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公元1037—公元1101年），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四川眉山人。他出生于一个有文化修养的清寒家庭，父亲苏洵早有文名。是宋代著名散文家、唐宋八大家之一。父亲官职卑小，只当过校书郎和主簿。母亲程氏也有些文化教养，曾教他读《汉书》。母亲读到《范滂传》时，感慨叹息。苏轼说：“我如果做范滂，母亲允许吗？”母亲说：“你能做范滂，我就不能做范滂之母吗？”在家教和前辈的熏陶下，苏轼在少年时期就具有远大的抱负和勤奋读书的精神。
嘉潭年（公元1057年），二十一岁的苏轼参加进士考试。主考官欧阳修读完苏轼的《刑赏忠厚论》后，十分惊喜，想把这位考生选择为第一等，但怀疑文章是他的门客曾巩所写，所以只取为第二等。后来苏轼又凭《春秋》对义得居第一等，殿试中了乙科。考试完了，苏轼写了名帖去拜见欧阳修，欧阳修见后对旁边的梅尧臣说：“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我当设法避开这个人，放他出一头地。”听到此话的人开始哗然不服，以后就信服了。
正当苏轼金榜题名得意时，飞书传噩耗——其母病逝。于是苏轼便回家奔丧。嘉趟哪辏ü元1059年）十一月，苏轼守丧期满，自眉州启程，穿巫峡，出四川，又马不停蹄赶往京师。苏轼被任命为河南福昌县（今河南伊阳）主簿。还未赴任，欧阳修认为他才识兼茂，就推荐他到秘书阁，试直言极谏科。苏轼以文义粲然的《御试制科策》入三等。自宋初以来，制策能列入三等的，只有吴育和苏轼两人而已。
嘉塘年（公元1061年）十一月，苏轼受任为大理评事佥凤翔府（今陕西凤翔）判官。到任后，苏轼立即微行出访所属各县，察访民情，查惩奸恶。第二年，苏轼又亲赴各县裁决囚犯，必一一复审已决之案，据实按验。凡新发之案，亦迅速验明事实，依法判决。
凤翔地处宋朝西北边陲，自从西夏建立后，老百姓贫困，赋役繁重。老百姓每年都要砍伐终南山的木材，编成木筏，从渭水出发转入黄河，要经历砥柱之险，然后东运京师。衙役们催逼役赋，致使许多老百姓葬身鱼腹。苏轼知道后，便重新修订了衙规，让百姓自己去选择水工，按时进退，从此役害减轻了不少。嘉贪四辏ü元1063年），仁宗崩，朝廷为修建永昭陵，又大量采伐终南山之木，时值关中大旱，渭水干涸，大木难以外运。只好让民工把木头抬出去，“千夫换一木，十步八九休”，役夫倒毙者无数。苏轼官小职微，无力阻止，只能心酸地看着，饭也吃不下去。
苏轼在凤翔四年，自然灾害频繁。三日不雨，苏轼则忧心如焚：连雨三日不晴，苏轼又心焦难寐。苏轼急老百姓之所急，忧老百姓之所忧。凡是百姓遇到灾害，他都尽其力去赈救。
治平二年（公元1065年），苏轼还朝，判登闻院，二月诏试秘阁，入三等，得直史馆。但不幸的事情接踵而来。五月，结发之妻、贤惠温柔的王弗病逝于京师。第二年四月，其父苏洵病卒。苏轼谢绝一切馈赠，扶柩回四川守丧。
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苏轼回到朝廷。当时正值王安石做宰相。苏轼同王安石一样，对北宋积贫积弱的局势也感到不安，希望加强封建王朝的统治。仁宗末年，他向朝廷献制策，提出厉法禁、抑侥幸、决壅蔽、教战守等主张，要求“励精庶政，督察百官，果断而力行”，表现出一个要求改革的政治家的风度。然而由于他所处社会中层，不愿意过多地触犯上层的利益，同时他30岁以前绝大部分时间过的书斋生活，对当时的社会矛盾远没有王安石看得清楚。当时以王安石为首的改革派力主变法，而苏轼从总结历史经验出发，强调“任人”而反对变更法制。引起王安石的反感，于是让苏轼出任判官告院。
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王安石主张废科举，兴学校，宋神宗诏两制、三馆讨论。苏轼上书表示反对。他认为求得人才的途径在于了解人才，了解人才的办法在于求其实。国家的治乱兴衰也不是因为有了科举。他又援引庆历年间修建的学校，到现在只有空名存在，认为修学校没有必要。神宗看到苏轼的奏议后，对王安石的改革也产生了疑虑，于是召见苏轼。苏轼乘机劝谏神宗：“治国之道，不怕不明，不怕不勤，不怕不果断，就只怕求治心太急，听的意见太泛，进用的人才过快过多。希望皇上能用安静来镇急躁，静待物之自来，然后适应它。”王安石知道后很不高兴，于是让苏轼为开封府推官，欲以开封府繁杂事务来围困他，让他没有时间来考虑这些事情。怎知苏轼处理政务果断、精确、敏捷，结果是名声传播得更远。
虽然有苏轼等一批大臣反对，王安石还是冲破阻力，力排众议，在神宗的支持下实行变法。不久，苏轼又上书评论新法的不利。对王安石变法的一些主要措施都加以评论。但苏轼看不到变法的积极作用，而夸大其消极因素，并提醒神宗：“朝廷的法度一旦废弛，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他希望神宗能结人心、厚风俗、存法度。王安石知道后大不快。因王安石是依靠神宗的支持才得以推行新法的，于是，苏轼上疏称赞神宗的独断专任。苏轼就此事借考试进士策问的机会，用“晋武帝靠独断平定东吴而取得胜利，后符坚用独断讨伐东晋而失败，齐桓公专任管仲而成就了霸业，燕哙专任子之而败之，事情相同而成效不同”为问。王安石大怒，于是让御史谢景温弹劾苏轼。苏轼也自知在朝廷无法立足，便请求外调。
不久，苏轼出任杭州通判。杭州自唐末五代以来，水利失修，旱涝频繁。更为患者是蝗灾，每当蝗虫自西北飞来，声乱浙江之涛，上遮日月，下掩草木。杭州人民在天灾人祸和繁重的剥削下，眼枯泪尽，到了“卖牛纳税拆屋炊”的地步。苏轼总是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减轻人民负担，组织捕蝗，发廪赈济饥民，组织人民兴修水利。
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苏轼自杭州知密州（今山东诸城）。当时王安石新政已在全国范围内推行，苏轼虽反对变法，但在执政过程中还是以变通的办法去实行。司农推实手实法，不按时推行的人以违背制度论处。苏轼认为司农的决定违背制度，这是擅自制定法律。于是便没有去积极执行。没过多久，朝廷也把这个手实法取消了。密州素来盗贼猖狂，郡县之中抢劫民财，掠抢民女的很多，深为民患。苏轼派人查出首恶，予以斩处，杀一儆百，密州治安从此得到安定。
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苏轼改知徐州。当时正值黄河在曹村决口，泛滥到梁山泊，溢满南清河，汇集到徐州城下，水势还在暴涨。如果不及时排泄，徐州城就将坍倒，城里的富户纷纷争着出城避水。苏轼说：“富户一旦出城，城里的百姓就会动摇，我和谁来共同守城？只要我在徐州，就一定不让洪水冲倒徐州城。”于是他把那些富户又赶进了城内。苏轼亲自菜到武卫营中，唤来了卒长说：“黄河水将要败坏徐州城，事态严重，虽然你们是禁军，也要请你们尽力帮助我。”卒长见太守满身泥泞，深为感动。于是带领他的士兵拿着畚箕和铁锸出去抗洪。军民齐心协力，在徐州城的东南修筑一道长堤。但暴雨仍然日夜倾泻，水已经淹到离城墙顶只有三块砖的位置。苏轼在城墙上临时搭了个棚子坐镇指挥，派官吏分段堵塞洪水，保护徐州城，最后终于保全了徐州城。洪水退后，苏轼又请求朝廷同意征调一年中应该征发的役夫增筑了徐州城，以防止洪水的再次袭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