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哲学浙中王学研究(阳明学研究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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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章 王学在浙中的展开与挫折(8)

[18]《明儒言行录》卷八, 《四库全书》史部一一六,899页。据《四库全书总目》载:“(沈)佳则一宗朱子,故是编大旨,以薛瑄为明儒之宗,于陈献章则颇致不满,虽收王守仁于正集,而守仁弟子则删汰甚多,王畿、王艮咸不预焉。其持论颇为淳谨……学者于两家之书(指《明儒学案》与《明儒言行录》)互相参证,庶乎有明一代之学派可以得其平允矣。”(528页)

[19]在明末清初知识界的主流话语中,龙溪的形象曾被严重丑化,对他的批判也超出了学术批评的范围,而升格为人身攻击。如陈龙正说“龙溪略行谊”,在陆王心学派中,数他的道德品行最差(参见《几亭全书》卷五四,《四库禁毁丛刊》集一二,581~583页);陆世仪说他“行不顾言,居乡颇贪鄙”(《思辨录辑要·后集》卷九《经学类》,290页)。个别野史甚至视龙溪为“少年任侠,落魄不羁”的放荡公子(参见冯梦龙:《智囊全集》,289页,北京,中华书局,2007;袁中道:

《柞林纪谭》, 《李温陵外记》卷一)。四库馆臣亦认为,龙溪不仅在学术上“多空谈”,而且还是个“不矜细行”(与绪山“细行必矜”的品行正好相反,详见后述)、作风不正的伪君子(参见《四明丛书》第四集《慈湖遗书》卷首)。就连对龙溪较为公允的黄宗羲也说他“言行不掩”(《黄宗羲全集》第11册,135页)。所谓“行不掩言”者,就是“狂者”,其行为“正与他忠信廉洁相反”(《徐爱·钱德洪·董澐集》,130页),故遭人痛斥,诚属正常。不过当时亦有为龙溪辩护者,如清初阳明学者邵廷采就认为,龙溪“为人卓荦多大节”(《思复堂文集》,45页);黄宗羲的甬上弟子董允瑫亦称龙溪“含贻和其天倪”(《四明儒林董氏宗谱》卷一七《簿目·尊道录自序》),并将其学列为明学大宗之一。这一贬一褒,若从朱、王之间严重的门户对立来看,实不足为怪。但清初朱子学者在丑化龙溪的同时却极力褒扬绪山,甚至将其著述从众多王门学者中抽取出来而单独收入《四库全书》的“儒家类”,这样的刻意打造,的确值得我们深思。

[20]《敬和堂集》卷五《简焦漪园丈》。

[21]《澹园集》,422页。

[22]耿定向语,见《龙溪集》卷四《东游会语》。

[23]《黄宗羲全集》第10册,214页。

[24]《刘宗周全集》第5册,53页。

[25]譬如对罗念庵的评价,黄宗羲就要远高于刘宗周,他不仅撰有念庵、塘南二先生集评(参见《黄宗羲全集》第10册,504页),以为“彰阳明之学者,不在讲席遍天下之门人(意指绪山、龙溪),而在孤高绝俗之门人,如两峰、念庵之徒是也”(同上书,538页);甚至对念庵颇为倾心的聂双江之归寂说,亦给予了同情性的理解。如果说刘宗周最推崇的是邹东廓,那么黄宗羲最为推崇的便是罗念庵。在《明儒学案》中,除了本身著述量就十分庞杂的罗近溪外,所收内容最多的就是罗念庵,从量上看,差不多是邹东廓的四倍,而事实上,东廓的著述是绝对不比念庵少的。刘宗周虽亦谓“吾取其(念庵)足以扶持斯道于不坠而已”,但他的这种寄托在一定程度上只是出于对念庵“卫道苦心”的同情,而非理性之判断;而且他还认定,念庵之学,“实诉诸”东廓(参见《黄宗羲全集》第7册,20、16页),所以东廓之学才是阳明之嫡传。这些都表明,在刘宗周的心目中,东廓的地位要远高于念庵,更不要说绪山了(参见上书,15页)。

[26]《黄宗羲全集》第10册,443页。

[27]《黄宗羲全集》第7册,270页。

[28]《王畿集》,828页。

[29]《王阳明全集》,1577页。

[30]孙奇逢曾这样评介自己所编的《理学宗传》:“然仆所辑《宗传》,谓专尊朱而不敢遗陆、王,谓专尊陆、王而不敢遗紫阳,盖陆、王乃紫阳之益友忠臣,有相成而无相悖。”(《夏峰先生集》卷二《与魏莲陆》,69页)

[31][32]《理学宗传》卷二一《钱绪山德洪》。

[33]参见钱明:《阳明学的形成与发展》,151~156页。按:笔者所引用的《理学宗传》系清光绪六年浙江书局重刻本,书中孙奇逢的点评,在原书上,或于页面上方针对所述之内容而以小字标出,或用小字载于篇末,皆反映了夏峰本人的观点。

[34]阳明自称“吾昔放逸”(《刘宗周全集》第2册,139页);罗念庵说阳明自幼“负性不羁,驰骋出没于百家众技,靡所不入”(《石莲洞罗先生文集》卷一三《瑞云楼遗址记》);而王畿则说阳明“生而颖异神灵,自幼即有志于圣人之学”

(《龙溪集》卷一三《阳明先生年谱序》)。因罗、王二人的为学宗旨不同,所以对乃师的评论亦有较大差异。

[35]龙溪承认自己“过于任率,渐流和混”(《龙溪集》卷一五《盟心会约》),并自称“性资夷旷,平居少忧滞,出则朋交乐”(《龙溪集》卷二〇《亡室纯懿张氏安人哀辞》)。

[36]王畿:《绪山钱君行状》。

[37]《期斋吕先生文集》卷一二《绪山钱公墓志铭》。按:绪山甚至为自己这种持重端严以至迂腐呆板的性格付出过沉重代价。嘉靖二十年那次依法惩办郭勋的举措,就显得过于“死板”,只讲原则性而缺乏灵活性。当时“上(嘉靖帝)心以处重为谴,而群议以从轻为嫌”,绪山则坚持按朝廷律法办事,本来无可非议,但结果弄得上下不是人,最后锒铛入狱,“可谓冤矣”(《绪山钱君行状》)!

[38]《黄宗羲全集》第7册,524页。

[39]王畿:《绪山钱君行状》。

[40]《王门宗旨》卷一〇《钱绪山语钞·与赵大洲书》。按:吕坤亦属“资质鲁钝”者,“少时读书,不能成诵,乃一切弃之,澄心体认,久之了悟,入目即不忘”(《黄宗羲全集》第8册,633页)。然绪山则缺少“一切弃之,澄心体认,久之了悟,入目即不忘”的经历和勇气,故其学少有发明创新,乃是必然的(详见后述)。

[41]王畿:《绪山钱君行状》。按:绪山转学阳明,与其记忆力差不无关系。

因记性差,所以诵读废寝忘食,以致生病,遂悔悟出“学贵精不贵博”的道理,从而放弃繁难之朱学而改从简易之王学。对此, 《绪山钱君行状》中的一则故事颇能说明问题:“一日诵读有得,昼夜忘寝食,遂构危疾,已而悔之,铭其牖曰:‘学贵精不贵博。’自是功以序进。”阳明是因“格竹子”而得病,而绪山却是因废寝忘食地背诵经书而得病,这不仅反映了两人不同的学习路径,而且说明两人的“智商”

亦有一定差距。而与“英迈天启,颖悟绝伦”(《王畿集》,828页)的龙溪相比,绪山在“智商”上更是在其下风。龙溪一家在明中叶出了三个进士,其父王经是弘治庚戌进士,龙溪本人是嘉靖壬辰进士,其孙应吉是万历壬辰进士,而绪山家人则无此荣耀。不过绪山后来对机敏聪慧的龙溪并不买账,甚至有点嫉妒,尝曰:“聪明不足恃,而学问之功不可诬也哉!”(《王阳明全集》,984页)并且不指名地批评道:“使学者智不及师,肯加学问之全功,则其造诣日精,当亦莫御。若智过于师,而功不及师,则终无所造,自负其质者多矣。”(《王阳明全集》,1038页)在绪山眼里,龙溪大概就属于这种“自负其质者”吧!

[42]《期斋吕先生文集》卷一二《绪山钱公墓志铭》。

[43]《王心斋先生遗集》卷二《奉绪山先生书》。按:阳明于正德十二年作的《谕俗四条》就重点讲的是“积善之家”、“见人以为善”的品格(参见《王阳明全集》,917页;按:该文后被《赣州府志》收录,对当地的移风易俗、净化环境产生过积极作用),而绪山最为欣赏的亦是阳明“与人为善”、“实地用功”、“谦逊卑抑”之品质(参见《王阳明全集》,1376页),师徒二人可以说在这个论题上是取得相当共识的。所以阳明很看重绪山的这种性格,曾要求绪山好好教育自己的两个幼弟及继子正宪,尤其是“与人为善之心,当不俟多喋也”(《王阳明全集》,224页)。

[44]王畿:《绪山钱君行状》。

[45]张岱:《越人三不朽图赞》,《明清史料汇编》第9册,36页。

[46]同上书,32页。

[47][48]《承启堂稿》卷一七《云夜吟序》,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九七,265页。

[49]《承启堂稿》卷二五《钱绪山尊堂像赞》,《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九七,379页。

[50]《万历野获编》卷二《讲学见拙》,53页。

[51]所以唐顺之称龙溪是“聪明解悟,能发挥师说者”(《唐荆川集》卷一五《吏部郎中林东城墓志铭》);而傅山则谓:“近日读王龙溪先生书,不惟于阳明先生良知颇有理会,正当注易,觉与旧日随文诠义者,亦稍稍有头脑。因思看书,洒脱一番,长进一番。若只在注脚中讨分晓,此之谓钻故纸,此之谓木蠹鱼。”(《傅山全书》卷三九《王龙溪》,782页)

[52]张岱:《越人三不朽图赞》,《明清史料汇编》第9册,32页。

[53]《念庵集》卷五《夏游记》。

[54]阳明尝曰:“吾门不乏慧辨之士,至于真切纯笃,无如叔谦(张元冲)。”

(《黄宗羲全集》第7册,342页)如陈九川即“辩驳甚严,令人无躲藏处”(《黄宗羲全集》第7册,528页)。然比较而言,龙溪称得上是王门中的慧辨高手,故后人有言:“阳明而下,以辩才推龙溪。”(《黄宗羲全集》第7册,830页)

[55]罗念庵说过:“绪山在阳明先生之门,号称笃实而能用其力者。”(《石莲洞罗先生文集》卷一九《赠钱绪山序》)若依据阳明所谓的“有得力处方是实学,不然则平日所讲尽成虚语”(《与路迎书》,见钱明:《〈王阳明全集〉未刊佚文汇编考释》,载《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12辑)之教诲,则绪山无疑是王门中的实学之代表。

[56]《龙溪集》附录《龙溪王先生传》。

[57]“怀疑”是龙溪所标榜的学问精神之一,其曰:“进学全在疑,大疑大进,小疑小进,不疑不进。”(按:龙溪此言似出自释家,如明僧侣池上客辑《了心录》

(明万历二十五年刻本)卷下载:“大疑大悟,小疑小悟,不疑不悟,然非真实彻悟一番,纵是种种玄知妙解,依旧出这生死窟子不得。”)“疑者信之因……经此大疑,沉着研究,若无凑泊,方能有诸己而信。”(《龙溪集》卷一一《与李见亭》)在龙溪的性格中,蕴藏着强烈的批判精神和反叛意识,就连阳明的思想,他也同样表示怀疑:“盖不忍异者先师之本心,而道之所在不得不与之异者;天下之公学,非先师所得而私也。”(《龙溪集》卷八《大学首章解义》)这种怀疑精神其实是阳明的一贯主张。

[58]《龙溪集》卷一二《与吴中淮》。

[59]《龙溪集》卷八《艮止精一之旨》。

[60]过庭训:《圣学嫡派》卷四,《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一〇八,706页。

[61]吕本撰写的《绪山钱公墓志铭》,就其内容来看,基本上可以说是王畿《绪山钱君行状》的复制品,而其前提,就是龙溪与绪山的特殊友情,因此确信前者所记乃“无一字不可信而传者”(《期斋吕先生文集》卷一二)。

[62]据《宋元学案》载:范镇“与司马温公相得甚欢,议论如出一口,且约生则互为传,死则作铭。温公为先生传,服其勇决,先生复铭温公墓”。故邵雍《闻见录》曰:“此二公出处之不同,其道则同也。”(《黄宗羲全集》第4册,5、7页)然钱、王二人生前并未“互为传”,死后亦未见“作铭”。绪山死后,龙溪为之作传,算是对同门师兄的一份纪念,但亦仅此而已。按理由龙溪来作绪山墓铭是最合适的,龙溪不作,自有其原因。反观绪山,其生前更是连一篇像样的序传类文字都未给龙溪写过。可见,钱、王二人的关系说什么也不能跟司马君实与范景仁同日而语。

[63]何乔远所谓“德洪自少年至老守其师说”(《名山藏》卷一三《儒林记》),明显有误。有关绪山师事阳明的时间与经过,应当以王龙溪、刘鳞长等人的记载为准。刘鳞长曰:“(德洪)弱冠博综朱氏之学,久之,读《传习录》,与所学未契,疑之。及文成平宸濠归越,往师事焉。”(《浙学宗传》,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一一一,107页)

[64]当时对士子衣饰有严格规定,不得随意穿戴。据《明史·舆服志》卷四三记:“洪武三年,令士人戴四方平定巾……二十四年,以士子巾无异胥吏,宜甄别之,命工部制式以进,太祖亲规,凡三易乃定。生员襕衫,用玉色布绢为之,宽袖皂缘,皂条软巾垂带,贡举入监者不变新服。”自此,襕衫方巾遂成为士子的专服。绪山、龙溪二人的穿戴显然有违此规定,类似今天的“奇装异服”。

[65]王畿:《绪山钱君行状》。

[66]其实阳明早在正德十三年的《与诸弟书》中就已对自己的出格行为有过深刻反省:“究厥所以,皆由平日任性作事,率意行私。自以为是,而不察其已陷于非;自谓仗义,而不觉其已放于利。但见人不如我,而不自见其不如人者已多;但知人不循理,而不自知其不循理者亦有。所谓‘责人则明,恕己则昏’。”(《阳明学的形成与发展》,293页)然绪山、龙溪在入门之初居然仍学着“怪魁”王艮的样子,“异言异服”,自以为是,岂知此时的宗门风气在阳明的以身作则下已有所改变,故遭到众人“排讪”,实属必然。

[67]《陈明水先生文集》卷一《简王龙溪、钱绪山二公》,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七二,11页。

[68]钱德洪:《寄龙溪》,《徐爱·钱德洪·董澐集》,239页。

[69][70]王畿:《绪山钱君行状》。

[71]《王阳明全集》,1282页。

[72]袁中道:《柞林纪谭》,《李温陵外记》卷一。同样之内容,袁宗道的《白苏斋类集》卷二二《杂说》、冯梦龙的《智囊全集》(289页)、《明儒学案》卷一九《江右王门学案·魏良器传》等文献皆有载,只是详略有异。

[73]《敬和堂集》卷五《简张阳和年兄》。

[74]徐阶:《龙溪王先生传》,《王畿集》,828页。

[75]袁中道:《柞林纪谭》,《李温陵外记》卷一。

[76]参见中纯夫:《良知修证派について———王门三派说への疑问》(《富山大学教养部纪要》1989年第22卷第1号)、吴震《阳明后学研究》第二章《钱绪山论》(119~124页)。

[77]绪山所辑《传习续录》中有关“严滩问答”的记载是:“先生起行征思、田,德洪与汝中追送严滩,汝中举佛家实相幻想之说。先生曰:‘有心俱是实,无心俱是幻;无心俱是实,有心俱是幻。’汝中曰:‘有心俱是实,无心俱是幻,是本体上说工夫;无心俱是实,有心俱是幻,是工夫上说本体。’先生然其言。洪于是时尚未了达,数年用功,始信本体工夫合一。但先生是时因问偶谈,若吾儒指点人处,不必借此立言耳。”(《王阳明全集》,124页)然龙溪《绪山钱君行状》所记则与此稍异:“夫子赴两广,予与君送至严滩。夫子复申前说……因举‘有心是实相,无心是幻相;有心是幻相,无心是实相’为问。君拟议未答。予曰:‘前所举是即本体证工夫,后所举是用工夫合本体。有无之间,不可以致诘。’夫子莞尔笑曰:

‘可哉!此是究极之说。汝辈既已见得,正好更相切磨,默默保任,弗轻漏泄也。”

(《龙溪集》卷二〇)从两人的不同记载中可以看出,绪山不言“究极之说”,实乃留有“余地”;龙溪不言“尚未了达”,而只言“拟议未答”,则是给绪山留“面子”。前者说明绪山对阳明晚年之说尚不坚信,而后者表明龙溪对绪山的平和姿态。

[78]但周汝登把这种“一致”看成是绪山“归一”于龙溪,而非龙溪“取益”于绪山,也就是把阳明的“相互取益”视为绪山的单向行为,而非钱、王二人的互动互补,这显然与其推崇龙溪的立场密切相关。其实这是一种偏见(详见后述)。

[79]据吴震考证,绪山有关“无善无恶”的思想,当形成于嘉靖二十七年之前(参见《阳明后学研究》,151页)。

[80]说是全文收入,其实并不准确。据杨爵《杨忠介集·附录》卷三《复杨斛山书》而知,《王门宗旨》收入的《复杨斛山书》,文末尚有一大段文字及绍武的一则按语未收(参见《四库全书》集一二七六,154页)。

[81]彭国翔:《钱绪山语录辑逸与校注》,38页,《中国文哲研究通讯》,2003(2)。

[82]参见《理学宗传》卷二一《钱绪山德洪》。

[83]彭国翔:《钱绪山语录辑逸与校注》,18页。

[84]《钱绪山语录辑逸与校注》第9条。

[85]《钱绪山语录辑逸与校注》第12条。

[86]《钱绪山语录辑逸与校注》第25条。

[87]《钱绪山语录辑逸与校注》第28条。

[88]《钱绪山语录辑逸与校注》第36条。

[89]不过绪山对慈湖亦有微词,认为“慈湖欲人领悟太速”(《钱绪山语录辑逸与校注》第10条)。这种担忧,与其后来对龙溪之学的反感,在内在理路上是一脉相承的。

[90]《复王龙溪》,《黄宗羲全集》第7册,263页。

[91]《承启堂稿》卷一五,《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九七,240页。

[92]查铎以绪山、龙溪为师,故其言动静,契合二师,尤近绪山:“今之学不得力者,往往欲屏去事为,养静数年,始能立根。不知静是心之本体,周子所谓主静,只是无欲,惟动而不动于欲,则得其本体之静,非外动而别有静也。……若动处厌繁,屏去事为,养成枯寂之体,圣学不知是也。”(《查毅斋先生阐道集》卷四《会语》)这与其在“乐者心之体”的立场上偏向龙溪有所区别。

[93]《南野集》卷三《答钱绪山》,《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八一,100页。

[94]《泾县志》卷三一《词赋》。

[95]《王阳明全集》,1357页。

[96]《玩鹿亭稿》卷四,《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七六,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