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子珍（1909—1984年），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她是江西永新县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7年，她组织了永新农民武装暴动，并率队上了井冈山。此后，在毛泽东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艰苦斗争中，贺子珍不仅亲身参加，而且始终站在毛泽东一边，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直接带兵打仗的少数几个女将之一。长征开始，贺子珍怀孕踏上了征途，为救护同志身负重伤。全国解放后，贺子珍在杭州市妇联工作了一段时间。不久，就由杭州迁到上海定居。她长期受江青刁难和迫害，1981年4月19日，因病在上海逝世。毛泽东称她是个“极富个性”的人。
然而，贺子珍毕竟是贺子珍，她虽然外表温柔，却极富个性。长期的战争生活，也锻炼了她坚强的性格。当年毛泽东在中央苏区曾与她大吵过一顿，事后还诙谐地说：“我们两个人，一个是铁，一个是钢，谁都不让谁，钢铁相撞响个叮当。”
1949年的一天，毛泽东又约见了贺怡，两人谈到贺子珍的情况。毛泽东说：“你让贺子珍到这里来，这是历史造成的事实了，我们还是按中国的老传统办吧！”毛泽东生前多次流露出对贺子珍的思念，他深情地说：“唉，她那次就要走，听不进我的话。我哭了，怎么劝怎么说也没有制止她……”在《贺子珍的路》中，记叙了毛泽东与贺子珍的真挚爱情。
1.贺子珍小传
Δ走上井冈山
清末，1909年农历8月15日，正是秋日朗朗、桂花飘香的时节，在井冈山东麓的江西省永新县西乡村，一个女孩哇哇降生。喜悦的父母看着这个长得十分俊俏的女儿，商量着要给她起个最美的名字。妈妈说，就用桂花和明月做她的名字吧，于是，给她起名桂圆。上学以后，桂圆给自己取了一个学名：自珍，取善自珍重之意。同毛泽东结婚以后，她曾请他为自己另取个名字，毛泽东说：“不必了，自珍这个名字就很好。”在中央苏区，贺子珍同古柏的爱人曾碧漪一起为前委保管文件，她把自珍写成子珍，于是，子珍这个名字也就沿用下来。
小桂圆有一个温暖、富裕的家。她的老家在永新万源山区的黄竹岭，祖父辈是永新的望族，拥有很多田山和房屋。父亲贺焕文是个老实憨厚的清末秀才，捐了个举人，当过安福县县长。妈妈杜秀是广东梅县人，生得异常美丽，读过四书五经，是个大家闺秀。桂圆有兄弟姐妹多人：哥哥贺敏学、妹妹贺银圆（后来改名贺怡）、弟弟贺敏仁和小妹贺先圆，她和哥哥贺敏学、妹妹贺银圆志趣最为相投。
但是，好景不长，贺焕文虽然贵为一县之长，但由于为人正直，为反动势力所不容，不久，被革了职，回到永新县。在永新县衙当师爷，替人写状纸。小桂圆4岁时，他又因替人作保受牵连，被关进监狱，为了赎他出狱，家产几乎被卖光了，从此，家道中落。贺焕文出狱后，为了维持一家人的生计，他和妻子在永新县南门开了一家名叫“海天春”的酒店。贺子珍就在这个小天地长大，从这里观察和认识人间世界。
少女时代的贺子珍已经秉承了母亲姣好的面容，被称作“永新一枝花”。她身材苗条，皮肤白嫩，秀气的瓜子脸，又长又弯的眉毛下面是一双乌黑而明亮的大眼睛，容光焕发，热情活泼。少年时期无忧无虑的生活，给她一生中留下了许多美好回忆。在那种年代，女孩子的姣容是可以获得一切的，更何况她出身名门呢。她本来可以走一条宁静舒坦的道路，拿着一纸文凭作为嫁妆，选择一个家财万贯的如意郎君，当一辈子贵夫人，享尽荣华富贵。可是，她却选择了投奔革命的崎岖道路，而推动她走上革命道路的是时代。
贺子珍的老家在井冈山脚下。多少年来，险峻的井冈山一直是起义农民、绿林好汉出没的地方。贺子珍从小就听过许多关于井冈山英雄好汉打抱不平、周济穷人的故事。她最爱看武侠小说，常常废寝忘食。那时，她多么期望自己长大后能够像他们那样，劫富济贫、替天行道啊！
1924年，15岁的少女贺子珍在福音堂小学女部上学。她梳着一条又黑又粗的长辫子，穿着一身当时女学生中流行的衣服。福音堂小学是芬兰传教士办的教会学校。教师们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除了教小学生学文化以外，还讲圣经、做礼拜。她们宣传说，上帝爱一切人，人们也应该彼此相爱。只有人人都信基督，世界才有安宁之日，人们才能获得幸福。对于这些传教，贺子珍开始有些相信，但传教士的虚情假意很快使她彻底清醒过来。她讨厌圣经和祈祷。她对同学说：“传教士说的都是骗人的鬼话，基督教救不了穷人，更实现不了世界大同。”并经常想办法破坏圣经课的讲授，成了学校著名的“捣乱分子”。
这时，大革命的浪潮汹涌澎湃。辛亥革命的影响、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共产主义学说的传播、中国也有了共产党、国共合作的成功等等消息，像一股股激流，接二连三地冲进了永新这个偏僻的县城，也冲击了所有的人。贺子珍置“男女有别”、“授受不亲”的古训于不顾，主动结交那些到省城读书的青年学生，传阅新书新报，在这天翻地覆的历史潮流中，她拚命地阅读进步书刊。这些书刊开拓了她的眼界，在她的面前展现了一个完全崭新的领域。
在这个急剧变动的时刻，不仅贺子珍，就连福音堂小学女部的许多同学也不同程度地卷进政治风云中。她们本来就因家庭经济地位不同，分成贵家的娇小姐同小康人家的女孩子两大派，如今这种划分又带有了新的政治色彩，即以对大革命是拥护还是反对为分界线，分为左派和右派。贺子珍以她的才略和胆识，成了左派学生的领袖。两派之间经常爆发激烈的争论，如军阀该不该打倒、共产主义好不好、国共合作是好事还是坏事等等都成为争论的话题。贺子珍经常同左派学生一起，把右派学生驳得哑口无言。她还参加了县城左派学生举行的孙中山纪念会，领导班上学生造学校女传教士的反……
贺子珍在学校的表现传到家里，吓坏了一向安分守己的父母亲。老两口先是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劝说贺子珍，见没有效果，就把她和同样起劲搞“学运”的哥哥贺敏学、妹妹贺怡一起锁在楼上，不许他们出去“捣乱”。但是，一把锁又怎能锁住三颗向往革命的心呢？贺敏学首先从屋顶的天窗爬了出去，两个妹妹也跟着逃了出来。1925年，贺子珍加入了青年团，成为她家兄妹中最早参加革命的一个。
1926年7月，广东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大革命进入了高潮。贺子珍就在这时转为中共党员、她参加了永新县第一个党小组，开始了一种全新的革命生活。她入党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参加了永新党组织开办的政治夜校。这是永新第一个男女合校的学校。不仅有共青团员、共产党员参加，一些拥护大革命的积极分子也来这里听课。不久，北伐军来到永新，成立了国民党永新县党部，贺子珍又加入了国民党，以跨党分子身份参加了县党部的领导工作。她是县党部委员，并担任妇女部部长和共青团县委副书记职务。从此，贺子珍离开学校，开始了以革命为职业的生涯。这一年，她才16岁。同年4月，永新县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临时县委，贺子珍和贺敏学、贺怡都当选为县委委员，在永新县一时传为美谈，他们被誉为“永新三贺”。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在国民党右派的摧残下处于低潮。1927年6月9日，当全国笼罩在白色恐怖的时候，永新县的右派也发动了反革命政变。他们勾结土匪武装，趁着县里左派首脑人物在农民协会开会之机，包围了农会，把贺敏学等共产党员关进监狱后，还全城搜捕革命左派，强行缴了工农赤卫队的枪。这就是永新县的六九事变。当时，贺子珍已调到江西吉安，身兼国民党吉安县党部妇女部长和共产党吉安县妇委书记两职。不久，从永新县逃出来的一些共产党员陆续来到吉安，当她了解了详情后，陷入忧虑之中，她没有想到革命会如此艰难，这是她第一次经历挫折。
但是，贺子珍立即冷静下来，和大家商量对策。这时，吉安的政权还掌握在革命者手中。贺子珍等人决定利用这块革命阵地，并联络了袁文才、王佐等领导的宁冈农民自卫军和莲花、安福的农民武装，发动永新暴动。他们攻破县城，救出了贺敏学等人，成立了三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部。
反动派并不甘心失败。他们立即组织湖南及江西反动势力对新生的红色政权和革命力量进行联合“围剿”。贺子珍带领一支赤卫队防守永新县城南门，这是她有生以来第一次指挥作战。当时，赤卫队只有数十人、三支步枪，其他全是临时赶造的梭镖。在城墙上担任指挥的贺子珍腰上束着一根皮带，挂着子弹带，背着一支步枪，显得英姿飒爽。她和赤卫队员们一起挑土运砖，修理暴动时打坏的城墙。虽然第一次指挥作战心里没底，但凭着少女特有的细心，根据战斗打响后可能发生的情况，她对每个赤卫队员的任务作了细致的布置和安排，并把城里的儿童团员也动员起来。她又想：枪少梭镖多，敌人在城下，我们在城上，怎么能有效地打击敌人呢？她想了个好主意，让大家搬些大石头到城墙上，等敌人靠近时，用石块往下砸。
敌军特务营的两个连很快拥到南门下，架起云梯攻城。霎时间，十几部云梯搭到了城墙上，敌兵像蚂蚁一样往上爬。但随着贺子珍一声令下，石头如雨点般飞落，云梯也被掀倒，敌人惨叫着败了下去。第一次攻城被打退了。敌人又组织第二次进攻。贺子珍看到离她最近的一架云梯下站着一个当官模样的敌人，手里拿着枪，正逼着敌兵往上爬。她对准那个家伙的脑袋开了一枪，敌人应声倒下了。敌兵见头目被打死，一阵慌乱，四处逃散，上了梯子的想退下去。正在这时，另一个敌军头目跑过来，逼着敌兵爬梯子。贺子珍又对准他放了一枪，这个敌人也倒下了。赤卫队员们第二次把云梯掀倒后，儿童团员随即把空桶里的鞭炮点响，只听噼噼啪啪响声连天，像无数挺机关枪在怒吼。
敌人听到城墙上“机关枪”声大作，顿时乱了阵脚。忽然，又听到营地方向传来激烈的枪声，猜出是老窝被端，便无心恋战，只得分东西两路慌忙撤退。贺子珍立即下令追击。她和队员们飞一般下了城楼，打开城门，踏着敌人的尸体追击敌人。溃逃的敌人在路上又遇到了埋伏的农民自卫军，被打得七零八落，丢盔弃甲，狼狈逃窜。这次战斗共消灭数百敌人，缴获100多支枪。
战斗结束后，贺子珍两枪撂倒两个敌人的事迹传开了，而且越传越神，有人说她是“神枪手”，“百发百中”，还有人说她是“双枪女将”。直到现在，永新还流传着不少有关她的种种传说。但贺子珍本人听到后，总是笑着解释：我的枪法并不好，打单枪都很勉强，怎么会打双枪呢？不过，贺子珍在枪法生疏的情况下勇敢杀敌，确实堪称巾帼英雄。
在敌人不断猛烈的反扑下，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三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部按照原来的计划，当夜将队伍全部撤出县城，分散活动。为了保守机密，不惊动乡亲们，队伍在深夜行动。永新的共产党员全部随袁文才、王佐的队伍向井冈山进发。其中，贺子珍是永新县向井冈山撤退的众多共产党员中的唯一一个妇女，也是向井冈山进军队伍中的第一个女兵。
Δ革命伴侣
1927年7月，贺子珍随农民起义部队上了井冈山后，就在那里安营扎寨。同年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来到井冈山山下。经过两次谈判，袁文才、王佑等决定请毛泽东上山，共商大计。当时，贺子珍疟疾还没好，但她也一早去迎接毛泽东。当毛泽东来到贺子珍面前时，他感到有些惊讶，也非常赞赏。因为他没有料到，在井冈山的“头面人物”中竟有这样一个年轻姑娘。他更没有料到，这次会见将会成为沟通他们未来生活的引线。
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队伍上井冈山后，与袁文才、王佐的农民赤卫军联合起来，开创了井冈山崭新的革命形势，成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毛泽东上山后，为了商谈工作方便，住在茅坪八角楼，房子是贺敏学腾出来的。八角楼离袁文才家只有几步之遥。毛泽东晚上到茅坪河边散步，或坐在枫树旁找人谈话，经常要经过袁文才家。而贺子珍的住处原来安排在袁文才家的对门，可她与袁文才的妻子谢梅香关系非常好，因而常常与谢梅香住在一起，谢梅香还特地在自己屋里为她搭了床铺，而贺子珍却很少睡，为了聊天方便，她喜欢与谢梅香睡在一张大床上。当时，贺子珍疟疾初愈，身子虚弱，有时就坐在袁文才家门口晒太阳。毛泽东一旦见到她，都要去慰问，有时还坐下来同贺子珍聊天。
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部队和湖南农军也到了宁冈，与毛泽东的队伍胜利会师，组成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井冈山迎来了新的革命大好形势。同年6月，红军第三次攻下永新后，贺子珍带领工作队到永新西乡塘边村打土豪分田地。不久，毛泽东也带领一部分战士来到塘边村，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住处，工作队只好也安排他住到贺子珍住的一位老婆婆家里。
一天，一支地主保安队向塘边村袭来，扬言要捉拿毛泽东，到蒋介石面前领取重赏。这时，正在堂屋同毛泽东一起分析调查材料的贺子珍听到枪声后大吃一惊。由于驻在这里的红军连队和毛泽东的警卫班都到各庄做群众工作去了，一时无法集中，毛泽东的安全怎么办？在她毫无主张的时候，抬头看了看毛泽东，他却非常冷静，仍然大口大口地吸烟，似乎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实际上，毛泽东头脑冷静，思绪清晰，他认为在不知敌人底细的情况下，冒险之仗不能打。于是，立即决定：“通知群众，马上撤离！”敌人进村了，找不到人，知道这里的老百姓有了准备，在村子里抢掠一阵便走了。在炮火纷飞的年代，这是小事一桩，但在贺子珍的生活中，却是一次关键性的、有决定意义的事件。她亲眼看到毛泽东在危急的时刻是那样沉着果断，具有一个革命家、军事家的伟大气魄。如果说以前他们还是同志关系的话，那么，从这时起，他们的关系正在发生微妙变化。贺子珍爱上了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