孝子”,忠君者为“忠臣”,怕老婆者当名“怕夫”。旧日史书有“忠臣传”,有“孝子传”,将来民国的史书,一定要立“怕夫传”。
一般人都说四川是民族复兴根据地,我们既负了重大使命,希望外省的朋友,协同努力,把四川的省粹,发扬光大,成为全国的重心,才可收拾时局,重整山河,这是可用史事来证明的。
东晋而后,南北对峙,历宋齐梁陈,直到隋文帝出来,才把南北统一,而隋文帝就是最怕老婆的人。有一天独孤皇后发了怒,文帝吓极了,跑在山中,躲了两天,经大臣杨素诸人,把皇后的话说好了,才敢回来。兵法曰:“守如处女,出如脱兔。”怕经曰:“见妻如鼠,见敌如虎。”隋文帝之统一天下也宜哉!闺房中见了老婆,如鼠子见了猫儿,此守如处女之说也;战阵上见了敌人,如猛虎之见群羊,此出如脱兔之说也。《聊斋》有曰:“将军气同雷电,一入中庭,顿归无何有之乡;大人面若冰霜,比到寝门,遂有不堪问之处。”惟其入中庭而无何有,才能气同雷电,惟其到寝门而不堪问,才能面若冰霜,彼蒲松龄乌足知之。
隋末天下大乱,唐太宗出来,扫平群雄,平一海内。他用的谋臣,是房玄龄,史称“房谋杜断”。房是极善筹谋之人,独受着他夫人之压迫,无法可施,忽然想到唐太宗是当今天子,当然可以制伏她,就诉诸太宗。太宗说:“你喊她来,等我处置她。”哪知房太太几句话,就说得太宗哑口无言,私下对玄龄道:“你这位太太,我见了都害怕,此后你好好服从她的命令就是了。”太宗见了臣子的老婆都害怕,真不愧开国明君。当今之世,有志削平大难者,他幕府中总宜多延请几个房玄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