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秦王政强硬要求，韩国送韩非到秦国。秦王政钦佩韩非的学术，可是并不相信韩非的忠诚。李斯和姚贾主张杀韩非，秦王政从其议。
李斯派人送毒药给韩非，韩非自尽于狱中。
公元前230年———幽王八年，秦灭韩，虏韩王安。是年，华阳太后去世。
秦军连年攻赵国，虽不无所获，但一再为赵将李牧所败。李牧用兵，奇正相济。曾大破匈奴十余万骑，使匈奴不敢窥塞，以功为大将军。领兵御秦，屡战屡捷，以功封武安君。公元前229年———幽王九年，秦人重赂赵王迁宠臣郭开，令其诬李牧谋反，赵王迁信以为真，李牧竟被捕杀。其明年，秦灭赵，虏赵王迁。赵王迁子嘉奔代，为代王。
《战国策·中山策》云：“赵，天下善为音，佳丽人之所出也。”
既灭赵，秦王政大喜。
秦灭赵之年———即公元前228年，幽王去世，无子。同母弟犹代立，是为哀王。
哀王立仅两月余，为其庶兄负刍之党所杀，负刍自立为王。
公元前226年———负刍二年，秦将王贲引兵攻楚，取十余城。
同年，秦军攻克燕下都，燕王喜迁都辽东。
公元前225年———负刍三年，秦灭魏，降魏王假。
三晋俱亡，楚国失去了正面和侧翼的屏蔽，不得不竭其全力与秦人苦斗了。
灭楚，要比灭韩、赵、魏难得多，这是秦王政也明白的。秦国有一位年轻的将领李信，上年攻燕时，曾率数千兵穷追并捕获燕太子丹，颇为秦王政所爱重。据《史记·白起王翦列传》所记，灭魏后，秦王政问李信：“吾欲攻取荆，于将军度用几何人而足？”李信答道：“不过用二十万人。”秦王政用同样的话问王翦，王翦答道：
“非六十万人不可。”秦王政说：“王将军老矣，何怯也！李将军果势壮勇，其言是也。”于是，命李信、蒙武将兵二十万击楚。王翦以病求辞，返里养老。李信所部攻平舆(在今河南平舆北)，蒙武所部攻寝(在今河南沈丘东南)，俱获胜，乃引兵西行，相约会于城父(别称父城，在今河南宝丰东)，未至。楚军尾随李信所部三日三夜，李信不知。楚军突袭李信所部，大胜，冲破秦军两座营垒，杀死秦军七名都尉，秦军败走。楚军士气大振，继续西进。
秦王政闻报，急不可耐，亲自赶到王翦的家乡，向王翦道歉，并说：“寡人以不用将军计，李信果辱秦军。今闻荆兵日进而西，将军虽病，独忍弃寡人乎？”王翦说：“大王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万人不可。”所谓六十万人，实即当时秦国所能征发的甲士总数。要把全国的军队交给一位将军指挥，这对国君来说，是让别人把自己的命根攥在手心里，弄不好，等于倒持泰阿。可供秦王政选择的方案太少了！要么不用王翦，从而使秦军遭受更大的损失；要么用王翦，从而冒弑篡的风险。时间紧迫，秦王政不能再犹豫了，当即准王翦所请。公元前224年———负刍四年，王翦、蒙武将秦军六十万人攻楚。
这是一支空前庞大的军队，但要击灭楚国还未必就够用。楚国也征发了所能征发的全部甲士，派到西线去抵御秦军。王翦的战略是避锐击怠，以求稳妥。最初，秦军坚壁固守，不为楚军挑战所动。王翦让士兵吃好，喝好，适当洗沐，充分休息，有时与士兵一起进食，对士兵关怀备至。过了一些日子，王翦听说士兵爱做“投石、超距”之类游戏，表明他们精力充沛、斗志旺盛，认为可以相机出战了。
楚军可能发生了给养困难，向东转移。王翦命令精锐部队迅即追击，其余部队全线跟进。秦军击败楚军，占领了北起陈郢、南至平舆的许多城邑。秦王政大喜，巡游至陈郢。大将军项燕与昌文君率楚军主力转战淮北，心劳力绌。秦军大破楚军于蕲(在今安徽宿州东南)，昌文君战死，项燕自杀。这时，负刍及其臣僚坐困淮南，不知所措。
公元前223年———负刍五年，王翦、蒙武麾师南下，攻拔寿郢，席卷淮南，俘获负刍，灭亡了楚国。秦设楚郡领淮水中游故楚地。
其明年，秦平定江南和江东，设长沙郡、九江郡、会稽郡。同年，秦灭燕，虏燕王喜。又灭代，虏代王嘉。
又明年为公元前221年，秦灭齐，虏齐王建。于是，六国尽灭。
战争的暴风骤雨，在九州大地上霎时停息了。秦国的君臣兴高采烈，六国的遗老遗少愤懑、颓唐。民众则别有一般滋味在心头，他们瞻前顾后，有希望也有怀疑，有欣慰也有惶恐。
（第五节四海一
天有偏覆，地有偏载，古代文明的摇篮不出北半球的中热带到暖温带，大致在北纬15°~45°之间。西方的古代文明中心在地中海区域，东方的古代文明中心则不妨说在“海中地”区域。“海中地”，貌似怪诞，其实它正是我们先民的观念。《尚书·益稷》所讲的“外薄四海”的“四海”，就是《礼记·祭义》所讲的东、西、南、北四个海。“四海”真假各半，东边和南边确实有海洋，西边和北边则只有湖泊而没有海洋。古人的地理知识还比较贫乏，在他们的想象中，远方的湖泊变成了海洋。中国的西南边群山纠纷，西边、西北边、北边则除山岭外还有荒原、戈壁、沙漠，它们连同东边、南边的海洋，构成了环抱着中国的天然屏藩。古代的中国处在这样的地理环境中，自成一体。在我们的先民看来，四海之内即普天之下。《论语·颜渊》记孔子曰：“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地中海文明区是花环式的，‘海中地’文明区是花束式的。……在西方的那个花环上，各朵花总是此枯彼荣，没有一朵花是常开不败的；在东方的那个花束里，各朵花争奇斗艳，而最大最美的总是中间的那朵华夏文明之花。……地中海区没有一个族类主体，任何一个叱咤风云的族类都免不了王气销歇，都免不了从主角降为配角乃至龙套；‘海中地’区则从西周起就以华夏为族类主体，而且华夏在全国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因此，地中海区易散难聚，“海中地”区则易聚难散。战国时代的七个大国，以及夹在大国之间的鲁、郑、宋、卫等国，都已融合为华夏，只是仍分为若干族系。尽管函谷关以东的各国说秦国如虎似狼，可是它们不再像春秋时代的管仲那样说“戎狄豺狼，不可厌也”了。资源分布状况和经济发展程度的不均衡，使有识者越来越相信统一比分裂好。财力和兵力的不均衡，则使变分裂为统一的愿望可能实现。战国时代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与春秋时代的思想家和政治家相比，小祖国观念更淡，大祖国观念更强。由此，客卿更多，他们所起的作用更大，而且谁也不会指责他们朝秦暮楚了。
统一是战国时代的逻辑趋向，问题是膺此重任、获此殊荣者为谁了。秦人只完成了一半，他们所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取天下；还有一半是楚人完成的，他们所解决的问题是如何治天下。
削平六国的使命，只能由秦人承担，这是历史的抉择。秦国崇尚一元化和一体化，其战斗力和进取心又最强，其他任何国家都不能像秦国这样定四海于一尊。诚然，秦国的社会形态不算先进，秦国的政治体制不讲仁爱，秦国的行为方式不重信义，但这些都无关宏旨。秦国朝气勃勃，而六国都暮气沉沉，这才是决定胜负的基本态势。对贪婪、残暴、狡诈做抽象的道德评判是没有意义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人类的恶劣品性和社会的进步事业不是不相容的。
秦人的贪婪、残暴、狡诈加速了胜利的进程，在某种程度上都起了积极的历史作用。
然而，削平六国只是统一的开端，不是统一的终局。
秦王政“制曰：‘朕闻太古有号毋谥，中古有号，死而以行为谥。如此，则子议父、臣议君也，甚无谓，朕弗取焉。自今已来，除谥法。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
秦始皇迷信武力，以为战争的胜利是嬴氏宰制天下的永恒保证，兵器为万物之本，因此，他所要做的头等大事就是收缴兵器：“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铸以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后践华为城，因河为池，据亿丈之城，临不测之谿以为固。良将劲弩，守要害之处。信臣精卒，陈利兵而谁何。”不能说秦始皇只知破坏，不知建设，他所规划的建设工程异常壮伟，大致有两类：第一类用以缔造统一的国家，如修驰道、筑长城以及推行划一的度、量、衡、轨制和书体等，这些，都显示了华夏民族的整体意识、宽阔胸襟、宏大气魄、刚强意志和创造才能。
第二类用以满足皇家的奢欲，如：“每破诸侯，写放其宫室，作之咸阳北阪上，南临渭。自雍门以东至泾、渭，殿屋、复道、周阁相属，所得诸侯美人、钟鼓以充入之。”“治离宫别馆，周遍天下。”“关中计宫三百，关外四百余。”“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为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楚人南公善言阴阳，精通数术，曾经预言：“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秦始皇大概不曾听到过这个如同誓词的预言，即使听说了，恐怕也一定会把它视同痴人说梦的吧？
（第六节伟业和暴政的顶峰
秦朝给民众带来了和平，可是没有给他们带来安宁。
先前，在连年征战中，秦人的损失总能从胜利中得到数以倍计的补偿。征战越频繁，王室和贵族的财富越丰厚。平民可望因军功而受爵禄，奴隶和刑徒可望因军功而得自由。如今时势大变，岭外和塞上虽尚有战火的微烬，九州之内已无烽烟。可是，无休止的徭役和戍役代替了无休止的兵役，民众求休养生息而不可得。先前淹没在族系矛盾中的阶级矛盾，如今水落而石出。先前由六国分担的忧患，如今由秦朝独揽。于是，秦朝就像传说中的某种虫豸，在不知不觉中自食其尾，终至于自食其身了。
公元前213年———秦始皇三十四年，大宴群臣。博士淳于越请封皇室子弟和文武功臣以为藩辅，秦始皇命丞相议其可否。李斯以为淳于越所言大谬，断不可从，并且主张厉行思想统制。《史记·秦始皇本纪》记李斯上书曰：“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学习法令辟禁。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其明年，以神仙之术说秦始皇的燕客卢生和韩客侯生等，因其言不验，惧罪亡匿，咸阳诸生则对秦政的苛虐颇有微辞。事发，秦始皇命御史案问，坑杀诸生460余人。这，就是后人非议的“焚书”、“坑儒”。
秦始皇长子扶苏进谏曰：“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秦始皇震怒，命扶苏去上郡，监蒙恬军以御匈奴而筑长城，事见《史记·秦始皇本纪》。
秦始皇令必行，禁必止，诚如侯生和卢生所云，“意得欲从，以为自古莫及己”。由此，他喜欢极端化、绝对化的政策，急辔数策，严刑峻法。秦人文化素质太低，理论修养太差，他们以为暴力既可以取天下，也可以治天下。除了对死神的畏惧之外，秦始皇全无忌惮。“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这些至理箴言，他全不明了。李斯穷毕生之力所研习的帝王之术，也只是取天下而不是治天下。但他毕竟从道家的故乡来，懂得物极则衰，对自己的前途不无忧虑。《史记·李斯列传》记：“斯长男为三川守，诸男皆尚秦公主，女悉嫁秦诸公子。三川守李由告归咸阳，李斯置酒于家，百官长皆前为寿，门廷车骑以千数。李斯喟然而叹曰：‘嗟乎！吾闻之荀卿曰：“物禁大盛。”夫斯乃上蔡布衣，闾巷之黔首，上不知其驽下，遂擢至此。当今人臣之位无居臣上者，可谓富贵极矣。物极则衰，吾未知所税驾也！’”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三十七年，秦历岁首十月，再次南游楚地。经云梦时，遥想九疑，望祀虞舜。沿长江而下浮，近丹阳(或作“丹杨”，在今安徽当涂东北)而登岸。渡浙江(今钱塘江)，至会稽，祭大禹。李斯奉制为文刻石，有句云：“皇帝休烈，平一宇内，德惠脩长。……后敬奉法，常治无极，舆舟不倾。”无非粉饰太平的谀辞，加上企求永安的祷辞。秦朝的伟业和暴政都达到了顶峰，焉知反叛的因素正在潜滋暗长，这个顶峰是行将喷发的火山，冷峻的平静掩藏着炽灼的骚动。
秦始皇一行浩浩荡荡渡浙江时，在看热闹的人群中，有正在吴中避难的项梁和项羽。项梁为已故楚大将军项燕之子，项羽为项梁之侄。据《史记·项羽本纪》，项羽见到秦始皇，不禁脱口便说：
“彼可取而代也。”沛县(今名仍旧)的刘邦为亭长———相当于现在的乡长，送役徒到骊山去，役徒相继逃亡，刘邦担心到骊山时会跑得一个不剩，干脆把役徒放走，自己也逃亡了。秦始皇一行北渡长江，前往琅邪时，刘邦正躲在芒、砀两山之间(在今河南永城东北)。一旦政局动荡，岂但项梁、项羽和刘邦，举兵反秦者将不可胜数。是年夏，秦始皇在平原津(在今山东平原西南)西渡黄河时病倒。复前行，病情迅速恶化。自忖将死，乃作玺书命扶苏自上郡回咸阳会葬。不久，秦始皇病死在赵国的沙丘宫(在今河北平乡西南)。李斯决定秘其事，不发丧。秦始皇赐扶苏玺书尚在中车府令赵高处，未送出。赵高与李斯合谋，立从行的秦始皇少子胡亥，另作玺书赐扶苏与蒙恬俱死。到咸阳后，发丧。胡亥立为秦二世皇帝，以赵高为郎中令。
公元前209年———秦二世元年，春，杀公子12人，公主10人，相连坐者无算。人必自败而后人败之，帝国也如此。
（第七节陈胜、吴广首义
公元前209年———秦二世元年，夏，楚人陈胜、吴广聚众起义。陈胜，字涉，阳城(在今河南方城东)人；吴广，字叔，阳夏(即今河南太康)人。他们都是贫民，应征为卒，将远戍渔阳。同行戍卒共约九百人，陈胜和吴广都是屯长。因雨滞留蕲县(在今安徽宿州南)大泽乡，误了限期，于法当斩。陈胜、吴广击杀领队的两名县尉，即以九百人反。《史记·陈涉世家》记陈胜、吴广密谋：
“陈胜曰：‘天下苦秦久矣。吾闻二世少子也，不当立，当立者乃公子扶苏。扶苏以数谏故，上使外将兵。今或闻无罪，二世杀之。百姓多闻其贤，未知其死也。项燕为楚将，数有功，爱士卒，楚人怜之，或以为死，或以为亡。今诚以吾众诈自称公子扶苏、项燕，为天下唱(倡)，宜多应者。’吴广以为然。乃行卜，卜者知其指意，曰：‘足下事皆成，有功，然足下卜之鬼乎？’陈胜、吴广喜，念鬼，曰：‘此教我先威众耳。’乃丹书帛曰‘陈胜王’，置人所罾鱼腹中。
卒买鱼烹食，得鱼腹中书，固以怪之矣。又间令吴广之次所旁丛祠中，夜篝火，狐鸣，呼曰：‘大楚兴，陈胜王。’卒皆夜惊恐。旦日，卒中往往语，皆指目陈胜。”“天下苦秦久矣”，这是起义发生的大背景。至于失期当斩，则是起义发生的小背景。诈称项燕，是要利用民众有好感的楚贵族。诈称扶苏，是要利用民众有好感的秦皇族。
这样，便于组成多阶级、多族系的统一阵线。号曰“大楚”，是为了激发楚人的复仇意识。事先行卜，是楚俗。请神鬼、狐祥相助，在他们那个时代是合情合理的。
同行的戍卒赞成起义，于是，他们举行盟誓和祭祀，假托扶苏、项燕，以“张楚”(意即复兴楚国)为天下倡。陈胜自立为将军，以吴广为都尉。除了从两名县尉那里夺来的佩剑，他们没有任何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