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禹锡，字梦得，生于唐代宗大历七年（公元772年），卒于唐武宗会昌二年（公元842年），是唐代中叶进步的政治家、朴素唯物主义哲学家和著名的文学家。
刘禹锡的祖先是匈奴族。他的七代祖刘亮，仕于北魏，随魏孝文帝拓跋宏迁都洛阳，改汉姓，入河南洛阳籍。从这以后，刘家世代墓葬洛阳，因此刘禹锡自称“家本荥上，籍占洛阳”。至于刘禹锡经常自称“中山刘禹锡”，是西汉景帝贾夫人之子中山靖王刘胜的后代，则是因为唐代门第观念较重，以士族为荣，刘禹锡在这种风气之下也未能免俗，故他并不是中山靖王刘胜之后。刘禹锡的父亲刘绪，天宝末年进士，因避安史之乱，举族东迁，寓居苏州嘉兴县（今浙江嘉兴县）。刘禹锡就出生于此。刘禹锡的母亲卢氏出身于范阳士族。范阳卢氏士族的远祖在汉、魏、晋几朝都做过大官，至唐初还自视门第甚高。可见，刘禹锡的家族是一个儒学气氛十分浓厚的士大夫家族。
刘禹锡自幼聪敏好学。由于家教甚严，他从小就开始学习《诗经》和《尚书》，为人恭谦、庄重、安详、文雅，显得与一般孩子不同。当时，吴兴的诗僧皎然很有名气，江南地区的很多文人向他学习写诗。会稽诗僧灵澈也住在吴兴，经常同皎然讨论诗歌创作的技巧。这两个诗僧在士大夫中间很有影响。青少年时期的刘禹锡，同他们有过一段师生关系。每当皎然和灵澈写诗的时候，他就捧着笔砚，很恭敬地陪侍在旁边一起吟咏。他年纪虽小，但诗已写得不错，得到了皎然和灵澈的称赞。他们风趣地学着秦末张良的老师圮上老人的口吻说：“孺子可教也。”
稍长，刘禹锡的阅读范围越来越广。他如饥似渴地阅读各种书，除儒家经典外，对诸子百家都有所涉猎。他在《游桃源一百韵》中说：“纷吾本孤贱，世业在逢掖。九流宗归指，百氏旁捃摭。”可见其读书数量之多。
江南地区繁荣的经济和发达的文化哺育着刘禹锡成长。但当时的政治中心在长安，作为一个中原书香之家的子弟，他希望到长安去施展自己的才华。贞元六年（公元790年），十九岁的刘禹锡离开江南赴长安参加进士考试。
唐代进士考试前，士子要向达官贵人、社会名流投献自己的文稿，以期获得他们的荐引。这种做法，称为“行卷”。刘禹锡则直接上书皇帝，遗憾的是并没引起德宗的注意。他转而结交贤士，扩大声誉，很快就“驰声溢四塞”了。
贞元九年（公元793年），刘禹锡与柳宗元同榜登进士第。同年，刘禹锡又登博学宏词科。刘禹锡连登进士、宏词两科，满载荣誉去省亲，途经华州，写下《华山歌》。诗中，他运用浪漫主义手法描写华山雄伟非凡的气概，表达自己的品格和抱负。十一年，刘禹锡应吏部取士科的考试合格，授太子校书，负责校勘崇文馆书籍。十三年，刘绪病故于扬州，刘禹锡南下奔丧，葬父于荥阳，因丁忧居家。
贞元十六年（公元800年），徐泗濠节度使张建封病卒，徐州军乱，拥立张建封之子张馕留后，拒纳朝廷委派的行军司马韦夏卿。德宗命淮南节度使杜佑兼领徐泗濠节度使，讨伐徐州乱军。杜佑表请刘禹锡为徐泗濠节度使掌书记。这期间，杜佑重要的文告和表章，都出于刘禹锡的手笔。杜佑讨伐乱军没有成功，朝廷承认张馕留后。杜佑卸去徐泗濠节度使的兼职，专任淮南节度使。刘禹锡也改任淮南节度使掌书记，居住扬州。刘禹锡勤于职守，办事干练，很受杜佑的器重。杜佑是唐代著名的学者，著有《通典》。刘禹锡在他身边工作，对增长学问也大有帮助。
贞元十八年（公元802年），刘禹锡调任京兆府渭南县主薄。第二年冬天，由于御史中丞李汶的奏辞，刘禹锡被提拔为监察御史，品级虽不高，但职掌纠察百僚，巡按郡县，视察刑狱，肃整朝仪等事务，十分受人尊敬。同一年，柳宗元自蓝田县尉入为监察御史行，韩愈由四门博士转监察御史。他们一起共事，又共同讨论诗文，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但是不久，韩愈因上疏直谏官市的弊端和要求减轻人民的负担而被贬为连州阳山（今广东阳山县）令。韩愈不明其因，便怀疑是刘禹锡和柳宗元泄露了他说过的一些过激之言，这件事情给三人的友谊造成了一层不愉快的隔膜。
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德宗死，顺宗即位。顺宗重用王恪⑼跏逦氖敌姓治革新。王叔文特别器重刘禹锡和柳宗元：刘禹锡为屯田员外郎兼判度支盐铁事，协助王叔文管理财政；柳宗元为礼部员外郎，掌管礼仪、享祭、贡举之政，当时人称“二王刘柳”。革新集团实行了一系列革新措施，为后世史家所称赞。但由于这场改革弊政的运动以“内抑宦官，外制藩镇”为目标，很快就遭到宦官、藩镇这两股腐朽势力的联合反扑。顺宗被迫退位，宪宗即位，即将王叔文处死，将刘禹锡、柳宗元等八人贬为远州司马，史称“八司马事件”。刘禹锡先被贬为连州刺史，再贬为朗州司马。
刘禹锡被贬谪朗州，曾多次投书宰相，希望能够酌情内移。但由于宪宗对“二王八司马”怀恨极深，任何人都无法进行帮助。刘禹锡被迫寄情笔墨，把诗歌和散文作为“见志之具”，继续为坚持自己的操守和理想而斗争。他把自己的愤怒倾泻在诗中，大胆地揭露宦官和大官僚的丑行。这些诗篇有《聚蚁谣》、《飞鸢操》、《百舌吟》、《昏镜词》、《有獭吟》等，分别从不同角度给政敌以有力的讽刺。《砥石赋》、《秋词》等诗，则表现了他身处逆境，不甘沉沦的积极乐观精神。由于长期贬官朗州，刘禹锡有机会深入民间，汲取民间文学尤其是民歌的营养，这使他的某些诗篇如《竞渡曲》、《采菱曲》等具有优美的语言、明快的节奏和浓厚的乡土气息。
刘禹锡早年学习和钻研医药、天文的兴趣很浓，这使他积累了丰富的医学和天文学等自然科学知识。后来刘禹锡为杜佑幕僚，有机会看到杜佑的《通典》。《通典》蕴含卓越的唯物主义思想，强调人类社会的经济生活对于礼乐制度的影响，并从历代社会典章制度的沿革中看到了社会的发展变化。这些都对刘禹锡的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形成起过一定作用。贬官朗州期间，刘禹锡与柳宗元的诗书来往很多。受柳宗元《天说》的启发，刘禹锡写成了著名的哲学著作《天论》，补充和发展了柳宗元的《天说》中的唯物主义思想。
元和九年（公元814年）十二月，刘禹锡、柳宗元等人得到了宪宗的诏书，应召赴京。次年三月，刘禹锡在《杨柳枝词》中以桃花喻权贵，暗含轻蔑之意，被宪宗借口“语涉讥刺”，把刘禹锡贬为柳州刺史。柳宗元也被贬为柳州刺史。播州是当时有名的“恶处”，十分荒凉，柳宗元考虑到刘禹锡的母亲年龄太大，不便到播州去，愿意把条件较好的柳州让给刘禹锡，显示了崇高的友谊。由于裴度说情，宪宗遂改授刘禹锡为连州刺史。
刘禹锡任连州刺史五年，十分关心农民的疾苦，每遇灾荒，便上书请求救济和蠲免。他这一时期所作的诗歌，按其内容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描写当地人民的劳动生活和风景的，如《插田歌》、《海阳十咏》；另一类是歌颂平叛战争胜利的，如《平蔡州》三首、《平齐行》二首。《平蔡州》三首曾被清代翁方纲评之为“以《竹枝》歌谣之调，而造老杜诗史之地位”的诗作。
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刘禹锡年迈九十岁的母亲去世。在护送亡母灵柩路过衡阳时，接到了柳宗元去世的噩耗。刘禹锡悲痛欲绝，停下来为柳宗元料理后事，并写了《重至衡阳伤柳仪曹》诗，借以寄托哀思。柳宗元的文章后来由刘禹锡编纂结集。
穆宗长庆元年（公元821年）冬，刘禹锡在洛阳居丧结束，被任命为夔州（今四川奉节县）刺史。长庆四年（公元824年），穆宗卒，敬宗即位，刘禹锡调任和州（今安徽和县）刺史。这一时期，巴山楚水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民间的《竹枝词》给他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营养，使他创作了大量的优秀诗篇，如《竹枝词》十一首、《蜀先主庙》、《楚望赋》、《西塞山怀古》等。
文宗大和元年（公元827年），刘禹锡回到洛阳，任东都尚书省主客郎中，后来又到长安，任集贤殿学士。这时，裴度任宰相兼集贤殿大学士，刘禹锡和他关系较好。但不久裴度受到牛党排挤而罢相，刘禹锡也受到牵连，大和五年至大和九年，他继任苏州刺史、汝州（今河南临汝县）刺史、同州（今陕西大荔县）刺史。任职期间，他兴利除弊，减轻人民负担，使人民免于流离失所。后来苏州人民把他与曾经做过苏州刺史的韦应物、白居易一起称为“三贤”，建立三贤堂，岁时致祭，说明民众对他是十分敬仰的。
开成元年（公元836年）秋，刘禹锡因患足疾，迁太子宾客，分司东都。由于他并不甘心只做一个文士，而是希望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但奋斗一生，未骋素志，这使他长期抑郁不平。在他晚年闲居洛阳时，与白居易、令狐楚等人唱和的诗篇，多表现内心的苦闷之情。
会昌二年（公元842年），刘禹锡抱病写了《子刘子自传》和铭文。铭文中刘禹锡既为自己没有能够充分发挥政治才干而感到遗憾，又为自己在立身行事方面问心无愧而感到骄傲，其坚持理想和刚强轩昂的性格，始终未变。这年冬天，刘禹锡病逝。其挚友白居易悲痛欲绝，写了《哭刘尚书梦得二首》，对他进行了全面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