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闻，米大中同志打算继他的画册出版之后，再出版一本集绘画、书法兼收部分文字的集子。朋友们都为之高兴，并写一些短文表示相知、相持、相贺。
几年前，凉山彝族自治州庆祝建州五十周年，老米应凉山州宣传文化部门和美协之邀，回西昌举办了一次《米大中美术展览》。我曾为老米的展览写过一篇序言，除了谈绘画的特色，也涉及书法和老米的为人，记得有“书画同源”和“性情中人”等意思，其中我觉得最实在、最贴切、最能表达我心意的是那篇序言的题目：“吹糠见米”。
我和老米在《凉山日报》共事近三十年，是老朋友。他一直担任报纸的美术编辑，大家都知道他善画，以画供职，靠画“吃饭”。其实，老米除了善画，同时善书、善文，是一个书、画、文相糅，颇有造诣和创新的“杂”家。这除了老米本人的专业、智慧与勤奋，也是报纸工作这一特殊的环境和需要起到了磨炼和造化之功。在读“闲书”中，重翻刘彦和的《征圣》，看到“政化贵文”、“事迹贵文”、“修身贵文”的论述，情不自禁地联想到报纸。报纸当然是“贵文”的，为文是大量的、根本的，“文以载道”嘛。但是，办报纸绝不能“唯文”，必须配以图画和标题，做到绘图以显情，制题以醒目（包括标题的书写、装饰等），从而引起读者的兴趣，赢得“衣食父母”的青睐。因此，行业与社会的需求，让老米练就了集画、书、文于一身的功夫。我在“吹糠见米”之后，真的看见了米中的“三品”，即老米的画品、书品和人品。
先说几句画品——勤奋的米大中。
老米的画集出版后，受到人们的好评。记得我当时给他打了一个电话，除了赞赏画以外，还特别提到编排、剪裁方面的新颖脱俗，颇有创意。老米告诉我，画册的编排、剪裁和出版，是他的掌上明珠米霞的杰作。以后在一些熟人处听到，有的喜欢国画，也有喜欢西画的，我则偏爱山水，认为《蜀山蕴秀》能够代表老米的“画品”。这是一幅用六尺全张宣纸画的山水，一入眼就令人感到蜀山的磅礴气势和作者深邃的艺术构思。近山远山，云雾缭绕，急流奔突，林木幽森，真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对山岩的勾勒，树木的点染，行云流水的涂抹，处处可见其深厚的功力。这是老米从艺几十年的结晶，也是他在大凉山生活了三十年，对祖国山山水水观察和感悟的成果。古今画人，画竹画山一个理，必须胸中先有万竹千山，然后方可笔墨落纸。这里，我抄录文徵明一首题山水画的诗赠老米，并作为这一段小文的收题：吮笔含毫漫写生，山形矗矗水潺潺。知君自有真丘壑，不在区区水墨间。
再说几句书品——探索的米大中。
老米学的专业和干的专业是美术，但书画同源，他对书法也同样情有独钟。有一件往事可以佐证。1956年冬，正是凉山彝族地区民主改革和平叛的高潮，米大中作为中央慰问团普雄分团的成员之一，来到大凉山普雄县慰问。当时我从民改工作队临时抽到县上参与接待工作，在慰问宴会上老米得知用青松搭的几个牌坊上的标语，慰问大会会场的横标、对联等是我写的字（用纸剪贴的美术字），竟误会我俩是“同行”，专门来给我敬酒，大有同行相亲的味道。1958年春，我们都调到凉山报社，成了同事和战友。
老米的书法道路是，由美术字而行草，由行草而碑隶。近几年他写的新魏体造诣尤深。可能是画画的缘故，他写行草爱用长锋，字有骨力而偏瘦，结果是既非“二王”的行草，也不是赵佶的“瘦金”，可以说是自成一体（请不要误会成米芾的“米体”），是比较有特点和个性的。老米半途开始写新魏体，而且一发不可收，越写越得心应手，他在四川老年大学担任书法老师时深受学员们的称赞。1999年在成都艺术馆举办的六战友书画联展中，老米的新魏体长卷，受到观众和专家的好评。据我所知，展出的那幅新魏体书法作品，有好些同志想要、想买，老米均未答应。
还要说几句人品——真实的米大中。
古人云，文如其人。其实，画如其人，字也如其人。老米的画品、书品皆优，人品当然也是很好的，值得我们学习和称道。这里我只说一下他为人的特点和性格，他是一位“性情中人”。上世纪50年代，年轻的米大中，穿着奇装，有点罗曼蒂克。当时的机关干部有一双比较好的胶鞋或皮鞋的并不太多，而老米却穿的长筒皮靴，有时他的络腮胡子不及时刮，给人的印象是既“出众”又有一点“出格”。但是他的生活非常简单，不吸烟不喝酒，每天只要有一碗面条和几个馒头就可以了。他不会安排自己的生活，待人接物有些粗枝大叶，有时还穷大方。可能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吧，老米还出过一回洋相。他到金阳县彝族山寨去采访，群众看到他照相很奇怪，几个小孩跟着满寨子跑，并向他要装胶卷的小筒筒玩。老米就从摄影包里摸出两个看也不看就给了孩子。采访结束，准备回县城了，才发现刚照过的两个胶卷不见了，心急火燎地返回寨子去找。好不容易找到那几个小孩，可胶卷早曝了光，他们正在你争我夺地看稀奇呢。
上面说的只是细枝末节。重要的是米大中的工作，可以说老米是个工作狂，用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作结论也不过分。报纸工作的夜班多，但搞文字编写的人多，可以轮流换班，而美术编辑在很长时间里只有老米一人，成了“离了红萝卜不成席”，白班夜班都非他不可，当然就更辛苦了。在报社的二十年里，老米的付出多多，劳累重重，为了工作自己的事耽误了不少，说句不太确切的话，连找老婆的事也有所耽误。正因为这样，他赢得了报社上上下下的尊重和同情，就连“文革”中的军代表也对他有几分“厚爱”。大概是1968年吧，我们都是“牛鬼蛇神”，但老米的美编工作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店”，他没有离开岗位去参加体力劳动。我们另外几个当权派全都“停职”劳动改造，扫地扫厕所，搞搬运，下苦力。记得有一次老米写标语，把“毛泽东”三个字中掉了一个“东”字，很快被人发现了，叫他补写。这件事并没有造成什么影响，补写一下就行了。可老米却自己“上纲上线”，他说：“问题大呵，‘毛泽东’掉一个‘东’字，成了‘毛泽’，讲普通话就变成另外的意思了……米大中就是这么一个人，大祸临头，还这样老实，坦白。
米中“三品”，是“吹糠见米”的深窥，可写的内容还多。因为受篇幅之限（口头约定一件事只说几句），就此打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