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楚史(当代中国人文大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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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0章 灭楚必秦,亡秦必楚(6)

记张良借汉王进食所用的箸为汉王筹划,一连指出八个“不可”的缘由,最后一个是:“且天下游士离其亲戚,弃坟墓,去故旧,从陛下游者,徒欲日夜望咫尺之地。今复六国,立韩、魏、燕、赵、齐、楚之后,天下游士各归事其主,从其亲戚,反其故旧、坟墓,陛下与谁取天下乎?其不可八矣。”张良的结论是:“诚用客之谋。陛下事去矣。”汉王醒悟,吐出口中的食物,骂郦食其道:“竖儒,几败而公事!”当即让人销毁了六国的印。

这时的张良,认识大有提高,不再以报仇复国为念,而能为统一大业着想了。在张良诱导、辅佐下,汉王的认识也今非昔比,能看清历史前进的方向了。

楚汉争战历时三年半,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楚霸王终于不敌顺历史潮流而行的汉王。楚霸王一度建议以鸿沟(在今河南,流经荥阳、中牟、开封、通许、太康、淮阳诸地)为界,其东属楚,其西属汉,平分天下。汉王表示同意,但在楚军东撤后即纵兵追击。最后一仗的战场是垓下(在今安徽灵璧东南),汉王召韩信、彭越、黥布等各引所部兵合击楚军。汉军逾30万人,楚军近10万人。韩信用兵,自称“多多益善”,虽不是每战必胜,但总能反败为胜。这次是最后的决战。汉军主力全是韩信的部下,韩信自将中军,其部属蓼侯孔熙、费侯陈贺分别将左军、右军,汉王和其余诸军殿后。韩信先进兵,不利。左军、右军俱进,楚军败退。韩信纵兵追敌,楚军大败,汉军合围。《史记·项羽本纪》云:“项王军壁垓下,兵少食尽,汉军及诸侯兵围之数重。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项王乃大惊曰:‘汉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项王则夜起,饮帐中。有美人名虞,常幸从;骏马名骓,常骑之。于是项王乃悲歌慷慨,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数阕,美人和之。项王泣数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视。”

酒罢,楚霸王上马,率精骑800突围南逃。次日黎明,汉军骑将灌婴率5000骑追击楚霸王。过淮水后,能跟上楚霸王的只有100余人了。到了阴陵(在今安徽定远西北),迷失方向,便问一个农夫,这个农夫骗他们向左拐,让他们跑进沼泽中去,以致追兵赶上了他们。

到了东城(在今安徽定远东南),楚霸王身边只有28人了。楚霸王对他们说:“吾起兵至今八岁矣,身七十余战,所当者破,所击者服,未尝败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于此,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到了乌江渡口(在今安徽和县东北),乌江亭长正驾着船,对楚霸王说:“江东虽小,地方千里,众数十万人,亦足王也。愿大王急渡。今独臣有船,汉军至,无以渡。”楚霸王说:“天之亡我,我何渡为?且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楚霸王下马步战,负伤十余处后自刎而死。时为公元前202年初———汉王五年十二月。项羽终身自负,虽有谋士而不能用,虽有百姓而不能抚,虽有江山而不能保,至死不悟。《史记·项羽本纪》文末太史公评项羽曰:“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

因楚怀王曾封项羽为鲁公,汉王乃以鲁公礼葬项羽。项伯受封为射阳侯。项氏入汉后尚有桃侯、平皋侯、玄武侯,俱赐姓刘。

是年二月,汉王即皇帝位于定陶,是为汉高祖。

五月,汉高祖在洛阳南宫宴群臣,论及刘、项的成败,《史记·高祖本纪》记其事:“高祖曰:‘列侯诸将无敢隐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项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对曰:‘陛下慢而侮人,项羽仁而爱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与天下同利也。项羽妒贤嫉能,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战胜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高祖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按,“子房”乃张良字);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

从娄敬、张良议,汉高祖奠都于长安。是年六月,汉高祖入关中。其实,与楚霸王相像,汉高祖也眷恋旧乡。后来他寻访故里,一住就是半个来月。《史记·高祖本纪》云:“高祖……置酒沛宫,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纵酒。发沛中儿约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高祖击筑,自为歌诗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儿皆和习之。高祖乃起舞,慷慨伤怀,泣数行下,谓沛父兄曰:‘游子悲故乡,吾虽都关中,万岁后吾魂魄犹乐思沛。……”

刘邦为沛公时,对儒生无好感。遇到有人戴着儒冠去拜见他,他常把那人的儒冠摘掉,撒尿其中。有时还骂儒生为“竖儒”,“竖”者奴也。薛人叔孙通曾为秦待诏博士,逃于项梁军中,后来降于汉王。叔孙通儒服,汉王不喜;改服楚制短衣,汉王乃喜。楚人陆贾从汉高祖定天下,官拜太中大夫。陆贾常在汉高祖前称引《诗》、《书》,曾使汉高祖不胜其烦,但终于使汉高祖懂得了一个至关紧要的道理。《史记·郦生陆贾列传》记此事:“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生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乡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怿而有惭色,乃谓陆生曰:‘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陆生乃粗述存亡之征,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祖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曰《新语》。”

在中国统一的历史上,秦人只解决了一个问题,即如何取天下;汉代的楚人比秦人多解决了一个问题,即如何治天下。治天下的关键,就是汉宣帝所总结的“以霸王道杂之”。霸道和王道缺一不可,运用之妙在于因时制宜。西汉早期承秦之弊,董仲舒以为“如朽木粪墙矣”,诸帝为政尚清静,以求息兵养民。于是,黄老之学大盛。景帝母窦太后雅好黄老之言,颇尊黄老之术。武帝时成书的《淮南子》,主导思想也是黄老之学。楚人受道家影响既深且广,容易奉行以静制动和以静求动的方针。武帝中期以后,才改为杂用法家和儒家了。

汉朝之所以称汉朝,是因为楚人项羽把楚人刘邦封在汉中和巴、蜀,称之为汉王,刘邦即皇帝位后不改国号,如此而已。究其实,汉朝是楚人建立的。

秦灭楚,只是秦国和楚国的此胜彼负。白色的旌旗,萧森肃杀,插遍了一统的九州大地。楚国王室和贵族的失败使民众也饮恨受辱,但它并不等于民众的失败。王气虽收,民气尚存。楚人和秦人的角逐,归根结底,是两种文化的较量,它并不因楚国的覆亡而终止。

旧形式的斗争结束了,新形式的斗争由隐而显地展开了。在新形式的斗争中,王室只留下了一个徽号,辉煌而空虚,但它能使民众回忆光荣的过去,发扬踔厉,追求光荣的未来。贵族也只是配角,但他们的声望、学识、经验等对民众的斗争有益。主角是民众,无论其为贫民、寒士、小吏,乃至吴中健儿、市井狗屠、江上剧盗,都显示了改天换地的英雄本色。一个“民族”的潜能,说得准确一些,一种文化的潜能,在生死存亡的决斗中一泻无余地发挥出来了。

亡国之痛,不独楚人有之,韩人、赵人、魏人、齐人、燕人亦有之。秦末的民众起义由楚人发动并由楚人完成,绝非偶然。细寻缘由,不止一端。楚地最广,楚人最多,此其一;楚人对秦人仇恨最深,此其二;楚人反压迫、反奴役的斗争精神最强,此其三;楚文化水平最高,气魄最大,此其四;楚人有混一夷夏的传统,容易团结东周其他各国的遗民,此其五。

楚亡秦,是楚人与秦人以及楚文化与秦文化的此胜彼负。飘扬在一统的九州大地上的,已是鲜亮火热的红色旌旗了。

汉人像楚人那样,也有宽阔的胸怀。汉文化像楚文化那样,也能博采众长而独创一格。但汉人有所得也有所失:所得者,广土众民,长治久安;所失者,奇思异想,特立独行。也许,历史就是这样,任何前进都包含着后退,只要所进者多、所退者少,民众就满足了,不知读者以为然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