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1月底，在准备工作大体就绪，即将召开两个会议的前夕，地委决定组建凉山地委普雄工作团，由地委副书记张荣担任团长，下面组成若干工作队，配合县上的干部直接奔赴区乡，尽快占领普雄这个首先叛乱、严重叛乱的地区，打开民主改革的局面。可能是考虑到我当时在做秘书工作，地委组织部交给我一个参加普雄县民主改革工作团的名单，我头天通知，地委第二天开会，第三天到普雄的同志就出发了，真是闻风而动，有令即行。出发前一天开会刚完，组织部的赵时副部长叫去拿介绍信，要我亲手交给普雄县工委。介绍信是组织部林万同志开的，名字一长串，写了两页。一个戏剧性的情节发生了：我的名字也在上面，而且是列在几个担任工作队长的名字当中。由于我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手上的工作没有交代，熟人没打招呼，东西也没有收拾，什么都是措手不及，我真的发愣了。但是，我还是服从了，什么话也没说，拿着介绍信就回宿舍收拾行李。清点衣服时发现衣服给老乡洗还没有送来，就摸黑去找老乡取衣服。因天冷下雪，衣服晾在屋里还是湿的，只好到街上买两张油纸包起来打进背包。（那时没有塑料袋，连塑料二字也未听说过，下乡出差都是用油布捆被盖卷，油纸包小东西）
出发的当天就登上比尔大山，在比尔乡工作队院子里的雪地上，烧着柴火，冒着风雪，过了一个“饥寒交迫”的夜晚。第二天踏着皑皑白雪，翻过比尔大山，进到与罗木大山交界的一座树林时，遭到普雄、昭觉接合部叛匪的袭击。因为我们走得匆忙，除了一个背包和一个挎包，几十号人全是赤手空拳，手无寸铁，遇上“情况”只有蹲在土沟里听枪声的份。好在解放军八十七团的政委李万福进凉山较早，同地方干部有感情，他把部队派出去后就来同我们聊天，大家天南地北的吹一通，改变了我们的尴尬处境，情绪也好了。大约过了两个小时，我们又继续上路，下午四五点钟到达普雄县工委。
那时的普雄县，是现在的中普雄（火车站的河对面），一条“丁”字形小街，除了机关、单位和部队，只有二三十户人家，开了两家饭馆和几个骡马店。街上没有排水沟，全是泥泞和乱石，没有城墙一类的遮拦，树木也看不到几棵，是“全暴露”的难守易攻的新建县。我们被安排在县工委大院后面的圆顶帐篷里，睡在潮湿的稻草上。第二天通知我们参加追悼会，院子里摆满了花圈，一个花圈上写着一个烈士的名字。我们悄悄数了一下，达四十多个，有公安局股长马尔惹、工作队长邬家林、解放军护粮队席副连长等。大家的心沉甸甸的，情绪非常低，是怕、是恨、是悲，什么都有。我们默默地站在那里。追悼会除了领导讲话，没有其他内容，因为没烈士的遗体，也没有一个亲属参加，更没有奏哀乐的条件。唯一使人警醒和振奋的是同志们自发地喊出的口号：平息叛乱，消灭土匪，坚决实行民主改革，为死难的烈士报仇！
通过追悼会，我们了解到这批烈士的悲壮事迹。1955年12月24日，少数拥有武装、反对民主改革的不法奴隶主，胁迫一部分奴隶群众，首先在大凉山的腹心地区普雄挑起了武装叛乱：袭击工作队，伏击护粮的解放军，包围普雄县城。叛乱迅速蔓延到上、中、下普雄和周围的几个县，出现了大小凉山的全州性叛乱。普雄的干部和驻军，在兵力不足、敌我悬殊的情况下，英勇捍卫人民政权，保护人民生命财产，他们被迫自卫，苦战依洛地坝，坚守工作队，保卫县城，作出了重大牺牲。这些烈士，有的被肢解，有的被枪杀，有的被烧死，个个都有可歌可泣的故事。我因为被派往上普雄古尔尼达工作队，那里同申果庄的保石乃呷都位于大股土匪出没的罗木大山两侧，因而比较关注保石乃呷工作队的同志被土匪烧死的经过。原来该工作队与群众打成一片，驻地常有奴隶群众背柴送水，做客聊天，时间久了都习以为常。万万没有想到，阿侯家的不法奴隶主在普雄挑起武装叛乱的同时，伪装成群众给工作队背柴，把枪藏在柴火中，一到驻地就把工作队逼进碉房，四面包围起来，用尽欺骗、威胁等各种卑鄙手段，都遭到队长邬家林和队员的严正拒绝。恼羞成怒的叛乱分子就搬来柴草，围着不高的碉房焚烧，使工作队的同志全部牺牲，无一幸免。土匪撤走后，附近的群众望着余烟灰烬，目睹一具具烧焦的尸体，都哭红了眼，有的老年人哭得死去活来，坐在烈士的遗体旁，天黑了也不肯离去……
追悼会给大家上了一堂生动的阶级斗争教育课，真是群情激奋，义愤填膺。机关的干部、民警和解放军指战员都纷纷要求下乡去，到平叛斗争的前线去参加民主改革。就在这种悲壮的气氛中，县工委给我们州里去的干部每人发一支步枪、三十发子弹，工作队长另加两百发子弹，作为机动掌握。我的运气好，接过的步枪很新，竟是英制的“大花牌”。当时的枪支品类多，牌子杂，除了英制的“大花牌”、“小花牌”，还有日制的马枪，从国民党反动派那里缴来的“中正式”等。县上的同志普遍比我们装备得好，除了步枪，部分同志还有冲锋枪或手枪，牌子也挺多，什么“汤姆森”、“加拿大”、“偏开门”、“柯尔体”、“左轮”都有。这些枪支的来源，除了部分是解放军换装备淘汰下来的外，基本上是从不法奴隶主和土匪那里收缴来的。
在普雄短暂的几天学习中，县上接到地委指示，地委王政委（指地委书记王维训）严厉批评普雄自卫战斗中，公安局的领导没有严格执行党的政策，出现了虐待俘虏的现象，并责成公安局主要领导，在即将召开的县人代会、劳代会上公开检讨、认错，尽快挽回不良影响。在当时那种同仇敌忾、摩拳擦掌的氛围中，地委的指示对我们的震动很大，不少同志思想不通，我自己也一时转不过弯来。就在大家认真学习党的方针政策，总结经验教训时，普雄县工委书记董剑、办事处主任马文增（都分别叫董政委、马县长）交给我一个任务：替普雄公安局的主要领导写一个检讨稿，并说我是州里下来的，比较熟悉王政委，写的材料客观，容易通过等。就这样，我一面学习，一面了解有关情况，写成一个文字材料，由县工委讨论上报。大意是：认真执行和平协商的改革政策，坚决克服干部战士中的报仇情绪。当时我只是奉命做文章，是不自觉的。以后才体会到，凉山的民主改革，在少数不法奴隶主挑起武装叛乱的严峻形势下，能够很快稳定大局，步步前进，最后取得伟大胜利，除了党和毛主席制定的政策、策略正确外，省、地、县各级党委执行政策是非常冷静和坚定、慎重的，广大干部、战士不仅有较高的原则性，而且为了少数民族的解放事业，还有着不患得患失，勇于自我批评，敢打敢拼，不怕牺牲的奉献精神和优良品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