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毛泽东瞩目的文人骚客
2454600000060

第60章 白居易小传

白居易,字乐天,号香山居士,又曾官太子少傅,后人亦称“白傅”。生于唐代宗大历七年(公元772年),卒于唐武宗会昌六年(公元846年)。

白居易出身于一个世敦儒业的官僚家庭。他的远祖是秦朝名将白起,封武安君,其后子孙世居太原。其曾祖白温,官居朝散大夫检校都官郎中,方始移家下恚ń裆挛魑寄舷兀。其祖父白拢十七岁以明经及第,长于五言诗,曾做过酸枣县令、滑台节度使参谋等官。白居易的父亲白季庚也是明经出身,曾任彭城县令,徐州别驾、襄州别驾等官。从以上叙述可以看出,白居易的家庭是一个没落的封建官僚家庭,世承儒业,因而白居易有机会接近下层劳动人民的生活,这对于白居易成长为一个现实主义大诗人,有着巨大的培育作用。

白居易自幼聪颖,异于常人。他后来对好友元稹说到,他生下才六七个月时,乳母就把他抱到书桌旁,指着“无”字和“之”字问他,他虽然口不能说,但心里已经默记下来,以后再问,他都指得丝毫不差。到五六岁时,在母亲的教导之下,白居易开始学习写诗。到八九岁时候,他就已经懂得声韵了。

白居易的青少年时代,有几年是在缺衣少食的颠沛流离的生活中度过的。唐代自安史之乱以后,藩镇割据之风日炽。德宗建中三年(公元782年),淮西节度使李希烈等兴兵作乱,西方吐蕃也趁中原空虚,不断入侵,造成当时北方战乱频繁、民不聊生的混乱局面。诗人少年时便被迫离家远游,避难越中(今浙江),以后又南北奔走,备尝流离之苦。这种对时代苦难的亲身经历,对他后来能成为一个关心民生疾苦的诗人,是有影响的。

唐德宗贞元三年(公元787年),白居易到了京师长安,他带了自己的诗文去拜见当时的名士顾况。顾况起初瞧不起这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一看姓名有“居易”二字,便戏笑着说:“长安米贵,居大不易。”待他读到《赋得古原草送别》诗中“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二句时,大为赞赏,于是慌忙改口说:“道得个语,居亦何难,前言戏之耳。”顾况虽然很钦佩白居易的才华,但并没有作实际推荐。不过,由于他四处延誉,白居易的诗名却一天天地大了起来。

白居易在长安旅居三年多,他希望通过名人的荐举而进入仕宦之途,但现实给予他的回答却是冷漠无情的。同时,他的物质生活条件很差,又因为他刻苦读书,以致身体常被疾病侵袭。由于贫病交集,他只得悄悄离开长安,回到家乡。

贞元九年(公元793年),白居易至其父襄阳别驾任所。第二年,其父病卒,给予他很大的刺激。当时他无力安葬,只得把父亲的灵柩权窆在襄阳城南,然后护送家人回符离。此后,白居易的家庭经济情况更加困窘,他只得南下浮梁(今江西景德镇),投靠在那里做主簿的长兄幼文。

贞元十五年(公元799年),白居易应乡试于宣州,为宣州观察使崔衍所赏识。第二年,他又高中进士。按当时的制度,中进士的人并不能马上授予官职,还要经过吏部的考试。贞元十八年(公元802年),白居易应拔萃科考试,入甲等,授秘书省校书郎。同时登科授职的还有元稹,元稹后来成为白居易生平友谊最为深笃的密友,后世把两人并称为“元白”。

宪宗元和元年(公元806年),白居易和元稹的校书郎任期届满,决定应制举考试(由皇帝亲自主持选拔人才的考试),同居长安华阳观。白居易写成《策林》七十五篇,从各个方面分析当时的情况。他认为,造成中唐社会危机的根本原因是藩镇割据和赋税沉重,二者造成了内乱不息、民不聊生的动荡局面。因此,他主张遏制统治者的私欲,禁止地主兼并土地,反对官吏放高利贷,倡议裁减冗员,节省开支,减免赋税。这些都说明白居易对于当时的政治弊端有着比较深刻的认识,而且也敢于大胆地揭露。

这年四月,白居易和元稹参加了“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试,白居易登第四等。元稹授左拾遗,白居易却因出言太直,不得为谏官,而补为周至(属京兆府)县尉。县尉的职责是向人民征讨赋税,每当老百姓缴纳不上赋税,就用刑具鞭打。这是白居易所不愿接受的。他在近两年的县尉任期内,亲眼目睹了统治阶级对劳动人民的横征暴敛,进一步了解到下层劳动人民的许多疾苦,这对丰富他的诗歌源泉,推动他走上现实主义诗歌创作道路,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一时期,他写下了反映民生疾苦的诗篇《观刈麦》和揭露权门贵要掠夺行径的《宿紫阁山北村》。他在这里结识了陈鸿和王质夫,三人时常诗词唱和。在同游仙游寺的时候,大家谈论唐明皇和杨贵妃的遗事。在大家的鼓励之下,白居易写成了享誉千古的著名长诗《长恨歌》。

元和二年(公元807年)秋,白居易被召回长安,授翰林学士。与他同为翰林学士的另有五人:李程、王涯、裴瘛⒗铉、崔群。他们大都出身进士,而且是锐意革新的分子,对宪宗朝的中兴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元和三年(公元808年)五月,白居易任职左拾遗。拾遗是个谏官,职位虽然不高,但有直接批评朝政,向皇帝进言的机会。在做左拾遗的几年里,白居易尽职尽责,屡次上书请示革除时弊,蠲免租税,释放宫人,反对裴均进奉银器、于虬到爱妾、王锷广行贿赂谋任宰相的行为。为了反对宦官吐突承璀任制军统领,甚至当面指责宪宗的错误,引起皇帝的愤怒,幸亏李绛的救助,才免于处罪。这一时期,既是他为了自己的政治主张进行勇猛奋斗的时期,也是他创作上喜获丰收的黄金时期。他创作了大量揭露弊政、关心人民疾苦的诗歌,题材广泛,锋芒尖锐,像连弩箭似的射向黑暗现实,刺痛了权豪们的要害。其中最著名的是《新乐府》五十首和《秦中吟》。

元和五年(公元810年),白居易任左拾遗期满,应该改官。由于他做谏官时每每直言上书,主持正义,得罪了当朝权贵,也触怒了皇帝。虚伪的统治者对他忌恨在心,因此,他改任京兆府户曹参军。几年的谏官生活,使白居易深刻认识到统治者的虚伪和朝政的腐败。恰逢此时白居易的母亲病故,政治上的苦闷和对慈母的忧伤,使他产生了引退的思想,他便回到了故乡下硎匦ⅰ

白居易回到下恚热情主动地和劳动人民交往。三年的农村生活,使他深切体会到劳动人民的勤劳与朴实,写下了不少反映农村生活和记述民生疾苦的诗歌,如《观稼》、《采地黄者》、《新制布裘》等等,既带有强烈的现实主义色彩,又带有清新自然的田园气息。

元和八年(公元813年),白居易服丧期满,应召入朝,官授太子赞善大夫。这是一个专事陪伴太子读书而不得过问朝事的闲职,白居易十分不满,他在《白牡丹》一诗中托物自喻说“白花冷淡无人爱,亦占芳名道牡丹。应似东宫白赞善,被人还唤作朝官”。元和十年(公元815年),宰相武元衡被平卢节度使李师道派人刺死,白居易激于义愤,越职奏事,引起旧官僚集团的不满和造谣中伤,被贬为江州司马。

江州之贬,对白居易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这一期间,他写下了《山鹧鸪》、《放旅雁》、《山石榴寄元九》等诗,表达强烈的愤懑和不平。尤其是《琵琶行》一诗,白居易借一个被抛弃的歌女形象,抒发自己的“天涯沦落”之感,成为现实主义的光辉杰作。从做谏官得罪权贵到丁忧闲居,又到江州之贬,白居易对朝政的腐败、政治环境的险恶,不断加深认识,他的政治态度和思想倾向,却逐渐由愤激趋于消沉,他开始糅合儒家的“乐天知命”、道家的“知足保和”和佛家的出世思想,作为自己“明哲保身”的法宝和精神上的寄托。他经常阅读佛经和道家书籍,和佛僧、道士及隐逸之士一起谈经论道,并且在庐山上结庵闲居。

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唐穆宗即位。白居易的好友元稹、李绛、崔群、张籍、韩愈等都先后得到不同程度的重用,白居易也被召入朝,先后授尚书司门员外郎、中书舍人等职。他们经常同游共赏、诗歌酬唱,生活并不寂寞。但是在喧嚣的官场生涯中,白居易感到有些厌倦:穆宗不是一个励精图治的皇帝,他荒于酒色,不理朝政。官僚集团内部朋党对立,互相倾轧;同时他论河北三镇的奏疏不被采纳。因此,他主动请求外放,被任命为杭州刺史。

在杭州任上,白居易力图惠政于民,兢兢业业地为人民做了一些好事。他疏浚李泌所凿的六井,解决了州民的饮水问题;又在西湖上筑了一道长堤,蓄水灌田,这就是有名的“白堤”。白居易三年任满,当他离开杭州的时候,杭州人民十分地留恋他。

长庆四年(公元824年),白居易官迁太子左庶子,分司东都洛阳。这一年冬天,元稹为他编成《白氏长庆集》,并写了序。第二年三月,朝廷下诏任命他为苏州刺史。在苏州任上,白居易力所能及地为人民做了一些好事,但是由于他身体越来越瘦弱,肺病也偶尔发作,再加上他思想上的尖锐矛盾,因此要求罢官。宝历二年(公元826年),白居易回到长安,任秘书监,此后又历任河南尹、太子少傅等职。这时候,朋党之争更加激烈,朝政十分混乱,他一直想退休。终于在大和三年春天托病免官,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的名义,回到洛阳。会昌二年(公元842年),他以刑部尚书致仕,结束了宦途生涯。

白居易在洛阳的晚年生活中,醉心于佛道,沉溺于诗酒,飘然有出世之想。他自号“醉吟先生”作《醉吟先生传》,又与香山僧如满结香火社,白衣鸠杖,号“香山居士”。会昌四年(公元844年),白居易施散家财,开凿洛阳龙门八节滩和九峭石,消除往来船龅耐纯嗪臀O眨成为当时闻名一时的一桩义举。

会昌六年(公元846年),白居易卒,时年七十五岁。遗命葬于洛阳龙门山,李商隐为之作墓志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