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来也巧，本书的最后定稿是在距离王阳明故居瑞云楼数百步的余姚河姆渡宾馆完成的。这不，刚把几位日本学者送至故居纪念馆，简单地向馆内工作人员交代了几句，就急急忙忙地返回房间，把这篇后记写完。还在电梯里时，异样的思绪，少有的滋味，就一股脑儿涌上心头。所有这一切，难道是某种预示？某种祥兆？
本书其实只完成了提纲中的三分之二，无奈收笔，完全是由于课题截止日早就超过，被催促了几次，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了，于是才匆匆交账，尽管暂时了却了一桩心事，但却在无奈中留下了些许不满和遗憾。
何以“无奈”？一方面是因为课题已到“收官”之时，交稿期限已过，不得不收笔，想说的没全吐出来；另一方面是自己觉得不少章节乃“急救”而成（如第３章“浙中阳明学者的个性特征”），吃后悔药在所难免。本人干活喜欢慢慢“熬”。慢工出细活，搞研究就得量力而行，走一步，看一步，想一步……如此“熬”出来的东西，也许会影响其“鲜”度（说得正规点是工作“进”度），但总会“熟”些“透”些吧！而“熟透”的食物，总不至于吃坏肚子，误人误己，浪费资源！故此，一篇东西写“完”了，我常常是撂在一边，故意冷落“它”，说不定什么时候又会突发奇想，于是便大动“手术”，甚至“肢解”重装，推倒重来。如果拿出来的东西都是这样“熬”出来的，就自然不会有或少有失误了。但事实上，在如今一切都被量化、一味追求“进”度的考评体制下，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若硬要这样做，也许有人会说你“傻”。于是我也只好无奈地“与时俱进”，稍稍改变一下自己的习惯和节奏了！
何处“不满”？举其要者，大约有三：一是对浙中王门后续学脉的放弃。原来提纲中还有周汝登、张元忭、陶望龄、陶奭龄等人，而且已经查阅了大部分资料，做好了读书笔记，并且还大体上勾勒出了写作思路。后因考虑到本书的篇幅与写作进度，只好忍痛割爱，等到条件成熟时再去“另起炉灶”了。二是对横向的相关重要人物的研究显得很不充分，有的蜻蜓点水，有的避重就轻，有的白纸一张。如对浙东地区季本、孙应奎等人的研究就很不充分，对顾应祥等人则是避重就轻，对徐珊、许孚远等人则是蜻蜓点水，对程松溪、唐枢、蔡汝楠、王宗沐、钱薇等人则基本未涉及。三是对重点人物的研究有“绕道”之嫌。如对王畿这样的浙中王门的理论家，本应笔墨用得最多，然本书的王畿研究，则主要围绕钱德洪而展开。之所以未作全面深入的研究，一方面是因为笔者近年来通过对绪山著作的收集，对以往关注不够的绪山思想产生了特殊兴趣；另一方面是因为笔者对王畿的思考还比较零碎，尚未定型，仓促下笔，恐生疑窦。于是便耍了个小小的“滑头”：看到近年来学术界在这方面的力作频频问世，难度进一步加大，选择知难而退、避重就轻，也算是“聪明”之举吧！明知力所不及，又要硬着头皮去撞大运，这样的事，我一般是不去做的。从这层意义上可以说，只讲自己深思熟虑的话，而不讲空话、废话、假话，少讲或不讲重复之话，这或许是本书的一个特点。
何为“遗憾”？这与本书的写作特点有关。本书之特点，可以用四句话十六字来概括，即有粗有细，点面结合，东西并重，史论兼济。具体地说，就是重点写了浙中王门的第一代传人及其学术活动和著述情况，对第二、三代传人则是粗略述之，对原计划要作阐述的晚明浙东地区影响颇大的几次讲会活动，如姚江会、证人会等，亦是一笔带过，这叫“有粗有细”；以徐爱、钱德洪、王畿、董澐等人为重点，以浙中王门的早期形态、浙东王门的内部特征、浙西王门的形成发展等问题为切面，这叫“点面结合”；浙东与浙西均选择若干个有代表性的人物和事件作为叙述对象，这叫“东西并重”；对徐爱、钱德洪、董澐等人不仅论其思想，亦述其著作，在文献搜集与整理的基础上作深入思考，这叫“史论兼济”。但这样一来，某些被“粗”掉的人物就免不了会有“意见”，某些被“面”上所掩盖掉的细节也免不了会留下遗憾。
说实在话，本人开始从事阳明学研究时，没有想法，没有计划，更谈不上喜爱。后来慢慢就有了，而且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有激情。
做研究做到这个分上，已变成一种乐趣，而非工作。是激情所致，而非谋生手段。也许再往前走一步，就可以达到“境界”的高度了。
境界不是激情，而是超越！然本人的研究，与此相差甚远。而且就个性而言，我宁要“激情”，也不要“境界”！因“激情”而生“遐想”，又因“遐想”而生“规划”。而我的“研究规划”，则大致可分为“前五步曲”与“后五步曲”。
所谓“前五步曲”，大都属于人物与学派的个案研究，现已迈了四小步，即２００２年出版的《阳明学的形成与发展》、２００６年出版的《儒学正脉———王守仁传》、２００９年４月出版的《王阳明及其学派论考》，以及已经完成但尚未出版的《王阳明史料学》等专著。本书可以说是“前五步曲”的最后一步。这最后一步，尽管有开头所说的那么些“无奈”、“不满”和“遗憾”，但毕竟是自己多年研究之结晶，所以即使拿出来硬着头皮“见公婆”，也是心甘情愿的。
所谓“后五步曲”，是指计划中的区域与断代思想史的综合研究，主要想完成明清浙西与浙东的心学思潮史，清代至民国初年的阳明学发展史，阳明学的“主意”范畴及其流脉，王学地域流派的比较研究，中、日、韩三国阳明学的综合研究。这五个方面，个个都是难啃的大块头，一听就知道是自不量力，甚至连我自己都怀疑是否有点不切实际、好高骛远？但细心一想，世上的事情其实本无“远”、“近”之分，走下去再说，顺其自然，随心所欲，要的就是这种过程与感觉，若一味追求结果，倒可能会一无所获、一事无成。
这或许亦是激情所致吧！
在已出版或即将出版的前四本书的后记中，我都对扶我走上学术道路的中外老师们和助我完成课题研究的同事们表示了由衷的感谢。在本书即将“收官”之际，依然要对他们再次致以谢忱。除此之外，我还想补上我的家人和朋友。
这些年来，我的妻子为我做出的奉献，是难以用语言表达的，就连我的父母、岳父母大人，也在一同受着“煎熬”与“拷问”。他们已到古稀之年，体弱多病，但对我总是那么理解和宽厚。说起来真是难以启齿，这么多年来，除非老人们生病住院，我基本上是一年三次长假（春节、国际劳动节、国庆节）回家看看，平时皆以电话“代劳”，以至朋友们说起来，都会以我为“反面教材”。正是由于他们的理解和支持，我才坐得住冷板凳，而且一坐数十年，想来连自己都难以置信。其实我又何尝不知老年人要的是你的“时间”，只有“时间”才能换来体贴与安慰，而我缺的就是时间，你说头疼不头疼！
再就是我的朋友们。每周两次四个多小时的打球，是我雷打不动的户外运动，除非出差在外。偶尔打完后还来个聚餐，在完全放开的心境下，喝上几盅，海阔天空，是我最好的休息与娱乐。尽管阳明学对我的这些朋友来说，未免显得过于“空洞”、“乏味”，偶尔流露出些许不解和困惑是很自然的。可真正的阳明学，原本就是生活哲学、日用之道，是我们这些研究者把它弄得玄虚高远而不近人情了。还它以“动”的本性，把静态的沉思与动态的体认结合在一块，乃是本人的诉求之一。这样说肯定还是过于空洞甚至近于迂腐，于是我便选择了另一种方式去“动”，尽管它与阳明的体认哲学相去甚远，但至少可起到一定的调节作用，有益于身心健康，有益于获得灵感，这是不言而喻的。若没有这样的调节，整天自我封闭，与“故人”对话，你说受得了受不了！
最后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书只是吴光研究员主持的“阳明学系列研究”国家课题和浙江省重大课题中的一个子课题。作为课题负责人，三年多来，吴光先生从设计课题到检查、审定每一本书稿，都付出了艰辛的劳动。还有我院汪俊昌副院长、科研处的卢敦基处长、戴亮、朴姬福副研究员以及图书馆的王玮馆员、文印室的王燕女士等，在各个方面都给予了我以极大的支持，并提供了各种方便。
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２００７年８月识于杭州朝晖寓所
２００９年５月改于新居“心闲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