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毛泽东瞩目的文人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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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3章 韩愈小传

韩愈,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孟县)人,生于唐代宗大历三年(公元768年),卒于唐穆宗长庆四年(公元824年),是唐代著名的古文家、诗人和哲学家。韩氏郡望昌黎(今属辽宁),故自称“昌黎韩愈”,后人称之为“韩昌黎”。晚年他任吏部侍郎,后世又称之为“韩吏部”。死后谥“文”,世人又称其为“韩文公”。

韩愈出生于一个普通官宦之家。韩氏先世,曾封侯封王,通显于时,但到中唐时代,这个家族早已不是豪门大族了。韩愈的父亲韩仲卿,做过潞州铜澄荆后为武昌令。他为官廉厉,颇有政绩,但无奈职位低下。韩愈的三位叔父,少卿、绅卿都是小官吏;云卿做过监察御史、礼部郎中,在文学上负有盛名,李白说他“文章冠世”。韩愈处于这样一个家庭,而且三岁时父亲就去世了,这使他无法借助家庭的力量,只能依靠自己的努力奋斗,因此,他从小养成了发奋读书、积极进取的性格。

韩愈出生的时候,唐王朝度过了它的繁荣时期,正走着下坡路。安史之乱所带来的连年混战,严重影响了社会生产,使人民颠沛流离。叛乱虽然平息了,但藩镇割据的局面严重影响了中央集权的统治,再加上统治集团贪欲无度、巧取豪夺所造成的尖锐的阶级矛盾,以及水、旱等自然灾害,唐王朝的统治岌岌可危。由于腐朽势力控制朝廷,真正进步的朝臣想革除弊政,竭诚谏诤,往往受到排挤和贬斥;寒门出身的知识分子也常常受到压抑和摒弃,或终身埋没,或沉沦下僚,狼狈不堪,郁郁失志。韩愈生活在这样一个乱世之中,从小就树立了远大的理想,立志于匡时济世。

青少年时期的韩愈,生活极其动荡和凄苦。自父亲去世后,他由长兄韩会抚养。韩会是一个富有才学的人,具有很高的声誉。韩会有着浓厚的儒家正统思想,主张文章应具有教化作用,这对韩愈后来的政治态度和文学道路有着很大的影响。韩愈十岁那年(公元777年),韩会因为宰相元载的被诛而受到牵连,由起居舍人贬为韶州刺史,远迁岭南,不到三年就患病而死。韩愈只好跟着母亲和长嫂,过着流离困顿的生活。家庭的变故和经济困难并没有使韩愈气馁,反而激励韩愈更加刻苦地学习。他七岁开始读书,日能诵记数千百言,十三岁便已能文,师从独孤及、梁肃,学习研究古训,锐意钻研。研习古文,潜心古道,读书经世,是他在青少年时代就已经确定的人生道路。

贞元二年(公元786年),十九岁的韩愈离别家庭,前往京师长安参加进士考试,准备实现他宏伟的抱负。但是经济上的窘迫,使他不得不卑躬屈节,向人说好听的话,写阿谀性质的文章,如《猫相乳》、《河中府连理木颂》。为了登科成名,他还必须不断奔走,向权贵投献诗文,恳请他们给予荐引。从贞元二年到贞元七年,韩愈先后参加了三次进士考试,都失败了,直到贞元八年(公元792年),才荣登进士第。此后韩愈连续三次参加吏部举行的博学宏词科考试,均不中选。

韩愈初到长安的时候,骈文的势力还很大。而且骈文发展到中唐,越发注重堆砌华丽的辞藻,玩弄数不清的典故,音调声韵方面的限制也愈来愈多,造成文风的萎靡和形式的僵化,根本不能够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早在武则天的时候,陈子昂就发出了响亮有力的文学革命口号,呼吁文人尊经重道,充实文章的内容。但是他们的力量还不够大,又缺乏成熟的创作经验,未能形成运动的规模。韩愈到长安的几年中,结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师友,如梁肃、李观、欧阳詹、崔群、王洎、冯宿、柳宗元、刘禹锡等人。他们意气相投,讨论各自对文学和政治的主张,共同推动了古文运动的蓬勃开展。

韩愈同时又结识了比他年长的诗人孟郊,他们之间年岁虽然相差很多,却结成了忘年之交,在诗歌创作上成为亲密的同志,最后一同在诗坛上形成独树一帜的新诗派。

由于求仕心切,韩愈于贞元十一年(公元795年)正月至三月,三次上书宰相,要求仕进。但当时高踞相位的赵憬、贾耽和卢迈都是尸居禄位的庸人,对他的恳求置之不理。韩愈只得怀着“不遇时之叹”,离开了长安。

贞元十二年(公元796年)秋天,韩愈二十九岁。由于得到宣武节度使董晋的辟举,韩愈获得了一个观察推官的微小官职。然而单调的公务,使韩愈感到十分失望。于是他把精力放在研究、宣传儒家正统学说和排斥佛教、道教上面。这时他结识了一个年岁相仿的青年人张籍。这是一个狷直的人,后来他以乐府诗著名于世。这时,他只是一个狂热的儒家信徒。由于张籍的热情鼓舞,韩愈写下了一批“扶树教道”的论文,正式向世人宣告,建立儒家道统的传授体系,掀起了儒学复兴运动的高潮。

贞元十五年(公元799年),董晋病死,韩愈护丧离开汴州,但遇汴军叛乱,逃往徐州,转到徐州节度使张建封幕下,仍旧担任推官。由于郁郁不得志,韩愈这一期的作品除宣传儒学之外,其他如《与崔群书》、《与卫中行书》、《复志赋》等诗文,多流露怀才不遇之叹和不平之鸣。

贞元十六年(公元800年),韩愈毅然辞别张建封,至京师听候调选。十八年春,授国子监四门博士。韩愈授课深入浅出,通俗生动,很得学生信任和好感。由于韩愈在政治上、学术思想上和文学上的见解渐趋成熟,他已具备足够的力量向世人宣布儒学复兴运动和古文运动的主张,并且亲自把这两个运动结合,统一领导。如宣传儒学复兴运动的“五原”——《原道》、《原姓》、《原毁》、《原人》、《原鬼》,宣传古文运动的《答李翊书》、《答李秀才书》、《答尉迟生书》、《送孟东野序》等。这些作品,带来了韩愈在学术活动和文学活动上的丰硕的收获。

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韩愈由四门博士迁监察御史,官职品位虽不高,但地位重要,有弹劾参奏政府官吏的权力。这年关中旱饥,灾情严重,政府虽有减免租税的明文,而官吏仍聚敛勒索。如京兆尹李实每次奏时,都谎报“今年虽旱,而谷仍好”,不肯免除租税。贫民抛妻离子,流离失所。身为御史的韩愈亲眼看到“饿者何其稠,亲逢道边死”的惨状,随即上《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指出京畿灾情严重,而群臣不言灾荒并残酷剥削人民的真实情况。此状一上,得罪幸臣,被贬为连州阳山(今广东连阳)县令。阳山地处穷僻,文化落后,韩愈在此受贬一年,为阳山人民做了不少好事。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正月,德宗死,顺宗即位,韩愈遇赦离阳山至郴州待命。这时,顺宗重用王叔文集团进行政治革新,韩愈持反对立场。这年秋天,韩愈被派往江陵府任法曹参军。当走到衡阳时,朝廷政局发生剧变,顺宗被迫退居太上皇,宪宗即位,王叔文集团革新失败,遭受沉重打击。元和元年(公元806年)六月,韩愈召拜国子监博士、重返长安。以后几年,官职屡经迁调,或降或升。元和二年至五年,韩愈先以国子监博士分司东都洛阳,过着清闲的教授生活;既而改都官员外郎守东都省,又改为河南县令,入都为职方员外郎。以后历官国子博士、比部郎中、史馆修撰、考功郎中、中书舍人、太子右庶子等职。他在宦途上虽然遭受过一连串的打击,但总的来说还是上升的。他的政治态度基本上倾向于大官僚统治集团阶层,但与他们不同的是,韩愈较为同情劳动人民的疾苦,并且有着与受压抑的知识分子一致的思想感情。

这时,号称“中兴英主”的宪宗,年富力强,饱有魄力,他的即位结束了数十年来的战乱分裂局面,全国上下出现欣欣向荣的新气象。但好景不长,宪宗很快就走上腐朽奢侈的道路。元和十四年正月,宪宗自凤翔迎佛骨至京,王公士庶,奔走膜拜。韩愈对此深恶痛绝,为了捍卫儒家道统的信念,他奋不顾身,上《论佛骨表》,竭力谏阻,言辞十分尖锐。宪宗盛怒之下欲以死罪论处,幸得裴度、崔群等营救,被贬谪为潮州刺史。韩愈抵达贬所,作《潮州刺史谢上表》,表示恋阙之情,这事集中体现了他政治上的软弱性。宪宗得表,有召还复用之意,只是由于宰相皇甫的妒嫉与阻挠,遂移袁州刺史。

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宪宗死,穆宗即位,韩愈受诏任国子祭酒,长庆元年(公元821年),转兵部侍郎。这时镇州兵乱,杀节度使田弘正,立王延凑。唐王朝命深州刺史牛元翼率军讨代,元翼被王延凑包围。次年二月,唐政府派韩愈往镇州宣慰王延凑军。他不顾个人安危,严辞挫折叛军凶焰,以利害晓喻王延凑及镇州将士,使之归服中央。不久,韩愈功成还朝,转吏部侍郎。长庆三年,他转任京兆尹兼御史大夫。京兆地区在他的管治下,社会秩序比较安定。后因与御史中丞李绅不和,罢为兵部侍郎,后又复为吏部侍郎。长庆四年,五十七岁的韩愈突发疾病,于十二月二日卒于长安。死后用儒家的礼法安葬,赠礼部尚书。这一时期,他历任显职,在政治上作为较大。

韩愈一生,在政治、哲学、文学等主面都有所建树,苏轼说他“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但他最大的功绩,还是领导古文运动并使它获得成功。从他以后,古文运动得到了完全的胜利,成为广泛的社会性运动,古文也终于打倒了绮丽的骈文,奠定了它在文学上的牢固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