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文说熊绎为周王当差，指的是他要“守燎”。守燎别称“监燎”，是点燃和看守燎祭的火堆。参与岐阳之会的楚君应即熊绎，他既要“置茅”，又要“设望表”，还要“与鲜卑守燎”，因而未能参加歃血为盟的典礼。胜任守燎这项职事的，除了楚人和鲜卑的君长，还有微国的君长。岐山周原出土的甲骨，其H11··4记有“其微楚厥燎师氏舟燎”。“舟”通“受”，“”则释为“勺”而借作“灼”。全句的文章就是：由微人和楚人的君长点燃火把，交给师氏。至于灼燎的用途，当然是祭天。有些学者因楚君没有参加歃血为盟的典礼，怀疑他本来就没有这个资格。李瑾则以为周朝的守燎者类如某些印第安部落的炬火看守人，乃参加联盟会议的当然成员。所见甚是。微国近周都，微君地位不很低。与微君同负守燎之责的楚君，作为诸侯之一，名号虽不高，参加歃血典礼的资格应该是有的。周朝的火师的职责，除了守燎，还有照明。《国语·周语》所记的火师，是在宾馆里管照明的。这等差事远不如守燎重要而体面，看来楚君还没有干过。
显而易见，熊绎这位楚国的始封之君虽号为子男，而实为大酋兼大巫。他的臣民在雎山与荆山之间的穷乡僻壤耕垦，过着古朴的生活。没有任何证据足以说明当时的楚国已经进入成型的阶级社会，它还只是一个原始社会晚期的部落联盟。
据文献所记，楚君姓芈，氏熊。《说文解字》释“芈”字云：“芈羊鸣也，从羊象声。”“熊”字，其义自明，不待诠求。假如见到“芈”字就说楚人以羊为图腾，见到“熊”字就说楚人以熊为图腾，那就错了。在金文里，“芈”作“嬭”，“熊”作“酓”。商代卜辞有“芈”，是族名，或许就是指季连后裔组成的部落，也可能是曾与陆终通婚的女嬇所属的那个部落。姓用“女”旁，上古多见，祝融的部落也染有此俗，如己姓的“己”在金文中作“妃”。楚人的嫡姓，似为母系氏族留下的胎记。文献改“嬭”为“芈”，应是同音假借，并非蔑称。楚人何以姓嬭，殊难索解。或许母系女嬇为羌人，以牧羊为主要生计，本姓“芈”，后来为求典雅，才改作“嬭”的，但这只是猜测，可备一说而已。至于何以氏熊，则尚可辨而明之。金文的“酓”字，状人饮酒，其实就是“饮”字。楚君以酓为氏，应与缩酒有关，是以职为氏。此职既为楚君所独得，此氏也就为楚君所独有了。其余的公族成员，连同公子王孙在内，都不得以酓为氏。
文献以“熊”代“酓”，一则是由于这两个字读音相近，二则是出于北方诸侯对楚人曾以禽兽视之的心理。战国时代秦楚交恶，秦人所作的《诅楚文》称楚君之氏不用“酓”字而用“熊”字，就是视同禽兽的证据。
熊绎所居的丹阳，名曰国都，实为村落，估计没有城池，只有“棘围”之类。棘围是荆棘环绕而构成的寨栅，有防御工事的作用。
西周早期，楚国的周围有若干小国。正南有权国，公族为子姓，是商代中期以后南迁的殷人，故址在今当阳东南，与楚相距约150公里。东南有罗国，公族为熊姓，故址在今蛮河中游南，居南漳、宜城两地之间，与楚相距约40公里。东北有卢国，公族为妫姓，臣民多戎人，故址在今南漳境，蛮河中游北，与楚相距不足40公里。
在罗和卢的东面，今蛮河下游北，有一个鄢国，族姓不详。在卢的东北，有一个邓国，公族为曼姓，境跨汉水两岸，而都于今襄樊北郊。西北有一个谷国，族姓也不详，故址在今谷城，跨汉水支流南河两岸，而都于汉水南、南河北，与楚相距不下100公里。在谷国的西面，约3倍于谷楚之间的距离，有一个庸国，族属是濮人，故址在今汉水支流堵河上游，竹山东南。在庸国的西北，有一个巴国，公族为姬姓，臣民为巴人，故址在今陕南汉水上游的东段。庸国北、巴国东有一个麋国，故址在今陕西白河。此国即《尚书·牧誓》和周原甲骨所记的“微”国。“麋”与“微”音近，可通假。
“麋”或作“麇”，两字形似，易误用。麋国的东面有一个绞国，是比麋国更小的庶姓小国。绞国西南是庸国，东南是谷国，三者略成一个等边三角形。
罗、卢两国逼近楚国，但不比楚国强大，只要不联合起来，就不会对楚国构成威胁。权国离楚国较远，鄢、邓两国与楚国之间隔着罗、卢两国，它们虽不比楚国弱小，但还不至于危及楚国的生存。
谷、楚两国之间有崇山峻岭，彼此往来不易。还有庸国和巴国等，离楚国就一个比一个更远了。《左传·昭公九年》记周詹桓伯说：
“及武王克商……巴、濮、楚、邓，吾南土也。”巴即姬姓巴国，濮以庸国为中坚，加上楚和邓，大致是从西向东排列的，都在汉水上中游之间。在南方各国中，楚和巴、庸、邓算是比较出名的，其余各国就不足周人挂齿了。
丹阳位处鄂西山地和鄂中丘陵相错相接的边缘地带：西面是高山，平均海拔约800米。附近是低山和丘陵，海拔在200~300米之间。东面是河谷和丘陵，海拔只有100米上下。这样的地形使楚人退可保聚，进可攻取。当时的楚地虽不是上上沃壤，但农、牧、渔、猎各业咸宜。当时的楚人虽生计不丰，但通常无冻馁之虞。荆山上有铜矿，下有盐矿，虽很小，但对小国寡民的楚也算是重要的富源了。熊绎所居的丹阳一带尽管远离发达地区，而且不在交通干线上，可是并不闭塞。鄂西北和豫西南，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是黄河流域文化同长江流域文化交相切劘之区。源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向南延伸，源于长江流域而与仰韶文化大致同时的大溪文化向北延伸，彼此交会于鄂西北，“在有些仰韶文化的遗址里出有大溪文化的因素，在有些大溪文化的遗址里出有仰韶文化的因素”。继大溪文化而起的屈家岭文化，时代与仰韶文化末期和庙底沟二期文化相当，北向延伸到豫西南，其文化因素则传播到豫中的禹州一带。继屈家岭文化而起的石家河文化，其北界大致与屈家岭文化相合，其内涵则与中原龙山文化有不少共同的因素。中原王湾类型的文化是龙山文化的一支，与石家河文化相渗透，如前者的少量镂空器和圈足器显示出后者的影响，后者的少量方格纹和绳纹则显示出前者的影响。湖北郧县的青龙泉遗址，下层为仰韶文化，中层为屈家岭文化，上层为带有龙山文化因素的石家河文化。这样的叠压关系，正是南北文化交相激荡的地下实证。楚人的先民长期与华夏的先民交往，吸收了华夏的先进文化。楚人从黄河下游来到长江中游，从豫西南来到鄂西北，与江汉地区的楚蛮相比，他们的人口数量固然处于劣势，但他们的文化素质却占着优势。他们像一颗来自北国的良种，落进了南国荒芜而肥沃的土壤，可能遭虫豸啮食，可能被风雨摧折，但也可能生得出众，长得非凡，这就全取决于努力和机缘了。
熊绎安分守己，使他的臣民得以休养生息。对一个几经颠沛流离的民族来说，能有一个宁静的家园，这就够好的了。至于前途如何，则吉凶未卜。假如说，春秋战国之际的楚国文明昌盛，流光溢彩，像一只美丽的凤，那么，草创时期的楚国就还只是一只刚破壳而出的雏凤，一点也不比凡鸟显眼。它栖于幽谷，连同自己在内，谁也想不到它后来竟然会迁于乔木的。
（第三节周昭王南征、周穆王东征与楚人
一阵历史的风波引发了一场历史的误会。
熊绎死，其子熊艾继立。熊艾死，其子熊继立。约当熊之时，周昭王南征，大败，归途中溺毙于汉水。一说，周昭王是去讨伐楚国的，他是被楚人打败并且害死的。后来，如《左传·僖公四年》所记，管仲代表齐桓公向楚成王的使者数落楚国的罪过说：
“昭王南征而不复，寡人是问。”楚辞《天问》所谓“昭后成游”，即指周昭王南征。东汉王逸注此句曰：“南至于楚，楚人沉之。”王逸以所著《楚辞章句》名世，家乡又恰在汉水中游，后人多信其说，至今史学家仍有以为王逸所注不误的。古人多贬楚，借此谴责楚人的阴谋。今人多褒楚，借此宣扬楚国的实力。其实，这是一宗冤案或者一场误会。
关于周昭王的南征，其他文献记录了一些情节。据《吕氏春秋·音初》载，周昭王“亲将征荆”，由身高力大的辛余靡做他的车右。归途中过汉水，“梁”(桥)坏了，周昭王溺毙在水中。辛余靡入水抱住他的尸身，游到了北岸。这里没有说是楚人害死的。据《史记·周本纪》，周昭王到南方“巡狩”，“卒于江上”，也没有说同楚人有什么牵连，倒是指出了周昭王的过失———“王道微缺”。据张守节《正义》引《帝王世纪》，周昭王南征时，乘船渡汉水，“船人”想害他，故意让他乘“胶船”。到了中流，胶化了，船散了，周昭王死在水中，是“辛游靡”把他的尸身抱上岸的。《帝王世纪》对周昭王也有微词，说他“德衰”。《帝王世纪》与《吕氏春秋·音初》相比，有两点重大的出入：其一，周昭王过汉水，不是从桥上走，而是乘着船；其二，是“船人”有意害死周昭王。至于“辛游靡”和“辛余靡”，则只差一个音近的字。所谓“船人”，既可能是当地的船主或者船夫，也可能是为周王掌管船只的官员。据《初学记》卷7引《竹书纪年》，周昭王十六年“伐楚荆”，过汉水时，遇到“大兕”；十九年，又南征，突然天昏地暗，野鸡和野兔都吓坏了，周朝“丧六师于汉”。据《太平御览》卷874引《竹书纪年》，说事在周昭王末年，一天夜里有五色光贯穿帝星紫微，这年周昭王“南巡不返”。据《天问》，周昭王南征遇见了“白雉”，但没有说是怎么致死的。已知为周昭王时所作的铜器，有六件在铭文中说到了周昭王南征。所“征”的是“荆”，或称“楚荆”。所“孚”的是“金”，即铜。六器都没有说到周昭王之死。
通观上列史料，可以做出下列判断：其一，周昭王至少曾两次渡汉南征。其二，周昭王所征的对象，简称为“荆”，繁称为“楚荆”。其三，周人在南征时掠夺了荆地的铜锭和铜器。其四，荆人在汉水附近歼灭了周朝的“六师”。其五，兵败之后，周昭王北归渡汉，因船只破散或浮桥断裂而溺毙。
疑问集中到一点上，即周昭王所征的对象是否包括楚国在内。
若是，则周昭王之死与楚人有关；若否，则周昭王之死与楚人无涉。
楚人对此是矢口否认的。《左传·僖公四年》记楚成王的使者回答管仲说：“昭王之不复，君其问诸水滨。”杜预注曰：“昭王时汉非楚境，故不受罪也。”楚成王的使者说得很轻巧、很俏皮，善辩的管仲竟无言以对，可见管仲提出的责问只是借着地点的相近找来的一个由头，并非深信确有其事。当时的楚人无力犯上作乱，当时的楚国虽有铜而甚少，周昭王既用不着无端问罪于一个服服帖帖的区区子男，也犯不着到穷乡僻壤去搜刮。周昭王的南征，除了一时兴起的巡狩，主要意图应是到产铜区铢索。长江中游的铜矿集中在鄂东南和赣西北，离楚国很远。周昭王南征的路线，应是经由南阳盆地绕到随枣走廊，而后渡过汉水，跟楚国沾不上边。当时的周人还没有足够的经验和器械在汉水上架桥，用船来渡过大队人马又很难。
估计周人只能驱使土著把大大小小的船连接起来，架设浮桥。土著出于怨恨，在工程中做了些手脚，让浮桥在周人簇拥着周昭王和他的车经过时解体，以致不会游泳的周昭王死于水中。所谓“胶船”应是传闻失实之辞，殊难置信。
周昭王所征的“楚荆”，应是以地名代族名，泛指长江中游江汉之间桀骜不驯的诸多方国和部落，其中的土著被周人称为“荆”或者“楚荆”、“荆蛮”、“荆楚”、“楚蛮”，此外还有些是殷人的遗民。南征楚荆的惨败对周朝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从此，周人视汉水为畏途，再也不去问津，只能东征淮夷了。
后世汉水中游每逢暮春上巳之日，民间有投吊的风俗：“以时鲜甘味，采兰、杜包裹，以沉水中。或结五色纱囊盛食，或用金铁之器，并沉水中，以惊蛟龙、水虫……”用意是祭周昭王以及同他一起溺水而死的延娟、延娱两位“巧善歌笑”的女子。这应是周代“汉阳诸姬”的遗风余俗，比投吊屈原早。唐人梁洽《观汉水》诗有句曰：“求思咏游女，投吊悲昭王。水滨不可问，日暮空汤汤。”
淮夷的南面，长江中游的东段和下游的西段，是当时产铜的渊薮。周人同淮夷作战，既是主动的，又是被动的。主动，是要淮夷的铜；被动，是因为淮夷不服王化，而且曾经侵入中原的腹地。广义的淮夷包括徐夷或称徐戎在内，徐夷是淮夷中最偏北又最偏东的一支，故都在今江苏泗洪境。徐夷的文化水平明显的高于其余的淮夷方国，因而淮夷唯徐夷马首是瞻。据古本《竹书纪年》，周昭王子周穆王曾大举伐徐，有“楚子”从征。按，熊死，其子熊胜立。
熊胜死，其弟熊杨立。熊杨死，其子熊渠立。从周穆王东征的“楚子”若非熊胜，则必熊杨。周穆王三传至周孝王，淮夷一度逼近洛邑(今洛阳)，此事见《敔簋》铭文。在连续几代的多次伐淮夷之役中，周朝消耗了大量的财力和兵力。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蛰伏在雎山和荆山之间的楚人锋芒初露了。
（第四节熊渠开拓“江上楚蛮之地”
从熊绎到熊渠，五代六君，历时约一个半世纪，楚人惨淡经营，境况大为改善。当熊渠在位时，显示了转弱为强的势头。先前的五位楚君，除熊绎外，其余四位在文献中似乎乏善可陈，徒见名姓而已。其实，他们对内致力于建设楚人的家园，对外实行审慎的睦邻政策，而成效见于熊渠之世。其中的一位，熊胜或者熊杨，因曾从周穆王伐徐，大开眼界，而且获得了较多的铜源。随着人口的增殖，国力的增进，楚君按捺不住掠夺和征服的欲望而变雌为雄，转守为攻了。在楚国走向振兴的道路上，熊渠和他的臣民树立了第一块震烁江汉的里程碑。
熊渠颇有胆气和勇力，善射，有一则射石饮羽的故事流传到后世。上古以善射著称的神话兼传说人物是射落过九个太阳的羿，然而据说还有射艺在羿之上的真实人物。《史记·龟策列传》说：“羿名善射，不如雄渠、蠭门。”“雄渠”就是“熊渠”。《新序》卷4说：
“昔者楚熊渠子夜行，见寝石，以为伏虎，弯弓射之，灭矢饮羽。下视，知石也。”《论衡·儒增》以为这是儒者增饰之词，不可置信。
其实，后来的养由基和李广也有同样的故事，未必都出于儒者的增饰。养由基是春秋时代的楚人，李广则是秦裔的汉人。无论如何，熊渠射艺出众是可信的。射石饮羽，表明他所用的镞坚硬而锐利，楚国制作铜质兵器的技术已经不低了。熊渠使出最大的气力，把最好的箭镞射进石缝里去是完全可能的。至于说连同箭翎也全射了进去，这可就真是增饰之词了。
这位善射的熊渠并非一介莽夫，也颇有野心和谋略。在信史中，熊渠是第一位有声有色的楚人。他使楚国从雎山和荆山之间脱颖而出，不再像先君熊绎那么安分守己了。
熊渠一面继承先君的遗规，小心地睦邻；一面整军经武，大胆地开疆。《史记·楚世家》说在周夷王时，王室衰微，诸侯交相攻伐，“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杨粤，至于鄂。熊渠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