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王给文王留下了一个正在富强起来的国家，一批可信可用的官僚和将领，一支久经实战磨炼的军队。因此，文王做起事来，通常是会称心如意的。他对建设似乎不大关心，至少可以说他没有为建设事业做出显著的贡献。他的兴趣和精力贯注在战争上，他以战争为手段实现了武王“观中国之政”的宏愿。还不能不说到，文王的性格是锋芒毕露的。
公元前688年———文王二年，冬，举兵伐申。楚人北上，这是合乎逻辑的走向。但不先伐近处的邓，而去先伐远处的申，就耐人寻味了。邓在楚申之间，楚伐申，必须假道于邓。邓与楚为姻亲，当时的邓君祁侯是文王之舅。文王虽有伐邓之意，一时尚无口实。
至于假道伐国，却是符合当时的国间惯例的。文王引兵过邓时，邓有三位大夫劝说祁侯乘机杀死文王，祁侯不从，按正规的礼仪接待了文王。其明年春，楚师在自申返楚的途中伐了邓。文献记是役，没有明确指出申、邓已灭与否。从以后的史事来推测，申被楚师攻灭，变成楚国一个大县了；邓虽幸存，但已危若釜底游鱼，不久也被楚师剪除了。这样假邓伐申，与晋献公假虞伐虢十分相像，但比假虞伐虢早33年。《左传》记事厚于伐虢而薄于伐申，乃至伐虢之事脍炙人口，伐申之事反而不彰。
公元前684年———文王六年，楚伐蔡。当时蔡尚在淮水支流汝水的上游，今河南上蔡，西北有郑而东北有陈。从郢到蔡，全程约400公里，楚人要向一些小国假道，不像在江汉平原上来往那么自由自在。论战略，文王与武王的差别是显而易见的，武王用兵如波浪式推进，文王用兵如跳跃式突进。自从武王扬言———“我有敝甲，欲以观中国之政”，只过了22年，其子文王就开始逐鹿中原了。文王上回伐申，除掉了周朝南土最大的一个姜姓国；这回伐蔡，则是意在控制中原南部最大的一个姬姓国。
伐蔡的缘由，从表面上说，是应息侯之请，去惩罚无礼的蔡侯。息是蔡的南邻，故址在今河南息县。蔡夫人和息夫人是姐妹，都出身于陈国公室。蔡侯先娶，息侯后娶。息夫人貌美，自陈过蔡，将赴息，蔡侯以姐夫名义阻留求见，有轻浮的言谈举止。息侯闻知此事，大怒。派使者到楚国，向文王献伐蔡之计，请楚佯为伐息，息乃求救于蔡，而楚即可伐蔡。文王大喜过望，迅即整军出征。楚师与蔡师在蔡的南境相遇，楚师勇锐，蔡师一触即溃，蔡侯献舞被楚师俘获并被带回郢都去了。
蔡侯献舞深恨息侯，为了报复，故意向文王渲染息夫人的美貌。
此计竟有奇效，文王立即领兵到息国去，息侯以为文王是去进行友好访问的，盛宴款待。文王勃然变色，化殿堂为战场，把息侯捉住，把息国灭掉。从此，息夫人成了文夫人。这位文夫人在文王面前少言寡语，几乎从不先开口。《左传·庄公十四年》记文王曾问她何以如此不欢，她说：“吾一妇人，而事二夫，纵弗能死，其又奚言？”
此事也撩动了后世文人的诗兴，竞相吟咏，而各以己意出之。唐人王维《息夫人》诗有句云：“看花满眼泪，不共楚王言。”如此想象，增强了哀艳的情调，这是诗人的意匠。唐人汪遵作《息国》诗有句云：“家国兴亡身独存，玉容还受楚王恩。衔冤只合甘先死，何待花间不肯言？”如此谴责，实为拿后世的道德标准去衡量前代的人物行状，做诗的精粗巧拙可见仁见智，其于论史则一如隔靴搔痒。文夫人沉默的缘由恐怕不止一个，其中也含有假手于文王以报复蔡侯的意图。
文王听了文夫人哀婉欲绝的话，决定继续扣留蔡侯献舞，还派兵去袭扰了蔡国。蔡侯献舞在楚国软禁九年后去世，由其子肸继位。
蔡、息相恶而楚国得利，教训的惨痛与鹬蚌相争而渔翁得利类似。生活细节与国家大事的联系，以此为典型。对一位女子的非礼之言和非礼之行，竟导致两个国家或不祀或亡君的巨祸，这确实有偶然性。不过，这个偶然性也显示了昏庸不敌明智和弱小不敌强大的必然性。前息夫人即后文夫人异乎寻常的容颜和性情，则为这段历史增添了戏剧色彩。
淮汉之间是当时东西南北文化交会的一个十字路口，谁占领了这个十字路口，谁就能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文化信息，谁就能掌握东来西往和南来北往的锁钥。申在这个地方的西部，息在这个地方的中部偏北。文王灭申、息，占领了这个十字路口，对楚国的前途和中原的前途都是至关紧要的。相形之下，当初在楚、息、蔡之间的种种恩怨，种种是非，就显得无关宏旨了。
公元前679年———文王十一年，齐、宋、陈、卫、郑五国的国君会盟于鄄邑。《左传·庄公十五年》记此事，评曰：“齐始霸也。”
《史记·楚世家》则云：“齐桓公始霸，楚亦始大。”是年，齐为桓公七年，管仲执政，除弊兴利，在诸侯中脱颖而出了。
其明年，楚伐郑，这是为逐鹿而深入到中原的腹地去了，也是向正在成为霸主的齐示威。郑居“天下”之中，郑都的故址在今河南新郑。
在伐郑前或者在伐郑后，楚灭了邓。邓之于楚，如骨鲠之在喉，不除不快。灭邓后，方城就成了楚的大门，南阳盆地就成了楚的门厅，南襄夹道则成了楚的门廊。
方城是伏牛山东端的山名，在今河南方城与叶县之间，控扼着伏牛山与桐柏山之间的孔道，是联结黄淮平原和南阳盆地的枢纽。
春秋时，这里只有城堡，没有长城。战国时，这里才断断续续地筑成了长城，经过方城，因而称长城为方城。
（第七节文王与国人
强硬如挟雷带电，诡谲如翻云覆雨，这是文王的复合性格。到灭邓和伐郑为止，在国人心目中，文王是一位合格的君主。但文王的性格又是矛盾的，除了七分雄鸷，还有三分昏庸。如果顺其天性，遂其私欲，这个比例可能颠倒过来，成为三分雄鸷，七分昏庸。是什么力量使文王不至于沦落为昏君庸主呢？不是别的，正是包围着他的国人，而首先是簇拥着他的公族。
据《吕氏春秋·直谏》所记，楚文王得到了茹邑出产的良犬，宛邑制作的利箭，喜不自胜，带着到云梦去打猎，三个月不回都；他得到了被称为“丹之姬”的一位美女，宠爱逾常，一整年不上朝。保申对文王说，先王命臣做大王的师傅，占卜得吉兆。现在大王有罪，臣请大王受罚。文王说，寡人不是小孩了，已经与诸侯同列了，寡人可以改过，请师傅免罚吧！保申说，臣受命于先王，不敢稍违。大王如不受罚，就是违先王之命了。臣宁开罪于大王，绝不开罪于先王。文王无奈，表示“敬诺”，趴在地席上。保申把50根细荆条扎成一捆，自己先跪下，然后举起那捆细荆条，轻轻放下，让它落在文王背上，这样重复了一次，才说，请大王起身吧！
文王觉得这么表演一下无关痛痒，便说受罚不受罚一个样。保申听了，深感痛心，对文王说，臣听说君子受笞为辱，小人受笞为痛。
现在大王不以为耻，说痛不痛还有什么用处呢？于是，保申快步走出门去，说要投水以请死罪。文王这才认了错，把保申请回来，随即杀死了那条良犬，折断了那些利箭，还放逐了丹之姬。这个故事的一应情节是否一概如实，既不必深究，也无须尽信，总之，它表明文王受着楚国政治体制的约束。文王想做的事，以公族为核心的国人可能不允许他去做；文王不想做的事，国人却可能要求他去做。
相传文王和保申都是有生理缺陷的，并非昂藏伟丈夫，但把楚国管好了。《淮南子·说山训》记：“文王污膺，鲍申伛背，以成楚国之治。”按，污膺即鸡胸，伛背即驼背，鲍申即保申。人固不可以貌相，虽其王鸡胸，且其臣驼背，而其国大治。
先王的训诫，师傅的教导，加上自己的阅历，使文王渐渐学会了分辨直臣和佞臣。据《吕氏春秋·长见》，大夫苋恪守礼仪，多次冒犯文王，他在旁边时文王心情紧张，他不在旁边时文王怡然自得。文王说：“不以吾身爵之，后世有圣人，将以非不穀。”于是，赐苋爵五大夫。申侯善于揣摩文王的心思，文王想要办的事，往往还没说出口申侯就办到了。申侯在旁边时文王觉得自在，不在旁边时文王便若有所失。文王说：“不以吾身远之，后世有圣人，将以非不穀。”于是，送申侯到郑国去了。上述某些细节未必真实，如五大夫乃秦爵，非楚制，应为传闻失误。苋，《新序》作“筦苏”，《说苑》作“筦饶”，三者不知孰是。申侯亦见于《左传·僖公七年》，是文王的宠臣，文王弥留之际赐之以璧，同时指出他有“专利而不厌，予取予求”的劣迹，嘱咐他尽快离开楚国。申侯果然在文王下葬后出奔郑国，有宠于郑厉公，留居二十年之久，终因涉嫌谋叛，被郑文公诛杀。文王的心理是矛盾的，感情上喜欢佞臣而嫌恶直臣，理智上却适得其反。这个进直臣而退佞臣的故事发生在文王的晚年，就文王一生来说也许只是曲终奏雅，但总比至死不悟为好。
文王确实注意选贤举能，甚至可以不分民族，不分等级，破格提拔，充分信任，使有用武之地。《左传·哀公十七年》记文王以俘获的申人彭仲爽为令尹，彭仲爽不负所望，战胜攻取，使申和息都成为楚县，使陈和蔡都朝于楚君，使楚国的边界达到了中原的汝水流域。随着疆域的扩大和财富的增长，上有“予取予求”如申侯的贪官，下有夺人之货以为己有的盗贼。文王对惩治贪官似乎觉得碍难下手，对惩治盗贼则颇能立威。《左传·昭公七年》记文王立《仆区之法》，专治窝赃之罪，规定为盗贼窝赃者与盗贼同罪。如此峻法，表明盗贼的危害至少一度是相当严重的。
大凡一位君主做过一件好事，人们就会说他做了三件好事；做过一分好事，人们就会说他做了三分好事。文王也这样，他曾秉公执法，后人就说他不惜因小过而灭至亲。《说苑·至公》记文王伐邓时随身带着两位王子，派他们去摘野菜，两位王子夺了一位老者的畚箕装野菜，老者告到文王那里，文王下令把两位王子关押起来，准备治以死罪。此事，先秦文献不载，应为汉儒所杜撰。伐邓时，两位王子即使都已出生，也还年幼，会说话、会走路而已，没有兴趣去摘野菜，也没有力气去夺畚箕。不管怎样，历史上的文王是一位比较重视人治与法制结合的君主，传说中的文王却是一个至公无私的典范。
文王做事，既有迅捷、凌厉的一面，也有慎重、严谨的一面。
他是不容易轻信和妄为的，但信则不复疑，而发则不可收。《韩非子·和氏》记，楚人和氏采得一块璞———即尚在石中之玉，献给厉王。厉王命掌玉的官员“玉人”去鉴定，玉人说是石头，和氏因欺君之罪被砍断了左脚。厉王死，武王立，和氏再把那璞献上去，玉人还说是石头，和氏的右脚也被砍断了。武王死，文王立，和氏在山中抱着璞哭泣不止，泪尽而继之以血。文王听说此事，派人去查问缘由，和氏说，我不是为自己断足而悲伤，我所悲伤的是美玉竟然被说成是石头，讲真话的人竟然被说成是讲假话的人呀！文王觉得需要考察落实，命玉人雕琢那块璞，果然得到了其美无比的玉，做成璧，名之曰“和氏之璧”。当时最好的璞往往被玉人和玉工当做顽石，弃之如敝屣，非独具慧眼者不可识。《战国策·秦策》记范雎说：“周有砥厄，宋有结绿，梁有悬黎，楚有和璞，此四宝者，工之所失也，而为天下名器。”按，砥厄、结绿、悬黎、和璞都是名玉，其中品质最佳、名声最盛的是和璞。三百余年之后，和氏之璧已价值连城，为赵国所得。蔺相如奉璧入秦，完璧归赵，即此和氏之璧。《录异记》说和氏之璧“侧面视之色碧，正面视之色白”，所据为何，不得而知。和璞产于荆山东段北麓，其地在今南漳巡检司，名曰“抱璞岩”。
文王是楚国的一位明君，对此，楚人出身的汉朝君臣也未能忘怀。相传文王曾猎获一头被人们视为神羊的野羊，其名曰“獬”。用它的皮毛做成一顶帽子，其名曰“獬冠”。文王爱戴獬冠，楚人争相仿效。到汉代，这獬冠竟成为执法者的礼帽了。
文王的性格矛盾似乎愈演愈烈，终于在他的晚年演成了一场壮烈的悲剧。
公元前676年———文王十四年，秋，巴师袭击权县的治所处。
这场冲突的远因像长篇小说的伏笔，要追溯到十二年以前。文王二年伐申，有巴人与楚人合兵。巴人因违纪而受罚，由此衔恨，但慑于楚国的强盛，长久隐忍未发。这场冲突的近因殊难辨明，可能是文王体弱气衰使巴人以为有隙可乘。由战场的地望可知，这次与楚师为敌的巴人是聚居在清江流域而散居在江汉平原的五姓巴人。楚国的君臣轻视巴人，疏于防范，终至酿成大祸。事出突然，权尹阎敖因无备而弃守，只身泅水逃命，以致巴师长驱北上，一度进逼郢都的南门。文王大怒，处死了阎敖。留在处的阎敖的族人不胜其愤，竟与巴师合谋反叛。其明年春，文王自将伐巴。自将的原因，大概是彭仲爽一流杰出的将领已不在人世了。遇大事谨慎的人遇小事可能鲁莽，善于将将的人未必也善于将兵，文王就这样，他竟在一个名为津的地方(在今湖北江陵或枝江)打了大败仗。尽管如此，楚师尚未达到溃不成军的地步，巴师则退走了。文王率楚师回到郢都，司宫门守卫之责的大阍鬻拳拒不迎纳。文王无奈，为了以功补过，自将伐黄。黄是淮水上游的一个小国，公族为嬴姓，西北与息县为邻，其故址在今河南潢川。文王接受了因轻敌而致败的教训，遣将用兵又像先前那样得心应手了。击败黄师之后。文王迅即撤兵。
时值夏天，将近郢都时，在一个名为湫的地方(在今湖北钟祥北)，暴病而死。
文王葬在楚俗称为“夕室”的墓地中。葬毕，鬻拳自尽，葬在楚俗称为“经黄”的宫门内。
鬻拳是一位大夫，其刚直和忠诚堪称举国无双。一次，因文王拒谏，鬻拳竟拿兵器威逼文王纳谏，然后自断一足以示服罪。文王对他是理解和宽容的，派他做守卫宫门的大阍。楚人敬重鬻拳，称之为“太伯”。鬻拳自尽之后，他的子孙继为大阍。《潜夫论·述赦》说：“自非鬻拳、李离，孰肯刑身以正国？”李离非楚人，可置勿论，《史记》有传。鬻拳的“刑身以正国”，纯属楚式忠臣的风范。
那时楚国的国人，仍然要求他们的君王必须是一位优秀的统帅。
武、文两代楚王都抱病出征，又都病死在征途中，表明他们仍然是以公族为核心的国人的工具。他们毕竟是刚戴上王冠的大酋，对自己的天职有清醒而正确的认识，虽死不辞。作为这样的阶级工具，武王与文王的重要区别只有两点：其一，是武王享年长，享国久，资历比臣僚深，功劳比臣僚大；文王则不然，他是被一群资历深、功劳大的臣僚拥戴着并胁持着的一位国君，往往身不由己。其二，武王的性格刚而又刚，文王的性格刚中有柔。武王对内、对外都是令人敬畏的；文王则不然，对外他也是一位叱咤喑呜千军俱废的雄杰，对内他却是一位经常需要老臣耳提面命，甚至不妨用鞭策和戈矛来配合语言迫使他就范的领袖。即使武王也有保申这样的师傅和鬻拳这样的大阍，他们也是不敢举起荆条来教训他，不敢操起兵器来威逼他的。武王之所以为“武”，文王之所以为“文”，可谓良有以也。旧传统对新体制所起的作用，有消极的，但也有积极的，不可一概而论。原始社会末期的军事民主主义就是这样，它是旧体制向新体制的过渡，在刺激新体制生长的同时，也维护旧体制生存，消极的和积极的难解难分。不经过新体制与旧体制的多次冲突，不经过几代君臣的斗争和妥协，是无法将原始军事民主主义送进坟墓的。
新体制总是挟带着旧传统，摇摇晃晃地在陌生的道路上行进，这是正常的历史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