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在贺子珍作出要留在苏联不走的时候，她并不知道会有这样的结果，战友们看到她要留下的态度很坚决，也就不再动员她了，只是关心她留下以后的打算。贺子珍已经想过了，她说：我要学俄文，掌握这个国家的语言，然后我要找一份工作，自食其力。比如说，我可以当中文教师，给孩子们上语文课。
“贺子珍是怀着美好的愿望留在苏联的。当她的这个愿望成为泡影，并饱尝了苦楚以后，她后悔自己当初的决定，她对自己的错误决定承担了全部责任，她没有埋怨过任何人，或归罪于任何外部的因素。对于这两个关键时刻的错误决定她一直怀着深深的自责，直到1984年离开人世。”
贺子珍在苏联国际儿童院东方部工作，教孩子们学习中文。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所留在苏联的各国共产党人都疏散到苏联东部的伊万诺夫城，国际儿童院也搬到了那里，贺子珍、毛岸英、毛岸青还有在皖南事变后送到苏联来的娇娇都转到了这里。为了抵御法西斯的侵略，苏联迅速转入了战争轨道。苏联共产党要求所有旅居苏联的外国同志都要支援前线。东方大学已经停办，生活费也停发了，每个人都必须用劳动所得去购买分配的食物。贺子珍接受的任务是替红军打毛衣、织袜子。后来，娇娇生病，她就把孩子从儿童院接回来自己护理。孩子刚能下地，国际儿童院女院长就要贺子珍去工作，把娇娇送回儿童院去。贺子珍看到女儿的身体还不好，没有同意，两人为此大吵起来。院长一怒之下，把一张贺子珍患精神分裂症的报告送了上去（关于贺子珍被送进精神病院的原因，据王行娟说，已经成为一个难解之谜）。不久，一辆漆着红十字的汽车强行把她拉进了伊万诺夫市的精神病院。
这家医院把她作为精神病人来治疗，不仅剃光了她的头发，而且还每天强迫她服用各种药物。开始，贺子珍对孩子们还牵肠挂肚地思念，情绪平静不下来。服用大量药物后，她这种对儿女的思念之情变得淡漠了。她觉得自己的神经被一种什么东西抑制住，麻木了。她的脑子也变得空虚起来，过去的一切喜怒哀乐都变得那么模糊，那么遥远，那么不值得为她动情。她成了一架只会吃饭、睡觉没有思想的机器。
但是，在她的内心深处有一个声音在对她说：我是不是变成了一个没脑子的废人了？这个声音不断地重复出现，而且越来越清晰，响亮。她不寒而栗。她觉得，自己没有病，被人诬陷说有病，硬拉到这种地方来，已经够不幸了。如果让他们按精神病来治疗，大剂量地服用治疗精神病的药物，时间长了，把脑子真的治坏了，不是更倒霉吗？因此，她对自己说，我一定要想出对策来。她逐渐发现，医生给她服药有一个规律，当她表现出不服从，不听指挥，或者抗议、申诉对她的迫害时，她被强迫服用的药量就大，甚至辅之以静脉注射，自己昏睡的时间也长。她由此认识到，保存自己最好的办法就是：装出一副驯服、听话的样子，承认自己的确有病，医生护士怎么说怎么办，就会减少服药的数量。同时，想尽一切办法不把药吃进去。在这所医院，病人每天几次服药都是护士送。护士要亲眼看到病人把药吞下去，并张开嘴检查过后才离开。贺子珍每次吃药，迅速把药放到舌头下面，或者把它留在面颊边，装出用开水送下去的样子。等护士走开，再把药吐出来。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她的神志是清楚的，她被当作精神病人来对待是不公正的。
王行娟在《李敏、贺子珍与毛泽东》中继续写道：贺子珍在医院里反复检讨自己的过去。她觉得，自己被人当成疯子关进精神病院，就是因为身在异国他乡，风俗习惯不同，语言不通造成的。如果在自己的国家，这种事情绝对不会发生。因此，今天走到这一步，主要是自己的错，不该有长期旅居苏联的念头和打算。这样一想，她觉得自己应该回国去。个人感情生活的不如意，重见到毛泽东后的别扭，这些都算不了什么了，重要的是回到自己的国家去，回到党的集体中去。那里有她的事业，有关心爱护她的组织和同志们。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她采取了许多措施。如她积极配合医生和护士，服从治疗，安静本分，给他们一个良好的印象。最后，这些医务工作者终于承认贺子珍神志清楚，不像是精神病，或者是精神病已经治好。他们不再强迫她吃药，给了她更多的活动的自由。接着，她争取到医务人员的同情和理解。她让他们知道了她不是个普通的老百姓，而是中国的一个共产党员，她是因为什么原因才旅居苏联的。这时，治疗她的医生暗示：“你的病已经好了，可以出院了。”不过，他们告诉她：精神病院有规定，病人出院要有人接，有人担保。
医生的话使贺子珍异常兴奋。她出院回国有希望了。可是，她到哪里去找担保她的人和接她的人呢？自从她进了疯人院就处在与世隔绝的状态。没有人来看过她，她无法知道，现在还有哪些中国同志留在苏联，他们现在住在哪里。她还发愁的是她身无分文，连买邮票的钱都没有。她没有自己的衣服，入院后，她身上穿的衣服被收走了，她总不能穿着精神病人的衣服出院呀。她向一位态度比较温和的女护士要了一张邮票、一张信纸和一个信封。这封信写给谁？发到哪里呢？贺子珍好费思量。她根本不知道医院以外的世界是个什么样子，也不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更不知道她所熟悉的人中谁还留在苏联。她所见到的最后一个中国人就是那个骗她开门，让精神病院把她抓走的女子。她想，别人都走了，这个人可能还会留在苏联。她并不知道这个人现在何处，是否还在伊万诺夫市。她决定收信人就写这个女人的名字，地址就写莫斯科共产国际的东方部，被大家称作柳克斯的那栋别墅。
贺子珍在这封信中没有流露出任何的个人恩怨和不满的情绪。她并不责备这个女人在把她关进精神病院这件事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在以后的岁月中，她每次提起这位妇女都抱着一种宽容的谅解的态度。她是用一种平静的口吻写这封信的。信发出以后，她觉得生活重新有了希望。她充满着信心。贺子珍的信念是正确的，她的战友们并没有忘记她。1946年夏，贺子珍终于盼来了接她出院的人，他们就是王稼祥和他的夫人朱仲丽。
他们问她今后的打算，贺子珍毫不犹豫地要求回国。王稼祥觉得这件事牵涉到毛泽东的家庭，不便擅自处理，便打了一个很长的电报给毛泽东，报告了贺子珍的状况和要求，请示如何处理。毛泽东很快回了一份电报：“同意回国。”1947年冬，在阔别祖国9年以后，贺子珍带着女儿踏上了归程。她被安排在东北财政部担任机关党总支书记，后又调到哈尔滨总工会干部处工作。
Δ最后一次相会
不久，贺子珍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娇娇也用俄文给爸爸写了一封信。贺子珍把两封信装在一个信封里发了出去。毛泽东没有回信，只打了一个电报给娇娇。约1个月后，毛泽东派了一个警卫员把娇娇和岸青接到了他的身边，让他们在那里读书。
贺子珍感到自己的身边是那样的冷落。在苏联的那段生活使她害怕孤寂，她喜欢人多，喜欢热闹。于是，她提笔给毛泽东写了第二封信，信里写道：娇娇，岸青到你那里去了，我一个人感到很寂寞。我相信，你一定会把他们教育好的，这不用我说。我的工作很好，身体也还好，请你多注意身体。毛泽东没有回信，但贺子珍很快收到了娇娇的来信：亲爱的妈妈，你好！我在爸爸这里很好。你想念我吗？我也想念你。爸爸问你好，希望你保重身体。以后，每年放暑假，毛泽东都派人把娇娇送到贺子珍那里，让她们母女住一段时间。每次毛泽东都让娇娇给她捎来许多吃的。贺子珍则从女儿那里了解毛泽东的情况。
1949年，毛泽东见到了贺怡。两人谈到贺子珍的情况。毛泽东说：“你让贺子珍到这里来，这是历史造成的事实了，我们还是按中国的老传统办吧！”毛泽东没有说，按中国的老传统办具体怎么办法，但贺怡明白他的意思，就是要恢复同贺子珍的夫妻关系，承认历史上造成的这个事实。这时，江青正在苏联养病。贺怡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到哈尔滨去接姐姐。她们乘坐的火车到了山海关站，上来两个人，自称是组织上派来的。他们说：“你们不能进石家庄，只能南下，到你哥哥那里去，这是组织决定。”贺子珍一听就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了，有人从中阻挠她和毛泽东的重逢。她沉默着，没有说话。贺怡为姐姐力争，但这个决定是不可更改的。她们只好来到上海，住到哥哥贺敏学家里。后来，贺子珍到杭州担任了市妇联副主席。
1950年，贺子珍同兄嫂联名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谈了他们三人的工作安排。毛泽东很快回了一封信，写道：希望贺子珍保重身体，顾全大局，多看看社会主义建设。毛泽东在信中所表达的意思，贺子珍完全领会了。她要回到毛泽东身边的愿望不能实现了。
1954年的一天，贺子珍正在上海哥哥的家里休息。收音机里播送毛泽东的一次讲话录音，贺子珍听得发呆。毛泽东的声音给她的刺激太大了！她病倒了。
贺子珍生病的消息很快传到毛泽东那里，他知道贺子珍是为什么生病后，流下了眼泪。他提笔写了第二封信，叮嘱贺子珍要好好吃药，不要抽烟，殷殷之情溢于言表。不久，毛泽东又派娇娇到上海来，代他探望贺子珍。临行前，毛泽东对娇娇说：你告诉上海的组织，妈妈病了，请他们多照顾，带她去治病，不说她是因为什么生病的。贺子珍看了这封信后，病情竟慢慢地好起来。她也肯吃药，也肯看病了，还把烟戒了。
毛泽东不时地给贺子珍捎点东西来，有吃的，有用的。他知道贺子珍家里烧坏了一台收音机，就派人买了一台当时国内最好的熊猫牌收音机送给她。一次，毛泽东还捎来1000元钱。毛泽东劝贺子珍戒烟，可是有一回外宾送给他一条国外的名牌香烟，他打开了一包，抽了一半，突然想起贺子珍爱吸烟，就把九包没开封的烟连同抽过的那半一起包好，托人送给了贺子珍。贺子珍收到这些烟后，又抽了起来。看到毛泽东捎来的东西，贺子珍情不自禁给毛泽东写了第四封信，信里写到对他的思念，又叮嘱他要防止像王明那样的人害他。毛泽东收到这封信后，给贺子珍写了第三封信。信上说，我身边绝无王明之流那样的人，我已经把他们下放的下放，送去学习的学习。请你放心。你要好好保重身体，兢兢业业，多看看社会主义建设。而贺子珍也常通过李敏给毛泽东捎东西。毛泽东是湖南人，爱吃南方的青菜，贺子珍就让李敏把南方鲜嫩的青菜捎给他。一次，贺子珍还给毛泽东捎了一个很精致的骨雕耳挖子。毛泽东是油耳朵，不时要清理耳中的油垢，这个习惯贺子珍记住了。
1959年，贺子珍正闲居南昌。一天，突然接到通知，请她上庐山。她还以为是让她去那里休养呢，就随着派来接她的汽车走了。汽车开到九江，立即上山，到达宾馆时，已经是晚上八九点钟了。她被领到一间屋子里，抬头一看，不觉一惊，里面坐着的竟是毛泽东（据当时任毛泽东身边秘书的李锐所著的《庐山会议实录》记载，两人会面的日期是7月8日）。
贺子珍做梦也没有想到在这个时刻能够看到毛泽东。她的眼泪一下子流了出来，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只是不停地哭。毛泽东看了，温和地说：“我们见面了，你不说话，光哭。以后见不到了，又想说了。”他问道，“你这几年生活得怎样？身体都好吗？”接着，毛泽东详细问起贺子珍在苏联的情况，贺子珍一一都说了。毛泽东听了后，轻轻地吸了口气，说：“你当初为什么一定要走呢？”毛泽东说这句话的时候，神色凄然。他是不是也在为他们之间关系的破裂而后悔呢？他们在一起谈了一个多小时，毛泽东站起来：“时间不早了，我们明天再见面，再谈谈。”
第二天早上，贺子珍正在自己房中，等待毛泽东的第二次会面，忽然，一个工作人员进来说：“毛主席有事已经下山了，请你也马上下山。”为什么分手如此突然？连告别的话，互相叮咛的话都没有来得及诉说一句？原来，毛泽东在庐山会见贺子珍的时候，江青正在杭州。那天夜里，她突然来了个长途电话，说她第二天要来庐山。毛泽东怕发生什么意外，连忙让贺子珍下山。见面突然，分离更突然。大喜变成大悲，她经受不住感情上的这种起落，又一次病倒了。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女儿娇娇和女婿孙令华怕她经受不了这个打击，特地从北京赶到上海，守候在她身边。可贺子珍表现得异常镇静。饱经忧患的她已经变得更刚强了。她没有流泪，只是哀痛地对孩子们说：“你们没有照顾好爸爸，他果然被江青害死了。”她派侄女贺小平、外甥女儿贺海峰代表她到北京奔丧，在毛泽东的灵前献上心香一瓣。
江青倒台以后，贺子珍满怀希望向往着未来，但她生活上又遇到了新的挫折：1977年一次中风后，得了偏瘫症，从此，缠绵病榻，卧床不起。但她正视自己的疾病，同病魔展开了顽强的搏斗，她不止一次地对医护人员说：“我还要工作，要为四个现代化出力。你们要帮助我恢复健康，我也要同你们一起努力把身体搞好。”
1979年6月11日的《人民日报》上，刊登了一条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增补三名政协委员的消息，其中一个就是贺子珍。
1979年9月，党中央用专机把贺子珍从上海接到北京，使她在全国解放30多年后，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愿望，第一次踏上了首都的土地，第一次用自己的双眼而不是通过电影或电视屏幕，看到了雄伟壮丽的天安门、巍峨的人民大会堂，还瞻仰了毛泽东的遗容。她在毛泽东的坐像前，献上了一个1.5米高的桃形绢花编成的花圈，缎带上写着：“永远继承您的遗志”，“战友贺子珍率女儿李敏、女婿孔令华敬献。”她是无愧于毛泽东战友的称号的。
1981年5月，贺子珍由北京回到上海，因久病医治无效，贺子珍于1984年4月19日在上海逝世，终年75岁。贺子珍遗体火化后，中央派专机把她的骨灰运往北京。贺子珍的哥哥贺敏学、女儿李敏、女婿孔令华以及他们的子女护送骨灰到北京，把它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贺子珍终于走完了坎坷不平的一生。
2.作者点评
贺子珍是成千上万个革命老战士中普通的一员，她既没有显赫的战功，也没有惊天动地的业绩。她在过去，只是按照党的需要，默默地做了一些平凡的、细小的工作。后来，又被剥夺了干工作的权力，使她空怀壮志，无法为人民去出力流汗。但是，无论在什么时候，她的精神世界和情操始终是崇高的，闪耀着共产主义者的光辉。她是毛泽东曾经赞扬过的那种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