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吕著中国通史(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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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8章 学术(4)

因为照现状,彼此都是坏的,而且坏得极相像。然则各种学术,能指示我们以前途,且成为各学之王,而使他种学术,奔走其下,各尽其一枝一节之用的,必然是社会学。一切现象,都是整个社会的一枝一节,其变化,都是受整个社会的规定的。惟有整个社会,能说明整个社会。亦惟有整个社会,能说明一枝一节的现象的所以然。人们向来不知,只是把一枝一节的现象,互相说明,就错了。这是因为从前的人,不知道整个社会,可成为研究的对象,所以如此。

现在便不同了。所以只有最近成立的社会学,为前此之所无。亦只有整个的社会学,能够说明文化之所由来,而评判其得失,而指示我们以当走的路径。即如文明愈进步,则风俗愈薄恶,这是一件众所周知的事实,而亦是向来所视为无可如何的事实。毁弃文明固不可,亦不能。任社会风俗之迁流,而日趋于薄恶,也不是一回事。提倡道德,改良政治等,则世界上无论那一个文明国,都已经努力了几千年,而证明其无效的了。人道其将终穷乎?

从社会学发明以来,才知道风俗的薄恶,全由于社会组织的不良,和文明进步,毫无关系。我们若能把社会组织彻底改良,则文明进步,就只有增加人类的福利了。这是社会学指示给我们前途最大的光明。而社会学之所以能发明,则和现代各地方蛮人风俗的被重视,以及史前史的发见,有极大的关系。因此,我们才知道社会的组织,可以有多种。目前的组织,只是特种事实所造成,并非天经地义,必不可变。变的前途,实有无限的可能。变的方法,我们所知道的,亦与前人迥异了。

以上论中国学术思想转变的大概,以下再略论中国的文学和史学。

文学的发达,韵文必先于散文,中国古代,亦系如此。现存的先秦古书,都分明包含著两种文字:一种是辞句整齐而有韵的。一种则参差不齐,和我们的口语一样。前者是韵文,后者是散文。散文的发达,大约在东周之世,至西汉而达于极点。散文发达了,我们的意思,才能够尽量倾吐(因为到这时候,文字和语言,才真正一致),所以是文学的一个大进步。

西汉末年,做文章的,渐渐求其美化。其所谓美是:(一)句多偶丽。(二)不用过长过短之句。(三)用字务求其足以引起美感。其结果,逐渐成汉魏体的骈文。汉魏体的骈文,只是字句修饰些,声调啴缓些,和散文相去,还不甚远。以后一直向这趋势发达,至齐梁时代,遂浮靡而不能达意了。此时供实用之文,别称为笔。然笔不过参用俗字俗语;用字眼、用典故,不及文来得多;其语调还和当时的文相近,与口语不合,还是不适于用。积重之势,已非大改革不可。

改革有三条路可走:(一)径用口语。这在昔日文字为上中流社会所专有的时代,是不行的。(二)以古文为法。如苏绰的拟《大诰》是。这还是不能达意。只有第(三)条路,用古文的义法(即文字尚未浮靡时的语法),以运用今人的言语,是成功的。唐朝从韩柳以后,才渐渐的走上这条路。

散文虽兴,骈文仍自有其用,骈散自此遂分途。宋朝为散文发达的时代。其时的骈文,亦自成一格。谓之宋四六。气韵生动,论者称为骈文中的散文。

诗歌另是一体。文是导源于语言,诗是导源于歌谣的。所以诗体,当其发生之时,即非口语之调。近人以随意写来的散文,亦称为诗(新诗),这至少要改变向来诗字的定义然后可。古代的诗,大抵可歌,传于后世的,便是《诗经》和《楚辞》。

到汉朝,风尚变了。制氏雅乐虽存,不为人之所好。汉武帝立新声乐府,采赵、代、秦、楚之讴,使李延年协其律,司马相如等为之辞,是为汉代可歌的诗。古代的诗,则变为五言诗,成为只可吟诵之物。论者多以此为诗体的退化,这是为尊古之见所误。其实凡事都到愈后来愈分化。吟诵的诗和合乐的诗的判而为二,正是诗体的进化。歌唱的音调,和听者的好尚的变迁,是无可如何的事。

隋唐时,汉代的乐府,又不为人之所好,而其辞亦渐不能合乐了。听者的好尚,移于外国传来的燕乐。按其调而填词,谓之词。极盛于两宋之世。至元以后,又渐成为但可吟诵,不能协律之作,而可歌的限于南北曲。到清朝,按曲谱而填词的,又多可诵而不可歌了。

中国的所谓诗,扩而充之,可以连乐府、词,曲,都包括在内。因为其起源,同是出于口中的歌的。一个民族的歌谣,不容易改变。试看现代的山歌,其音调,还与汉代的乐府一样,便可知道。所以现在,非有新音乐输入,诗体是不会变化的。现在万国交通,新音乐输入的机会正多。到我国人的口耳与之相习,而能利用之以达自己的美感时,新诗体就可产生了。

文学初兴之时,总是与语言相合的。但到后来,因(一)社会情形的复杂,受教育的程度,各有不同;(二)而时间积久了,人的语言,不能不变,写在纸上的字,却不能再变;言文就渐渐的分离了。合于口语的文字,是历代都有的。如(一)禅宗和宋儒的语录。(二)元代的诏令,(三)寒山、拾得的诗,(四)近代劝人为善的书都是。(五)而其用之,要以平话为最广。这是非此不可的。

从前文言、白话,各有其分野,现在却把白话的范围推广了。这因(一)受教育的人渐多,不限于有闲阶级;而所受的教育,亦和从前不同;不能专力于文字。(二)世变既亟,语言跟著扩充、变化,文字来不及相随,乃不得不即用口语。此乃事势的自然,无人提倡,也会逐渐推广的。守旧的人,竭力排斥白话,固然是不达。好新的人,以此沾沾自喜,也是贪天之功,以为己力的。

所谓古文,大部分系古代的言语。其中亦有一部分,系后人依据古代的语法所造的,从未宣诸唇吻,只是形之楮墨。然楮墨之用,亦系一种广义的语言。既有其用,自不能废。而况纸上的言语,有时亦可为口语所采用。所以排斥文言,也是偏激之论。

文以载道,文贵有用之说,极为近人所诋毁。此说固未免于迂,然亦不能调其全无道理。近人袭西洋文学的理论,贵纯文学而贱杂文学,这话固然不错。然以为说理论事之作,必是杂文学,必写景言情之作,而后可以谓之纯文学,则是皮相之谈。

美的原质,论其根柢,实在还是社会性。社会性有从积极方面流露的,如屈原杜甫的忠爱是。有从消极方面流露的,如王维、孟浩然的闲适是。积极的人人所解,消极的似乎适得其反,其实不然。积极的是想把社会改好,消极的则表示不合作。虽然无所作为,然(一)使人因此而悟现社会之坏,(二)至少亦使社会减少一部分恶势力,其功效也还是一样的。

文字上的所谓美,表面上虽若流连风景,其暗中深处,都藏有这一个因素在内。诗词必须有寄托,才觉得有味,真正流连风景的,总觉得浅薄,就是为此。

然则文字的美恶,以及其美的程度,即视此种性质之有无多寡以为衡,其借何种材料而表现,倒是没有关系的。忧国忧民,和风花雪月,正是一样。以说理论事,或写景言情,判别文学的为纯为杂,又是皮相之谈了。

文以载道,文贵有用等说,固然不免于迂腐。然载道及有用之作,往往是富于社会性的,以此为第一等文字,实亦不为无见,不过抛荒其美的方面,而竟以载道和有用为目的,不免有语病罢了。

中国的有史籍甚早。《礼记·玉藻》说:“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郑《注》说:“其书,《春秋》、《尚书》其存者。”(《汉书·艺文志》说“右史记事,左史记言”是错的。《礼记·祭统》说“史由君右,执策命之”,即右史记言之证)这大约是不错的。《周官》还有小史,记国君及卿大夫的世系,是为《帝系》及《世本》。我国最古的史籍《史记》,其本纪及世家,似系据春秋和系世编纂而成。列传则源出记言之史。记言之史,称为《尚书》。乃因其为上世之书而得此名,其原名似称为语。

语之本体,当系记人君的言语,如现在的训辞讲演之类。后来扩充之,则及于一切嘉言。嘉言的反面是莠言,间亦存之以昭炯戒。记录言语的,本可略述其起因及结果,以备本事。扩充之则及于一切懿行,而其反面即为恶行。此体后来附庸蔚为大国,名卿大夫,及学术界巨子,大抵都有此等记录,甚至帝王亦有之。其分国编纂的,则谓之《国语》。关于一人的言行,分类编纂的,则谓之《论语》。记载一人的大事的,则如《礼记·乐记》,述武王之事,谓之《牧野之语》都是。《史记》的列传,在他篇中提及多称为语(如《秦本纪》述商鞅说孝公变法事曰:“其事在《商君语》中。”),可见其源出于语,推而广之,则不名为语的,其实亦系语体。如《晏子春秋》及《管子》中的大中小匡等是。

八书是记典章经制的,其源当亦出于史官,不过不能知其为何官之史罢了。史官以外,还有民间的传述。有出于学士大夫之口的,如魏绛、伍员述少康、羿、浞之事是(见《左氏》襄公四年,哀公元年,及《史记·吴太伯世家》)。亦有出于农夫野老之口的,如孟子斥咸丘蒙所述为齐东野人之语是。古史的来源,大略如此。

秦始皇烧书,《史记·六国表》说“诸侯史记尤甚”,大约史官所记载,损失极多。流行民间之书,受其影响当较少。口耳相传,未著竹帛的,自然更不必说了。

有历史的材料是一事,有史学上的见地又系一事。古代史官,虽各有专职,然大体不过奉行故事。民间传述,或出惊奇之念,或出仰慕之忱(所谓多识前言往行,以蓄其德),亦说不上什么史学上的见地。到司马谈、迁父子出,才网罗当时所有的史料,编纂成一部大书。

这时的中国,在当时人的眼光中,实已可谓之天下(因为所知者限于此。在所知的范围中,并没有屏斥异国或异族的史料不载。所以《太史公书》,这是《史记》的本名。《汉书·艺文志》著录即如此。《史记》乃史籍通名,犹今言历史。《太史公书》,为史部中最早的著述,遂冒其一类的总名),实自国别史进于世界史,为史体一大进步。

从此以后,国家亦渐知史籍的重要了。后汉以后,乃有诏兰台、东观中人述作之事。魏晋以后,国家遂特设专官。此时作史的,在物力上,已非倚赖国家不行(一因材料的保存及搜辑,一因编纂时之费用)。至于撰述,则因材料不多,还为私人之力所能及。所以自南北朝以前,大率由国家供给材料及助力,而司编撰之事的,则仍系一二人,为私家著述性质。

唐以后史料更多,不徒保存、蒐辑,即整理、排比,亦非私人之力所及,于是独力的著述,不得不变为集众纂修之局了。私家著述及集众纂修,昔人的议论,多偏袒前者,这亦是一偏之见。

姑无论材料既多,运用为私人之力所不及。即舍此勿论,而昔时的正史,包括的门类很多,亦非一人所能兼通。所以即就学术方面论,两者亦各有长短。唐修《新晋书》(即今正史中的《晋书》),其志非前人所能及,即其一证。关于正史的历史,可参看《史通》的《六家》、《二体》、《古今正史》、《史官建置》各篇,及拙撰《史通评》中这几篇的评(商务印书馆本)。

从前的历史,系偏重于政治方面的。而在政治方面,则所注重的,为理乱兴衰,典章经制两类。正史中的纪传,是所以详前者的,志则所以详后者。已见《绪论》中。编年史偏详前者。《通典》、《通考》一类的书,则偏详后者,都不如纪传表志体的完全。所以后来功令,独取纪传表志体为正史。

然编年体和政书(《通典》、《通考》等),在观览上亦各有其便,所以其书仍并为学者所重。这是中国旧日所认为史部的重心的。纪传体以人为单位,编年史以时为系统,欲句稽一事的始末,均觉不易。自袁枢因《通鉴》作《纪事本末》后,其体亦渐广行。

中国的史学,在宋时,可谓有一大进步。(一)独力著成一史的,自唐已后,已无其事。宋则《新五代史》出欧阳修一人;《新唐书》虽出修及宋祁两人,亦有私家著述性质;事非易得。

(二)编年之史,自三国以后,久已废阙。至宋则有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贯串古今。朱熹的《通鉴纲目》,叙事虽不如《通鉴》的精,体例却较《通鉴》为善(《通鉴》有目无纲,检阅殊为不便。司马光因此,乃有《目录》之作,又有《举要》之作。《目录》既不与本书相附丽。举要则朱子《答潘正叔书》,讥其“详不能备首尾,略不可供检阅”,亦系实情。所以《纲目》之作,确足以改良《通鉴》的体例)。

(三)讲典章经制的书,虽起于唐杜佑的《通典》,然宋马端临的《文献通考》,搜集尤备,分类亦愈精。又有会要一体,以存当代的掌故,并推其体例,以整理前代的史实。

(四)郑樵《通志》之作,网罗古今。其书虽欠精审,亦见其魄力之大。

(五)当代史料,搜辑綦详。如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王偁《东都纪略》等都是。

(六)自周以前的古史,实系别一性质。至宋而研究加详。如刘恕《通鉴外纪》、金履祥《通鉴纲目前编》、苏辙《古史考》、胡宏《皇王大纪》、罗泌《路史》等都是。

(七)研究外国史的,宋朝亦加多。如叶隆礼《契丹国志》、孟珙《蒙鞑备录》等是。

(八)考古之学,亦起于宋时。如欧阳修的《集古录》、赵明诚的《金石录》等,始渐求材料于书籍之外。

(九)倪思的《班马异同评》、吴缜的《新唐书纠缪》等,皆出于宋时。史事的考证,渐见精核。综此九端,可见宋代史学的突飞猛进。

元明时代复渐衰。此因其时之学风,渐趋于空疏之故。但关于当代史料,明人尚能留心收拾。到清朝,文字之狱大兴,士不敢言当代的史事;又其时的学风,偏于考古,而略于致用;当代史料,就除官书、碑传之外,几乎一无所有了。但清代考据之学颇精。推其法以治史,能补正前人之处亦颇多。

研究史法之作,专著颇少。其言之成理,而又有条理系统的,当推刘知几的《史通》。《史通》是在大体上承认前人的史法为不误,而为之弥缝匡救的。

其回到事实上,批评历代的史法,是否得当;以及研究今后作史之法当如何的,则当推章学诚。其识力实远出刘知几之上。此亦时代为之。因为刘知几之时,史料尚不甚多,不虑其不可遍览,即用前人的方法撰述已足。章学诚的时代,则情形大不同,所以迫得他不得不另觅新途径了。然章氏的识力,亦殊不易及。他知道史与史材非一物,保存史材,当务求其备,而作史则当加以去取;以及作史当重客观等(见《文史通义·史德篇》),实与现在的新史学,息息相通。不过其时无他种科学,以为辅助,所以其论不如现在新史学的精审罢了。然亦不过未达一间而已,其识力亦很可钦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