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哲学浙中王学研究(阳明学研究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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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章 浙中王门学派的实干家(2)

正德十六年,阳明平宸濠归越,“始决意师事焉”;及阳明归余姚省祖茔,经王正心引见,得以与阳明相识,此后力排众议[67],“率诸友70余人,辟龙泉中天阁,请文成升座开讲,首以所学请正”[68]。然此时绪山尚未随阳明居越,故有所谓“德洪自辛巳冬始见先生于姚,再见于越,于先生教若恍恍可即,然未得入头处”[69]之言。

嘉靖元年,领乡荐,中举人,翌年下第归,始“侍师于越”[70],并欲以阳明高弟徐爱为楷模。

嘉靖三年,绪山携二弟钱德周读书越之城南,其父心渔翁往视之。

嘉靖五年,与龙溪、金克厚同登进士,然不就廷试,引疾归,卒业于阳明;凡及门者,阳明皆使绪山先引导之,俟志定有入,方与请见。[71]嘉靖六年九月初八日,绪山、龙溪访张元冲于舟中,因论为学宗旨,两人产生分歧,遂请教阳明,史称“天泉辨正”和“严滩复申”;后绪山又“与四方同志相守(阳明)洞中,究竟此件事”[72]。

嘉靖七年冬,绪山偕龙溪赴廷试,传阳明归,迎至严滩,闻讣。

与龙溪议服制,“绪山以为父母在,麻衣布绖弗敢加焉。龙溪请服斩衰,以从”[73]。

嘉靖八年正月三日,“成丧于广信,讣告同门”。“丧归越,内讧外侮并作”[74],遂“与龙溪相与保孤宁家,日夕不相离,且筑室于场,妥绥灵爽,约同志数人,轮守文成庐室,以备不虞,暇则与四方同志往来聚会,以广师门遗教(又称天泉遗教)”[75]。

嘉靖九年,薛侃“建天真书院,钱子与龙溪子合同志资为之继”[76],并与龙溪“叠为居守”于精舍,以接引四方来浙者[77],并刻《阳明先生诗录》于杭州胜果寺。

嘉靖十年五月,与龙溪“趋金陵,为正亿问名”。黄绾曰:“老母家居,未得命,不敢专。”遂与龙溪复走天台,“得太夫人命,于是同门王艮遂行聘礼焉”[78]。

嘉靖十一年,始赴廷试,“倡道京师,兴起多士”,“乐取诸人以为善”[79];与龙溪“诸君相处益密,且众至六七十人。每会舆马塞途,至不能行,乃分处为四会,而江右同志居多”[80]。后登进士第,“就苏学教授,至则定祀典,申学规,日坐道山亭开讲,吴士翕然而兴,谓有东鲁沂水遗风”[81];同年秋,“问教学之道于甘泉子”[82]。

嘉靖十二年,“欧阳德、季本、许相卿、何廷仁、刘旸、黄弘纲嗣讲东南,洪亦假事入金陵”,“或讲城南诸刹,或讲于国子鸡鸣”[83]。

嘉靖十三年,聘主广东乡试,薛侃前来问学。[84]归时,“道经江西,访问龙光,始获间书、间牌诸稿,并所闻于同门者,归以附录”,成《征宸濠反间遗事》[85];又“偕访双江子,聚诸友于崇玄、丽泽,乾乾惕若之功”[86]。三月,“李遂建精舍于衢麓,……洪、畿乃与(王)玑、应典等定每岁会期”[87]。

嘉靖十四年,“过金陵,与黄子绾、闻人子诠等议刻《文录》,作《购遗文书》,搜猎于江、浙、闽、广、直隶,乙未二月刻于姑苏”[88]。后又“日坐道山亭开讲,吴士翕然而兴”[89];同年冬,丁内艰归姚,与亲友修复中天阁之会。

嘉靖十五年冬,服阕补国子监丞,“立省愆堂,教诸生以悔吉吝凶之道”[90],以明“大易之训”。

嘉靖十七年,任刑部湖广司主事,后转陕西司员外郎。

嘉靖二十年,因依法奏武定侯郭勋[91]死罪,触帝怒,下诏禁,与御史杨爵、都督赵乡在狱中讲《易》不辍。[92]嘉靖二十二年,诏革冠带归农,丁父忧。

嘉靖二十四年,撰《慈湖书院记》,“窃叹(慈湖)先生之学,直超上悟者乎”。

嘉靖二十五年,至江西安福,游复古书院。[93]季夏,“避嚣西湖禅舍”,将自己所编的其父之诗集《云夜吟》赠予钱薇,并向其“索序”[94]。

嘉靖二十七年,与龙溪相约“会于水西,岁以春秋为期”[95],又为父心渔翁墓志铭而赴广东访湛甘泉,“三日告归”[96];六月,与龙溪聚合罗念庵于丰城[97];同年夏,与罗念庵等相会于庐山天池,并同赴“青原会”[98],其间顺便为其父而向东廓、念庵企撰祭文;会后同游龙虎山,择冲玄观为“江浙同志大会”之会所[99];同年八月,朱衡等迎绪山“讲学于精修观,诸生在座者百五十人有奇”,又“责洪作疏纠材”,建云兴书院[100];九月,至广东韶州,谒湛甘泉,并与之论学[101],后应陈大伦之邀,留明经书院讲学[102],因尚在服丧期间,离家远游,引起湛甘泉、胡庐山等的不满。[103]此事在甘泉与洗桂奇的答问中有详细记载:“奇问:‘秦幼贞承祖母重服,来卜居讲学于樵,我师翁以为大孝矣。而钱绪山有亲之丧,不远四千里来讲学,与秦子事一也,况钱子且为亲求墓铭矣,我师翁则责之以礼,何耶?朋友会问,多致疑于此者。伏乞示教。’(湛答:)‘先师(指白沙)有云:三年之丧,在人之情。秦幼贞承重葬后先来时,想在大小祥之间,其持丧太严,常独静坐密室,不与人言,惟啖荠盐,不食肉。后归迎母来山,又隔一年,其志实欲避地迁居,筑楼奉母。其与钱洪甫之来大不同也,何疑焉?少汾说起此子来,令我伤心饮涕,有志不就,婴疾而归,今不知生死何如也,岂胜叹哉!’”[104]故此,绪山在韶州仅滞留月余,遂冬逾庾岭,与诸生邓鲁等谒阳明祠,相与入南华二贤阁,以“共阐师说”[105]。后应“俞尹迎请”,赴吉安,“会于永和,同志胥集”,名声大振。[106]嘉靖二十八年初春,自广东舟返,过螺川,王塘南“舟次听教,至南浦而别”[107],其间举“南浦大会”,“至数百人,留连旬日”[108]。其间,相聚永和,为张元冲母亲唐太恭人祝寿。[109]五月,与龙溪同赴泾县“水西会”,与会者达230余人[110];会后又偕浙、徽诸友前往江西,与邹东廓等在龙虎山冲玄观共举“江浙同志大会”[111];后又与龙溪、东廓等在安福共举“复古大会”,会后“大聚于青原”[112]。

嘉靖二十九年正月,史际在溧阳建嘉义书院,延请绪山主教事[113],绪山撰《天成篇》,“揭嘉义堂示诸生”[114],并重刻《山东甲子乡试录》于嘉义书院;四月,吕怀等建大同楼于新泉精舍,绪山“送王正亿入胄监,至金山,遂入金陵趋会焉”[115],近溪约绪山、龙溪“大会于留都天坛道观,竟不果行”[116];同年,“谋修《王子年谱》”于嘉义书院,钱“分年得王子始生至谪龙场,越十年,接续其后,得三分之一,以丁丑以后五年属罗子洪先”[117]。

嘉靖三十一年九月重阳,与龙溪一起访戚南玄于南谯,举“南谯会”[118];同年冬,与龙溪“再往南谯”[119];后在南畿增录并刊刻《朱子晚年定论》。[120]嘉靖三十二年秋,吕怀聚徒于滁州阳明祠,“洪往游焉”,并“与吕子相论致良知之学无间于动静,则相庆以为新得”[121]。

嘉靖三十三年秋,巡按直隶监察御史闾董、宁国知府刘起宗建水西书院于泾县,举宁国府六邑大会,礼聘绪山、龙溪“间年至会”[122];是年,于水西精舍刊刻《传习续录》[123],并“自宁国与贡安国谒师祠”于琅琊山。[124]又据夏子羽《史惺堂先生年谱》嘉靖三十三年癸丑条和三十五丙辰条,期间歙县知县史桂芳常与绪山、龙溪等人“相质正不倦”[125],表明绪山此间在徽州活动频繁。

嘉靖三十四年,倭奴焚掠乡居,绪山“作《团练乡兵议》以赞成之。首荐门下士,今都督戚继光、总兵梁守愚,卒赖其力,以成大功。梅林谢君曰:‘始疑公儒门,不娴将略,乃知善将将也’”[126]。

嘉靖三十五年,与龙溪共“主水西会,往来广德”[127];同年四五月间,湖广兵备佥事沈宠在蕲州建仰止祠于崇正书院[128],绪山游学于此,遂“复取逸稿(指《传习续录》),采其语之不背者,得一卷,其余影响不真与《文录》既载者,皆削去,并易中卷为问答语,以付黄宗梅尹张君增刻之”[129],而沈宠则“属洪撰《仰止祠记》”[130];同年,“钱子德洪聚青原、连山之间,议葺阳明先生年谱”[131]。

嘉靖三十六年,黄九成移居天真书院,从绪山、龙溪游,“绪山大器之,黄因执贽为弟子,愿终身禀学焉”[132];同年,再至青原复古会。[133]嘉靖三十七年,龙溪过宛陵,定会于水西,与绪山分主教席[134];同年,“应当道聘主怀玉之教事,诸生悦其教,惕然有省也”;后王守胜等构屋于十五都,建文麓精舍,三年后,御史张浮峰更名为“绪山书院”[135]。

嘉靖三十八年,王宗沐延请绪山、吕怀至怀玉书院主教事[136],并应邀为怀玉书院《朱子晚年定论》重刻本作序。

嘉靖三十九年春,“复约于怀玉,同志自远而集,凡百余人”[137]。期间,邹东廓亦赴绪山怀玉之约,偕刘狮泉、陈明水、管南屏等“论致良知之学于信(今上饶)之闻讲堂”[138];会后绪山又推介东廓去越地祭扫阳明墓。[139]同年,“督抚胡宗宪建(钱王)祠于灵芝寺址,塑三世五王像,春秋致祭,令其十九世孙德洪者守之”[140]。时绪山“闲住吴越国”,“念先德不白,往来于怀”,遂编刻《五代史吴越世家疑辩》于杭州。[141]嘉靖四十一年十月,赴江西,“舟发章江,南昌诸友追送”,向诸生评论念庵之学,“诸生闻之,俱觉惕然有警”[142];十一月至广信怀玉书院,与念庵考订《阳明年谱》稿。

嘉靖四十二年,“四月,谱成”[143];五月,绪山持《年谱》稿复访念庵,延请念庵为谱作序。

嘉靖四十三年春,与王宗沐共举“赤城会”,归趋天真书院[144];十二月十六日,葬妻诸敏惠及长子钱应度、次子妇王氏于余姚。[145]嘉靖四十四年,“作《颐闲疏》,驰告四方,自是不复远游,相期同志春秋会于天真”[146]。

嘉靖四十五年,刻阳明《文录续编》六卷并《家乘》三卷(后《世德记》)于嘉兴。[147]

隆庆四年春,王时槐北上过浙,谒绪山于钱王祠,谓“钱公论学谆切”[148];同年五月,撰《瀛山三贤祠记》[149],赞叹朱熹的《题方塘诗》[150]乃“朱子悟道之言”。

隆庆六年九月,协助浙江巡按谢廷杰将自己所删订的《传习录》上、中卷,以及当时已“各自为书,单行于世”的《传习续录》、《文录》、《别录》、《外集》、《续编》、《年谱》和《世德记》,“合梓以传”,并遵谢命把《朱子晚年定论》“附《语录》(即《传习录》)后”[151]。

万历元年,患病身衰,次子应乐力劝其归姚养病。

万历二年九月,“念同志之会,忽戒仆,束装西游,寓先祠表忠观”。同年十月二十七日[152]卒于杭州钱王祠,享年七十九[153];逾十日,次子应乐扶衬还姚,十二月三日,葬胜归山玉屏峰下[154],门人萧良幹题曰“大儒绪山先生之墓”[155]。

万历三年春,门人查铎与俞允升、程平甫、萧以宁一行四人“由武林吊绪山先生”[156]。

万历十五年,安徽泾县之水西书院毁后重建,书院祀阳明,以心斋、东廓、南野、绪山、龙溪配祀。[157]

【注释】

[1]即著名的“天泉辨正”和“严滩复申”(又称“严滩请益”),参见方祖猷:

《王畿评传》,84~110页,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

[2]《龙溪集》卷二〇《绪山钱君行状》。

[3]参见钱德洪: 《后瑞云楼记》,见钱明编校整理: 《徐爱·钱德洪·董澐集》,170页。后阳明长孙王承勋自号“瑞楼”(《万历野获编》卷五《嗣封新建伯》),又编有《瑞云楼集》(《余姚县志》卷一七《艺文》上),似有纪念祖父王阳明和师祖钱绪山之意图。不仅如此,甚至绪山出生时其母亲的梦兆亦“与阳明公同,相传以为奇”(《期斋吕先生文集》卷一二《绪山钱公墓志铭》)。据《三祠传辑》载:“弘治丙辰,祀灶前夕,德洪母梦祥云款款空中,呼认太乙,而德洪生。”

(《余姚县志》卷二三《列传》九)王畿的《绪山钱君行状》对此事亦有详细记述。

[4]王阳明外舅诸让,字养和,号介庵,成化乙未进士。弘治元年阳明娶诸让长女为妻。诸让卒后,阳明于弘治八年和正德十六年分撰祭文二篇(《王阳明全集》,957、1212页)。后阳明又分别为诸让妻张氏、子诸绣、孙诸衮写过《祭张淑人文》、《南野公像赞》和《白野公像赞》(《王阳明全集》,1213、1214页)。另外阳明还写过《寄诸用明》、《书诸阳伯卷》、《诸用文归用子美韵为别》(《王阳明全集》,147、277、739页)等诗文。可见阳明与诸氏家族的关系非同一般。而绪山的前妻即为余姚开元乡的“旧族”诸敏惠(即《绪山钱君行状》中所谓的“朱孺人”,“诸”为“朱”字之避讳)。或许正是因为诸敏惠与阳明外舅家族有某种亲缘关系,所以才使得绪山从追忆恩师的心情出发,为前妻既作《行状》又撰《墓铭》(参见钱德洪:《明故先妻敏惠诸孺人墓志铭》,见钱明编校整理:《徐爱·钱德洪·董澐集》,178页),这种情形在王门中是很少见的。另据《张阳和先生不二斋稿》卷一二《工部主事余姚诸公行状》记载:“今海内谭《易》者,并推姚江,而诸氏尤号专门。”这里所说的易学专家诸公与上面所说的余姚诸氏究竟有何关系,尚不清楚。

但阳明、绪山皆精于易学,又皆与余姚诸氏家族关系密切,这恐怕不能说是偶然的。

[5]王阳明继子正宪之女是钱德洪次子应乐之妻(参见钱德洪: 《明故先妻敏惠诸孺人墓志铭》)。钱应乐,“举人,三为县令,而居业萧然,无忝家学”(《三祠传辑》,《余姚县志》卷二三《列传》九)。应乐对家学的贡献,也许就在于编辑出版了印数极少的《绪山会语》(详见后述)。

[6]钱蒙,字希明,人称四然翁,晚慕严陵之操,别号心渔,阳明弟子马明衡曾为之传。事迹见《东廓邹先生遗稿》卷一〇《四然翁赞》、《程文恭公遗稿》卷一三《心渔小引》等。

[7]如其弟钱德周(字仲实,嘉靖二十二年举人)、族兄钱大经(嘉靖十年举人;按:《余姚县志》曰“从子”,有误)、侄子钱应扬(字俊民,号后峰,嘉靖十四年进士,广东巡按。乾隆《余姚志》案:应扬长于说经,归安茅坤师事之白华楼。著有《尚书说意》, 《后峰存真稿》六卷。其逸事可参阅《澹园集》,1038页;《杨园先生全集》,1240页;《余姚县志》卷一七)曾先后就学于王阳明(《王阳明全集》,1292、1334页);此后其长子应度(绪山尝曰:“应度幼笃闻道,早辅吾学,同游日亲,临没有悟,赉志而往。”(《明故先妻敏惠诸孺人墓志铭》))、次子应乐、侄子应量、应礼,以及女婿郑安元、侄女婿叶迈等,又于嘉靖二十九年开始定期会于溧阳之嘉义书院,春秋奉祀阳明(《王阳明全集》,1337页)。因此可以说,在阳明门徒中,家族性的整体参与活动,惟有江右的邹东廓家族(东廓祖孙三代都信奉王学,其家学深为耿定向所羡慕(参见《耿天台先生全集》卷一二《河南按察司佥事邹伯子墓志铭》))与淮南的王心斋家族(心斋五子“皆有立”(《续藏书》卷二二《理学名臣·心斋王公传》)),才能与钱绪山家族相媲美。惟绪山家族只是参与,要说学术贡献,则不可与东廓家族和心斋家族同日而语矣。

[8]参见钱明:《阳明全书成书经过考》,《王阳明全集》,1632~1648页;钟彩钧:《钱绪山及其整理阳明文献的贡献》, 《中国文哲研究通讯》,69~89页,1998 (3)。

[9]陈来在《〈遗言录〉与〈传习录〉》一文中曾就钱德洪所编纂的《传习续录》之种种遗误进行了指正(参见《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589~604页)。此外,在绪山所编纂的《文录》、《诗录》及《年谱》等文献中也有不少遗误(参见钱明:

《谱牒中的王阳明逸文见知录》,见张新民主编:《阳明学刊》,第1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钱明:《新发现的十六篇王阳明佚诗文》,见张新民主编:《阳明学衡》,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5)。

[10]《明史·艺文志四》和《余姚县志》所录的《绪山文集》二十四卷,疑即《绪山会语》二十五卷。《四库全书总目》卷九六《儒家类存目二》录《绪山会语》

曰:“是编为其子应乐所刊,前四卷为会语、讲义,五、六两卷为诗,七卷以下为杂文,第二十五卷则附录墓表、志铭。虽其诗文全集,而大致皆讲学之语,故仍总名曰《会语》。”(812页)可见,名为“会语”,实则“大致皆讲学之语”的“诗文全集”。故笔者推测,《绪山文集》二十四卷本即为去掉了第二十五卷附录后的《绪山会语》本。

[11]参见沈懋学:《郊居遗稿》卷八《答徐鲁源》,《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一六三,610页。

[12]参见刘宗周:《钱绪山先生要语序》, 《刘宗周全集》第3册,697~699页。张如安说:“此本或即《光绪余姚县志》所录之《绪山语录》一卷。”(《钱德洪佚文补辑》,载《中国文哲研究通讯》,77页,2006 (3))按:据《姚江书院志略》

卷下《王徵士传》:“绪山钱子有《论学书》数十卷,徵士摘其粹者为《要语》,呈刘子。刘子曰:‘何俭乎?’徵士曰:‘先生之书,虽不止是,而教法已备。阳明子云德洪接下根,殆为吾侪而设。’刘子曰:‘有是乎?其下也,乃所以为上也。学者欲求端于阳明子之言,亦可谓善学者也。’”既然是从数十卷《论学书》中摘录出来的,故疑《要语》与《语录》并非一书。

[13]参见《余姚县志》卷一七《艺文》上。按:原文仅记“《绪山语录》一卷”,除附有陆世仪的一段重要论述外,再无其他评语。陆氏认为绪山“救正王学末流之功甚大”,并声称“姚江弟子吾必以绪山为巨擘”。

[14]《期斋吕先生文集》卷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