Δ许地山之女的不凡婚姻
【傅宁军】
1941年，48岁的许地山去世时许燕吉刚满8岁。
身为教授夫人的周俟松在香港举目无亲，办完许地山丧事，她卖掉小汽车，找了一份教师的职业，供两个孩子、两个老保姆和一个后妈的生活所需。4个月后，香港被日军占领，不再是安全地，周俟松带着一家人辗转返回内地。
抗战结束，他们来到周俟松故乡南京，周俟松仍做教师，许燕吉和她哥哥考入南京有名的中学。1950年，17岁的许燕吉高中毕业，自作主张报考北京农业大学畜牧系。
北京的四年大学生活丰富多彩。内秀的许燕吉注意到同班一个男孩落落寡欢，听说他父亲长期在泰国经商，他跟东北老家的母亲长大，显然不是属于时髦的“红出身”。虽然许燕吉是活跃分子爱说爱笑，身边不乏出众的男同学，她却时常主动亲近这个比她大三岁又不爱多说话的男孩，并渐渐地产生了莫名的好感。
此时，许燕吉所在班进入三年级实习阶段，分东北和河北两个大组，天公作美，许燕吉和那个男孩分在河北大组，又分到一个四人小组。
实习的日子朝夕相处，初恋之果自然而然成熟了。一个斜阳西坠的黄昏，农场的牲口归圈了，房顶上升起一缕缕炊烟，许燕吉和那个男同学在田埂上散步。她大胆地盯着他说：“毕业了分到哪儿都成，只要我俩在一块。”男同学一脸惊喜，嘴里却说：“我配不上你。”
1954年毕业时，许燕吉向组织上说明了恋爱关系，他们被分配到河北石家庄。许燕吉在河北农业研究所当技术员，男朋友在专区畜牧兽医站工作。1955年5月，他们登记结婚。一个月相聚一次，找个有同事下乡的空屋子度周末。见面谈读书谈工作，总有说不完的话题。
政治旋涡
单纯而开朗的许燕吉心直口快，她万万没有想到，知无不言给她带来灭顶之灾。1957年反右斗争时，她被隔离审查。1958年初，已经怀有身孕的她在扩大反右成果的运动中“补”为右派分子。随后，她的罪名上升为“右派反革命”，她的公职被革除。更使她痛不欲生的是，她的孩子在早产中夭折了。当秋风吹落枯黄树叶时，她拿到了判刑6年的判决书，同时还有她丈夫写来的离婚书。
许燕吉手在颤抖、心在滴血：这是曾与她海誓山盟的丈夫说的话吗？他为什么要揭发她的“反动言论”？他难道不了解她的为人？
在狭小的监狱接见室里，许燕吉犀利的目光直射耷拉脑袋的丈夫。她“逼”他亲口说出离婚的理由。他不敢正视她的眼睛，嘴里嘟囔着，仿佛在申辩什么。许燕吉忍无可忍，连珠炮似的砸过去：“你要说我们感情不合不能过，可以。你要说我判了刑，你等不了我，也行。可是你说我反党反社会主义，那我坚决不签字！”
探视结束，怒气未消的许燕吉重又跨入了铁栅栏。许燕吉抱着脑袋想心思：丈夫有“海外关系”，老婆坐了牢，怕受牵连是人之常情，可保护自己不一定要落井下石啊，相爱至深的婚姻居然如此脆弱！
许燕吉气出了，也顿悟了。既然这婚姻已经死亡，何必死死揪住他不放呢？她提起笔，在离婚书上签上名字。她惟一的要求是要回属于自己的一些物品，坚如磐石的婚姻破裂了。
1964年，许燕吉刑满释放。按规定，她可以把户口迁至母亲所在的南京。可她仍有5年“剥夺政治权利”，右派反革命的帽子还戴在头上，她不愿意给德高望重一身清白的母亲添麻烦，她虽然是个大学毕业的技术人员，还是没有单位敢要她。她只得在监狱劳改队就了业。
在旁人眼里，三十出头的许燕吉够倒霉的，没丈夫没孩子，也没地方可去，偏偏许燕吉从来不把倒霉相挂在脸上。从一个人人羡慕的大学生，到一个人人怕沾的前科犯，她尝够了世态炎凉。但她穿着朴素而整洁，一脸平静淡泊，不论多累多苦都任劳任怨，虽然体弱多病也能坚强地挺过。
1969年12月，林彪“一号通令”下达，全国都在疏散人口以备战。此时许燕吉“剥夺政治权利”五年管制期满，长达11年的劳改生涯画上了句号，她被疏散到河北新乐县大流乡坚固村，那是滹沱河畔一个极贫困的地方。她挽起衣裤下地干活，就像当地一个没有文化的普通农妇。
无奈选择
政治风暴铺天盖地，许燕吉有意离开母亲周俟松远些。因为周俟松曾担任南京第5中学校长，到北京参加过全国先进人物表彰大会，受到周恩来总理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文革”中作为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受到了保护。给年事已高的母亲带来些安宁，是做女儿的许燕吉能尽的一点点孝心。
滹沱河卷去了一个个无望的日子。许燕吉竭力忘却所有的一切，几乎成了一个没有性别的劳动力。当当的上工钟声响起，天色还没有泛白。拖着疲惫身躯往回走，太阳已经落山了。握锄把的手掌打满血泡，踩泥田的腿脚划得伤痕道道，一靠上床就恨不得永远睡去……
更叫她头痛的是，穷地方的“阶级斗争”弦不松。夜深人静时突然狗吠大作，一群民兵敲开门蜂拥而入，右派反革命的前科把她归入“四类分子”之列，当然无法阻止“革命群众”随意清查。她表面上麻木并不能解除内心深处的痛苦，无言的悲哀让她心如死灰。
“革命群众”闹腾一番，走了。一道凄清的月光透过门板缝隙，洒在许燕吉的枕边。她想起学识渊博的教授父亲，想起风度优雅的进步母亲，那些令人怀念的童年往事恍如隔世。尽管许燕吉近乎村妇，但她毕竟不是不识字的村妇，她那伤痕累累的心在撕裂，她看不到出头之日。
绝望中，许燕吉想到了千里之外的哥哥周苓仲。17年后再相见的兄妹感慨万千。妹妹说起一年忙到头也混不饱肚子，哥哥急了：“你到陕西来吧，在关中至少能管饭。”
可是迁户口很不容易，一个坐过牢的单身女子有什么理由迁动呢？许燕吉望着一筹莫展的哥哥说：“嫁人吧，你给我找个男人。”周苓仲有些无奈地说：“那只能找个农民了。”许燕吉痛快地说：“农民就农民，我不也是个农民吗？”
陕西关中一带找婆娘得花不少彩礼钱，听说有嫁人不要钱的，简直是天上掉下来的大馅饼。周苓仲比较一番，觉得武功县一个48岁的农民魏振德可以考虑。老婆死了，家里只有他和他8岁的独子。虽说不识字，但当过村里调解委员。挺懂道理。
彼此别无他求，许燕吉的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
情到深处
也许今天看来不可思议，一个是有着文学细胞的江南知识女性，一个是大字不识的陕西地道农民，年龄、文化、生活习惯都存在难以弥补的差距。可别忘了那是“文革”风暴横扫一切的年头，魏振德的贫农出身和陕北高原淳厚朴实的民风，使许燕吉远离了政治动乱。
1971年7月，许燕吉嫁到了官村。她看到魏振德真是家徒四壁，还欠下生产队十块钱的债。许燕吉略有积蓄，帮魏振德还了债，再掏钱在魏振德原来的土坯房边上，用土坯又接出了一间偏房。
魏振德把坍塌的围墙垒好，图成一个像样的小院。女人心细，把里里外外拾掇得干干净净。老魏当单身汉久了，当爹又当娘，男性生理功能早已退化。许燕吉孩子夭折后气血不凋，而立之年就停了经。他们更像是搭帮过日子。
维系婚姻的基石，是许燕吉与魏振德约定的“章程”：“我们就是在一块过日子，各维持各的。你别改造我、我也不改造你。”魏振德是个明白人，对许燕吉从不干涉，也就不像别的人家动不动就吵架。上工钟响了两人分头下地劳动，收工回家做饭人人有份，魏振德在灶台上掌勺，许燕吉就洗菜烧火当下手。
由于长期受压抑，许燕吉极有同情心，这也是魏振德最满意的，她对孩子很好，仿佛是自己亲生的。孩子上二年级了，想去看看课本上画的火车。许燕吉说，我带他去吧，得让孩子开开眼界。学校放假那天，许燕吉揣上一块硬邦邦的大饼，拉着孩子上路了，他们要徒步去50里外的种马场。一列拉响汽笛的火车隆隆地驶过来了。孩子兴奋得又蹦又跳。火车开走了，他说，我还要看。许燕吉心头一酸，她坐在孩子身边，等着下一趟列车再奔驶过来……
苦涩的平静是在1979年打破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吹散了压在许燕吉头上的“右派反革命”阴云，她又变成“公家人”了，分配到武功县畜牧站工作。好几个老同学写信向她祝贺，劝她给老头点钱“散伙”，另组家庭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