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吕著中国通史(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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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章 衣食(3)

《日知录》说:“今之村民,往往行媵而不袜,古人之遗制也。吴贺邵美容止,常著袜,希见其足,则汉魏之世,不袜而见足者尚多。”又说袜字的从衣,始见于此,则渐变而成今日的袜了。窃疑袜本亦田猎之民之服,农耕之民,在古代本是跣足的。中国文化,本来起自南方,所以行礼时还必跣。

衣服的初兴,虽非以蔽体为目的,然到后来,著衣服成了习惯,就要把身体的各部分,都遮蔽起来,以为恭敬了。所以《礼记》的《深衣篇》说:“短毋见肤。”作事以短衣为便,今古皆然。古代少者贱者,是多服劳役的。《礼记·曲礼》说:“童子不衣裘裳。”《内则》说:“十年,衣不帛,袴。”就是短衣,袴就是不裳。《左氏》昭公二十五年,师己述童谣,说“鹆跦跦,公在乾侯,征褰与襦。”褰即是袴(《说文》)。此皆服劳役者不著裳之证。

然襦袴在古人,不能算做礼服,外必加之以裳。既然如此,自以照现在人的样子,于襦袴之外,罩上一件长衫为便。然古人习于衣裳袍衫之外,亦必加之以裳。于是从古代的衣裳,转变到现在的袍衫,其间必以深衣为过渡。深衣的意思,是和现在的女子所著的衣裙合一的衣服差不多的。形式上是上衣下裳,实则缝合在一起。他的裳分为十二幅,前后各六。中间四幅对开。边上两幅斜裁,成两三角形。尖端在上。所以其裳之下端与上端(腰间)是三与二之比。如此,则不须襞绩,自亦便于行动了。

深衣是白布做的,却用镶边,谓之纯。无纯的谓之褴褛,尤为节俭(今通作蓝缕,其义为破,此又是一义)。士以上别有朝祭之衣,庶人则即以深衣为吉服。未成年者亦然。所以戴德《丧服》变除说:“童子当室,为父后。其服深衣不裳。”然自天子至于士,平居亦都是著一件深衣的。这正和现在的劳动者平时著短衣,行礼时著袍衫,士大夫阶级,平时著袍衫,行礼时别有礼服一样。

然古人苟非极隆重的典礼,亦都可以著深衣去参与的。所以说“可以为文,可以为武,可以摈相,可以治军旅”(《礼记·深衣》)。民国以来,将平时所著的袍和马褂,定为常礼服。既省另制礼服之费,又省动辄更换之烦,实在是很合理的。

《仪礼·士丧礼》疏,谓上下通直,不别衣裳者曰“通裁”,此为深衣改为长袍之始。然古人用之殊不广。后汉以后,始以袍为朝服。《续汉书·舆服志》说:若冠通天冠,则其服为深衣服。有袍,随五时色。刘昭《注》云:“今下至贱吏、小史,皆通制袍,禅衣,舁缘领袖为朝服。”《新唐书·车服志》:中书令马周上议:“礼无服衫之文。三代之制有深衣,请加襕袖襕襈,为士人上服。开胯者名曰缺胯,庶人服之。”据此,则深衣与袍衫之别,在于有缘无缘。其缺胯,就是现在的袍衫了。

任大椿《深衣释例》说:“古以殊衣裳者为礼服,不殊衣裳者为燕服。后世自冕服外,以不殊衣裳者为礼服,以殊衣裳者为燕服。”此即所谓裙襦。妇人以深衣之制为礼服,不殊衣裳。然古乐府《陌上桑》云:“湘绮为下裳,紫绮为上襦”,则襦与裳亦各别。然仍没有不著裳的。隋唐以来,乃有所谓袴褶。(《急就篇》注云:“褶,其形若袍,短身广袖。”)天子亲征及中外戒严时,百官服之,实为戎服。

曾三异《同话录》云:“近岁衣制,有一种长不过腰,两袖仅掩肘,名曰貉袖。起于御马院圉人。短前后襟者,坐鞍上不妨脱著,以其便于控驭也。”此即今之马褂。《陔馀丛考》说:就是古代的半臂。《三国魏志·杨阜传》说:明帝著帽,披绫半袖,则其由来已久。《玉篇》说:襔裆,其一当胸,其一当背。《宋书·薛安都传》载他著绛衲两当衫,驰入贼阵。《隋书·舆服志》:诸将军侍从之服,有紫衫金玳瑁装襔裆甲,紫衫金装襔裆甲,绛衫银装襔裆甲。

《宋史·舆服志》:范质议《开元礼》:武官陪立大仗,加螣蛇襔裆甲,《陔馀丛考》说:就是今演剧时将帅所被金银甲。案现在我们所著,长不过腰,而无两袖的,北方谓之坎肩,南方有若干地方,谓之马甲。大概系因将帅服之之故。宋人谓之背子。见《石林燕语》。

衣服不论在什么时代,总是大同小异的。强人人之所好,皆出于同,自然决无此理。何况各地方的气候,各种人的生活,还各有不同呢?但衣服既和社交有关,社会亦自有一种压力。少数的人,总要改从多数的。昔人所谓“十履而一跣,则跣者耻;十跣而一履,则履者耻”。其间别无他种理由可言。

《礼记·王制》:“关执禁以讥,禁异服,察异言。”其意乃在盘诘形迹可疑的人。并不在于划一服饰。《周官》大司徒,以本俗六安万民,六曰同衣服,意亦在于禁奢,非强欲使服饰齐一。服饰本有一种社会压力,不会大相悬殊的。至于小小的异同,则无论何时,皆不能免。

《礼记·儒行》:“鲁哀公问于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与?孔子对曰:丘少居鲁,衣逢掖之衣。长居宋,冠章甫之冠。丘闻之也,君子之学也博,其服也乡。丘不知儒服。”观此数语,衣服因地方、阶级,小有异同,显然可见。降逮后世,叔孙通因高祖不喜儒者,改著短衣楚制(见《史记》本传)。《盐铁论》载桑弘羊之言,亦深讥文学之儒服(见《相刺篇》,《刺议篇》),可见其情形还是一样的。

因为社会压力,不能施于异地方和异阶级的人。然及交通进步,各阶级的交往渐多,其压力,也就随之而增大了。所以到现代,全世界的服饰,且几有合同而化之观。日本变法以后,几于举国改著西装。中国当戊戌变法时,康有为亦有改服饰之议,因政变而未成。后来自刻《戊戌奏稿》,深悔其议之孟浪,而自幸其未果行。

在所著《欧洲十一国游记》中,尤极称中国服饰之美。其意是(一)中国的气候,备寒、温、热三带,所以其材料和制裁的方法,能适应多种气候,合于卫生。(二)丝织品的美观,为五洲所无。(三)脱穿容易。(四)贵族平民,服饰有异,为中西之所同。

中国从前,平民是衣白色的。欧洲则衣黑色。革命时,欧人疾等级之不平,乃强迫全国上下,都著黑色。中国则不然。等级渐即平夷,采章遂遍及于氓庶。质而言之:西洋是强贵族服平民之服,中国则许平民服贵族之服。所以其美观与否,大相悬殊。这一点,西人亦有意见相同的。

民国元年,议论服制时,曾有西人作论载诸报端,说西方的服饰,千篇一律,并无趣味,劝中国人不必摹仿。我以为合古今中外而观之,衣服不过南北两派。南派材料轻柔,裁制宽博。北派材料紧密,裁制狭窄。这两派的衣服,本应听其并行;且折衷于两者之间,去其极端之性的。

欧洲衣服,本亦有南北两派。后来改革之时,偏重北派太甚了。中国则颇能折两者之中,保存南派的色彩较多。以中西的服饰相较,大体上,自以中国的服饰为较适宜。现在的崇尚西装,不过一时的风气罢了。

中国的衣服,大体上可谓自行进化的。其仿自外国的,只有靴。《广韵》八戈引《释名》,说“靴本胡服,赵武灵王所服”。《北史》载慕容永被擒,居长安,夫妻卖靴以自活。北齐亡后,妃嫔入周的亦然。可见南北朝时,汉人能制靴者尚少,其不甚用靴可知。

然唐中叶以后,朝会亦渐渐的穿靴,朱文公《家礼》,并有襴衫带靴之制了。《说文》:“鞮,革履也。”《韵会》引下有“胡人履连胫,谓之络缇”九字。此非《说文》之文,必后人据靴制增入。然可悟靴所以广行之故。因为连胫,其束缚腿部较紧,可以省却行滕。而且靴用革制,亦较能抵御寒湿,且较紬布制者,要坚固些(此以初兴时论,后来靴亦不用革)。

古代丧服,以布之精粗为度,不是讲究颜色的。素服则用白绢,见《诗经·棘人》疏。因为古代染色不甚发达,上下通服白色,所以颜色不足为吉凶之别。

后世采色之服,行用渐广,则忌白之见渐生。宋程大昌《演繁露》说:“《隋志》:宋齐之间,天子宴私著白高帽。隋时以白通为庆吊之服。国子生亦服白纱巾。晋人著白接篱,窦苹《酒谱》曰:接篱,巾也。南齐桓崇祖守寿春,著白纱帽,肩舆上城。今人必以为怪。古未有以白色为忌也。郭林宗遇雨垫巾,李贤《注》云:周迁《舆服杂事》曰:巾以葛为之,形如。本居士野人所服。魏武造,其巾乃废。今国子学生服焉,以白纱为之。是其制皆不忌白也。《乐府白红歌》曰:质如轻云色如银,制以为袍余作巾。今世人丽妆,必不肯以白为衣。古今之变,不同如此。

《唐六典》:天子服有白纱帽。其下服如裙襦袜皆以白。视朝听讼,燕见宾客,皆以进御。然其下注云:亦用乌纱。则知古制虽存,未必肯用,习见忌白久矣。”读此,便知忌白的由来。按染色之法,见于《周官》天官染人,地官染草,及《考工记》锺氏,其发明亦不可谓不早。但其能普遍于全社会,却是另一问题。绘绣之法,见《书经·皋陶谟》今本《益稷》,《疏》。

昔人误以绘为画。其实绘之本义,乃谓以各色之丝,织成织品。见于宋绵庄《释服》,其说是不错的。染色、印花等事,只要原料减贱,机器发明,制造容易,所费人工不多,便不得谓之奢侈。惟有手工,消费人工最多,总是奢侈的事。现在的刺绣,虽然是美术,其实是不值得提倡的。因为天下无衣无褐的人,正多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