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迹所以诡异而不易测断者：（其一）人类心理，时或潜伏以待再现凡众生所造业，一如物理学上物质不灭之原则，每有所造，辄留一不可拂拭之痕迹以诒诸后。但有时为他种势力所遮抑，其迹全隐，浅见者谓为已灭；不知其乃在磅礴郁积中，一遇机缘，则勃发而不能复制。若明季排满之心理，潜伏二百余年而尽情发露，斯其显例也。（其二）心的运动，其速率本非物的运动所能比拟。故人类之理想及欲望，常为自然界所制限，倘使心的经过之对于时间的关系，纯与物的经过同一，则人类征服自然，可纯依普通之力学法则以行之。惟其不能，故人类常感环境之变化，不能与己之性质相适应。对于环境之不满足，遂永无了期，历史长在此种心物交战的状态中，次第发展，而两力之消长，绝无必然的法则以为之支配。故历史上进步的事象，什九皆含有革命性；而革命前革命中革命后之史迹，皆最难律以常轨。结果与预定的计画相反者，往往而有；然不能因其相反，遂指为计画之失败。最近民国十年间之历史，即其切例也。（其三）人事之关系既复杂，而人心之动发又极自由；故往往有动机极小而结果极大者，更有结果完全与动机分离而别进展于一方向者——奥储之被刺，乃引起全世界五年之大战争，并中国而亦牵率焉，谁能料者？中世方士之点金幻想，乃能引起近世极严密的化学之进步，谁能料者？瓦特发明蒸汽，乃竟产育现代贫富阶级之斗争，谁能料者？苻坚欲勤远略，遣吕光灭龟兹，光师未班而坚已亡；然而光以鸠摩罗什至长安，中国佛教思想之确立，自兹始也。明成祖疑建文逊于南荒，遣郑和入海求之，无所得而归；然而和率闽粤子弟南征，中国人始知有南洋群岛，海外殖民，自兹始也。苻坚之动机，曷尝有丝毫为佛教？成祖之动机，曷尝有丝毫为殖民？动机极狭劣，顾乃产出与动机绝不相谋之伟大崇高的结果，可谓大奇。然而何奇之有？使六朝时之中国国民无传受佛教的可能性，明代中国国民无移殖海外的可能性，则决非一罗什一郑和所能强致。即有可能性，则随时可以发动，而引而致之必藉外缘，其可能性则史家所能逆睹，其外缘则非史家所能逆睹也。
以上所述诸义，吾认为谈历史因果者，先当注意及之。吾甚惜本讲义时间匆促，不能尽吾言；且多为片段的思想，未经整理。吾所讲姑止于此。今当概括前旨，略加补苴，示治史者研究因果之态度及其程序。
第一，当画出一“史迹集团”以为研究范围——史迹集团之名，吾所自创，与一段之“纪事本末”，意义略相近（本末仅函时间观念，集团兼函空间观念；但此名似仍未妥，容更订定）。以严格论，史迹本为不可分的，不可断的；但有时非断之分之，则研究无所得施。故当如治天体学者画出某躔度某星座，如治地理学者画出某高原某平原某流域，凡以为研究之方便而已。例如法国大革命，一集团也；一九一四至一九一九年之世界大战，一集团也。范围广者，如全世界劳工阶级对资产阶级之斗争史，可以画一集团；范围狭者，如爱尔兰区区小岛之独立史可以画为一集团。历时久者，如二千年前中华民族对匈奴交涉始末，可以画为一集团；历时暂者，如一年间洪宪盗国始末，可以画为一集团。集团之若何区画，治史者尽可自由但有当注意者二事：其一，每集团之函量须较广较复，分观之，最少可以觑出一时代间社会一部分之动相。其二，各集团之总和须周遍，合观之，则各时代全社会之动相皆见也。
第二，集团分子之整理与集团实体之把捉——所谓“集团分子”者，即组成此史迹集团之各种史料也。搜辑宜求备，鉴别宜求真；其方法则前章言之矣。既备且真，而或去或取，与夫叙述之详略轻重，又当注意焉；否则淆然杂陈，不能成一组织体也。所谓“集团实体”者，此一群史迹，合之成为一个生命——活的，整个的治史者须将此“整个而活”的全体相，摄取于吾心目中；然兹事至不易，除分析研究外，盖尚有待于直觉也。
第三，常注意集团外之关系——以不可分不可断之史迹，为研究方便而强画为集团，原属不得已之事。此一群史迹不能与他群史迹脱离关系而独自存在，亦犹全社会中此一群人常与他群人相依为命也。故欲明一史迹集团之真相，不能不常运眼光于集团以外。所谓集团外者，有时间线之外：例如“五胡乱华”之一史迹集团，其时间自然当以晋代为制限；然非知有汉时之保塞匈奴，魏时之三辅徙羌，则全无由见其来历。此集团外之事也。有空间线之外：例如“辛亥革命”之一史迹集团，其空间自当以中国为制限；然非知欧美日本近数十年学说制度变迁之概略，及其所予中国人以刺激，则兹役之全相终不可得见。此又集团外之事也。其他各局部之事象，殆无不交光互影。例如政治与哲学，若甚缘远；然研究一时代之政治史，不容忘却当时此地之哲学思想；美术与经济，若甚缘远；然研究一时代之美术史，不容忘却当时此地之经济状况。此皆集团以外之事也。
第四，认取各该史迹集团之“人格者”——每一集团，必有其“人格者”以为之骨干。此“人格者，”或为一人，或为数人，或为大多数人。例如法兰西帝国时代史，则拿破仑为唯一之“人格者”。普奥、普法战史，则俾斯麦等数人为其“人格者”。至如此次世界大战，则不能以“人格者”专属于某某数人，而各国之大多数国民实共为其“人格者”也。然亦自有分别：倘再将此世界战史之大集团析为若干小集团，则在德国发难史之一小集团中，可以认威廉第二为其“人格者”；在希腊参战史之一小集团中，可以认威尼柴罗为其“人格者”；在巴黎议和史一小集团中，可以认克里曼梭、劳特佐治、威尔逊为其“人格者”也。辛亥革命史，以多数之革命党人立宪党人共为其“人格者”；民国十年来政治史，则袁世凯殆可认为唯一之“人格者”也。凡史迹皆多数人共动之产物，固无待言；然其中要有主动被动之别立于主动地位者，则该史迹之“人格者”也。辛亥革命，多数党人为主动，而黎元洪、袁世凯不过被动，故彼二人非“人格者”；十年来之民国，袁世凯及其游魂为主动，凡多数助袁敌袁者皆被动，故袁实其“人格者”也。
第五，精研一史迹之心的基件：——曷为每一史迹必须认取其“人格者”耶？凡史迹皆人类心理所构成，非深入心理之奥以洞察其动态，则真相末由见也。而每一史迹之构成心理，恒以彼之“人格者”为其聚光点。故研究彼“人格者”之素性及其临时之冲动断制，而全史迹之筋脉乃活现。此种研究法，若认定彼“人格者”为一人或数人，则宜深注意于其个人的特性。因彼之特性非惟影响于彼个人之私生活，而实影响于多数人之公生活。例如凡尔赛条约，沦者或谓可以为将来世界再战之火种；而此条约之铸一大错，则克里曼梭、劳特佐治、威尔逊三人之性格及头脑，最少亦当为其原因之一部；故此三人特性之表现，其影响乃及于将来世界也。又如袁世凯，倘使其性格稍正直或稍庸懦，则十年来之民国局面或全异于今日，亦未可知；故袁世凯之特性，关系于其个人运命者犹小，关系于中国人运命者甚大也。史家研究此类心理，最要者为研究其吸射力之根源。其在圣贤豪杰，则观其德量之最大感化性，或其情热之最大摩荡性。其在元凶巨猾，则观其权术之最大控弄性，或观其魔恶之最大诱染性。从此处看得真切，则此一团史迹之把鼻，可以捉得矣。
其在“多数的人格者”之时，吾侪名之曰民族人格，或阶级人格，党派人格。吾侪宜将彼全民族全阶级全党派看作一个人，以观察其心理。此种“人格者”以其意识之觉醒，觇其人格之存在；以其组织之确立，觇其人格之长成；以其运动之奋迅，觇其人格之扩大；以其运动之衰息，组织之涣散，意识之沈睡，觇其人格之萎病或死亡。爱尔兰人成一民族的人格，犹太人未能，犹太人民族建国的意识不一致也。欧美劳工，成一阶级的人格，中国未能，中国劳工并未有阶级意识也。中国十年来所谓政党，全不能发现其党派的人格，以其无组织，且无运动也。治西洋史者，常以研究此类集团人格的心理为第一义；其在中国，不过从半明半昧的意识中，偶睹其人格的胎影而已。研究史之心的基件，则正负两面，皆当注意凡“人格者”无论为个人为集团，其能演成史迹者，必其人格活动之扩大也。其所以能扩大之故，有正有负：所谓正者，活动力昂进，能使从前多数反对者或怀疑者之心理皆翕合于我心理。在欧美近代，无论政治上，宗教上，学艺上，随处皆见此力之弥满。其在中国，则六朝唐之佛教运动，最其显列。次则韩欧等之古文学运动，宋明两代之理学运动，清代之朴学运动，及最近之新文化运动，皆含此意。惟政治上极阙如，清末曾国藩、胡林翼等略近之，然所成就殊少；现代所谓政党，其方向则全未循此以行也。所谓负者，利用多数人消极苟安的心理，以图自己之扩大。表面上极似全国心理翕聚于此一点，实则其心理在睡眠状态中耳。中国二千年政治界之伟物，大率活动于此种心理状态之上，此实国民心理之病征也。虽然，治史者不能不深注意焉；盖中国史迹之所以成立，大半由是也。
第六，精研一史迹之物的基件——物的基件者，如吾前所言：“物的运动不能与心的运动同其速率。”倘史迹能离却物的制约而单独进行，则所谓“乌托邦”华藏世界”者，或当早已成立。然而在势不能尔尔。故心的进展，时或被物的势力所堵截而折回；或为所牵率而入于其所不豫期之歧路；直待渐达心物相应的境界，然后此史迹乃成熟物者何？谓与心对待的环境。详言之：则自然界之状况，以及累代遗传成为固形的之风俗，法律，与夫政治现象，经济现象，乃至他社会之物的心的抵抗力，皆是也。非攻寝兵之理想，中外贤哲倡之数千年，曷为而始终不得实现？辛亥革命，本悬拟一“德谟克拉西”的政治以为鹄，曷为十年以来适得其反？欧洲之社会主义，本滥觞于百年以前，曷为直至欧战前后乃始骤盛？物的基件限之也。假使今之日本移至百年以前，必能如其所欲，效满洲之入主中国；假使袁世凯生在千数百年前，必能如其所欲，效曹操、司马懿之有天下；然而皆不能者，物的基件限之也。吾前屡言矣“凡史迹皆以‘当时’‘此地’之两观念而存在。”故同一之心的活动，易时易地而全异其价值，治史者不可不深察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