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云南大理的太和村，矗立着闻名遐迩的南诏德化碑。碑立于唐代宗大历元年，即公元766年，距今一千两百多年。到太和村看过德化碑的人，特别是读过碑文，了解南诏历史文化的同志和朋友，无不为德化碑记载的内容，南诏王阁逻凤的文治武功，以及他一心归属唐王朝，希望得到皇帝的谅解，求得和睦相处，繁荣南诏，富强国家的良苦用心所感动。但是，在立德化碑二十七年之后，阁逻凤的孙子异牟寻又有一篇情真意切，感人肺腑的《誓文》，完全可以同德化碑文媲美，堪称德化碑的姊妹篇。可惜，由于《誓文》随着向唐王朝进献的《蛮书》在社会上湮没了几百年，直到清末民初才经过专家学者的校释重新出版面世，加上研究和宣传不够，不像德化碑那样是国家的重点保护文物。时至今日，《誓文》鲜为人知。为此，笔者在原来只知其事，不详其义的基础上，细读原文，查找资料，请教贤达，写成了这篇粗浅的文字，旨在重提南诏王异牟寻要求民族团结，希望国家统一的进步思想，作为进一步研究南诏历史的又一篇重要史料。
一、《誓言》是要求安宁，希望统一的“陈情表”
异牟寻的《誓文》并没有只写自己的态度和主张，而是从南诏立国开始，包括了德化碑陈述的时间，一开始就追述：“念异牟寻乃祖乃父，忠心附汉。”异牟寻是阁逻凤的孙子、凤伽异的儿子，因凤伽异早逝，异牟寻实际上是接的乃祖阁逻凤的班。他除重述了德化碑上刻过的谗臣姚州都督张乾陀离间部落，破坏团结，造成唐王朝与南诏的芥蒂外，着重表明了南诏与吐蕃洽合，被封为日东王之后的心迹：“亦无二心，亦无二志。”接着按照时序，列举贞元四年、贞元七年、贞元九年的几件突出事例，用事实说明异牟寻对唐王朝的忠心。其中贞元九年那一次向唐王朝“献表称臣”，尤为庄严、隆重。异牟寻差使者三路献表，并“启告宗祖明神，鉴照忠款”。真是言辞恳切，忠心耿耿，归唐之情溢于言表。不仅态度质朴真实，而且显得诚惶诚恐，让三路献表的使者都带上剑南节度使韦皋的书信。为什么？不外乎是怕在路上被唐朝的官吏阻拦，担心又遇到张乾陀之流，不但赤心忠胆难达天庭，说不定还会节外生枝，引起皇帝的更大误会。《誓文》中“赍仆射来书”，就是给献表的使臣拿上一个到长安去的“通行证”。这个细节是极难得，极动人的。它从一个侧面勾画出异牟寻梦寐以求安宁、统一的明朗形象，堪称妙语、妙文。
《誓文》详细表述了南诏王异牟寻不惜“兴师动众”，同清平官、大军将与剑南川西节度使巡官崔佐时，在玷苍山北，请天、地、水三官，五狱四渎及管谷诸神灵为证，举行盛大的盟誓。这种盟誓独具特色，在历史上也是不多见的。为了“虔诚盟誓，共勉金契，永为誓信”，异牟寻对《誓文》作了很特别的处理：一本请唐王朝的节度使巡官崔佐时进献，一本藏于神室，一本投西洱河，一本由异牟寻留诏城内府库“贻诫子孙”。这一系列举措，都是按照南诏宗教礼仪和民族习俗，从各个方面表明南诏王异牟寻对唐王朝的诚意和忠心，而且用“乃祖乃父”的事迹作铺垫，用“贻诫子孙”的愿望作结尾，声情并茂地陈述了世代要求社会安宁，国家统一，各民族和睦相处，从而实现“山河两利”，“福祚无疆”的追求和理想。
《誓文》比德化碑文短得多，它的主题鲜明，文字朴实，写的尽是同“誓”有关的时间、人物和事件，一气呵成，自成一体。谁见了谁爱，谁读了谁就感动和受教育。它是一篇少有的“信誓旦旦，不思其反”的佳作，在历史上开了“誓文”一体。从这个角度说，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正因为如此，当唐王朝的封疆大吏赵昌，第一次收到《誓文》，读了以后即大发感慨，借此给皇帝歌功颂德，也自吹自擂一番：“此皆陛下雨露之泽及外夷，故蛮徼退荒，愿为内附。臣忝领蕃镇，目睹升平，勇跃忻欢，倍万常幸。”经过许多年以后，《蛮书》作者樊绰从安南郡州溪源首领耆者处借得《誓文》一本，当时虽然已是唐王朝经过“安史之变”，由盛到衰，南诏发生了极大变化，“世隆嗣立，自称皇帝，国号大礼”，“五载兴兵”、“三来掳掠”，征战不息的时候，但樊绰仍然视为重要文献，难得的历史事实，收入书里进献中央。
二、《誓文》是要求平等，希望信任的“宣言书”
《誓文》的中心是盟誓。其中除了反复讲了“无二心”、“无二志”、“誓为汉臣”、“永无离二”、“永为誓言”、“神祇同鉴”等誓言外，明白而坦诚地表明了南诏王异牟寻要求唐王朝平等对待少数民族的要求和主张，写下了南诏如果在会盟之后“窥侵汉界之内田地，即愿天地神祇共降灾罚，宗祠殄灭，部落不安，灾疾臻奏，人户流散，稼穑畜产，悉皆减耗。”这一段誓言是对南诏的，从祖宗到部落，从人口到牲畜到稼穑，全部都“咒”上去了，体现了异牟寻的决心、信念和迫切心情。
《誓文》接着对唐王朝提出平等的要求，如蒙唐王朝同意与南诏通和之后，唐王朝“有起异心，窥图牟寻所管疆土，侵害百姓，致使部落不安，及有患难不赐救恤，亦准请此誓文，神祇共罚。”这一段誓言是对唐王朝的，除了列出必须共同遵守的内容外，对惩罚方面只用“准此誓文，神祇共罚”八个字一笔带过，既表达了平等的要求，又不失蕃臣对皇帝的隶属身份和礼节，可以说落笔老成持重，恰到好处。紧接着又有一段祝愿“大汉国祚长久，福盛子孙”的话。前后衔接起来，《誓文》又是一篇十分得体的地方政权对中央政权的奏章。
《誓文》希望同唐王朝互相信任，不信谗、不猜忌的主张，主要表现在一开始就列举出被地方官姚州都督张乾陀离间部落的史实。张乾陀辱王命，侵占蕃属，欺侮少数民族妇女的错误和罪行，在阁逻凤立的德化碑文中有简略的记载：越西都督张乾陀当了姚州都督后“诳惑中禁，职起乱阶”，与吐蕃阴谋拟共灭南诏，并谎奏朝廷，“共掩天听”，致使南诏王阁逻凤仰天长叹：“嗟我无事，上苍可鉴。九重天子难承咫尺之颜，万里忠臣，岂受奸邪之害。”以后张乾陀因罪饮鸩而死，部下从属四散，阁逻凤在奏章中请求唐皇帝昭雪时，再次讲到张乾陀：“往因张卿谗构，遂令蕃汉生猜。”可见，南诏几代藩王都不满奸邪，对谗臣心存戒备，尤其是对张乾陀离间部落，进谗欺君，造成唐王朝对南诏猜忌，耿耿于怀。正因为有这么一段历史，才使得异牟寻在《誓文》里重提旧事，再次盟誓，反复表明心迹，以求达到互相信任的目的。
《誓文》要求理解、信任的思想，除用文字表述，还同时提出了措施和行动。异牟寻不但当着唐王朝的使臣崔佐时，面对山川神灵，与清平官、大军将等文武百官立下誓言，而且提出了立即“兴兵动众，讨伐吐蕃”，既列举了盟誓前的战果，又表示了会盟后不与吐蕃“私相会合”的决心。事实最有说服力，用事实表明诚意，用事实昭示天下，是最难能可贵的。
异牟寻在《誓文》中是那样说的，盟誓以后也是那样做的。史载，异牟寻当着崔佐时的面在贞元十年立下誓言不久，即袭破吐蕃于神川，取铁桥等十五城，并破剑川等三浪，遣其弟和清平官等二十七人到长安献上地图和八颗吐蕃印信。次年，即贞元十一年，异牟寻献马六十匹。同时攻吐蕃昆明城，拔之。再以后，异牟寻几次派遣大军将等入唐贺正，兼献方物。贞元十五年，为了进一步取信于唐王朝，异牟寻主动请求以自己大臣的子弟质于韦皋，皋辞，寻固请。再以后，异牟寻以攻吐蕃功，受到唐王朝的慰抚。并于贞元二十年，由南诏和吐蕃等并遣使入朝于唐。上列史实是《誓文》的实践和结果。史实证明了异牟寻永无二志，归唐之心，统一之志，天日可表。
了解德化碑的同志和朋友都知道，阁逻凤撰文刻碑的目的，是记录他一生比较特殊的历史，除了群臣的歌功颂德，主要是要表明他累受唐王朝御封，世受皇恩之后不得已而叛唐的苦衷。对此，《新唐书·南诏传》中有一段话讲得十分明白：“我上世世泰中国，累封赏，后嗣容归之，若唐使至，可指碑澡祓吾罪也。”而异牟寻的《誓文》，则更为积极进步，即把求安宁、求信任、求团结、求统一的思想和主张公开化了。这种心迹的表白，既深刻又直率，绝不是凭一时意气，写一篇应景文章，而是经验的总结，历史的必然，也是异牟寻饱经征战之累，备受离乱之苦以后的深刻体验和思想升华，是很值得我们研究、学习和钦佩的。
三、《誓文》是要求理解，希望沟通民族感情的“咏叹调”
《誓文》独具的特色，足以证明南诏王异牟寻维护团结，要求理解，希望沟通民族感情，一心归唐，矢志不移。其佐证的史实是樊绰《蛮书》卷十，紧接着《誓文》之后的带有说明性的记载。
赵昌在向唐王朝送呈《誓文》的奏章中写道：“故云南诏王阁逻凤孙，姓蒙名异牟寻，遣前件使赍表诣阙，于今月十八日到，兼得其王异牟寻与臣书，远陈诚恳，并金镂合子一枚。其使味言：送合子中有绵者，以表柔服，不敢更与为生梗；有当归者，永愿为内属；有朱砂者，益献丹心向阙；有金者，言归义之意如金之坚”。这一段记载明确晓畅，几种东西呈现眼前闪闪发光。读罢《誓文》，再看物品，铁石心肠也会为之动容，潸然泪下。如果说，《誓文》是“言誓”或“文誓”，那么上述四种东西，完全别具一格，是异牟寻自己“发明”的“物誓”。言誓、文誓加上物誓，如果没有天人可鉴的真心实意，没有亲身经历的深刻感受，没有千山万水的阻隔和一些奸邪谗臣的干扰和破坏，哪怕是聪明绝顶，雄才大略的异牟寻，也是难以想到和做到的。对此，第一个读到《誓文》，并亲眼看到绵、当归、朱砂和金四种东西的唐朝大员赵昌，虽然官高爵显，却也不能不在事实面前，大受感动和教育，情不自禁地替异牟寻辩解、申诉和说好话。他接着“又言”，历数异牟寻是“积代唐臣，遍沾皇化”，再次把其祖阁逻凤被边将张乾陀谗言诬陷的事搬出来，证明南诏因为“部落惊惧，遂违圣化，北向归投吐蕃赞普”，是万般无奈，不得已而为之的委屈和难言的苦衷。
赵昌在进献奏章的“又言”中，还加了《誓文》没有写上的新鲜内容：“蒙异牟寻远怀圣化，北向请命，故遣和使乞释前罪，愿与部落竭诚归附。缘道遐阻，伏恐和使不达，故三道遣：一道出石门，从戎州路入；一道出牂牁，从黔府路入；一道出夷僚，从安南路入。”这一段关于异牟寻遣使三路献奏表的记载，同上文中送一金镂合子，内装绵、当归、朱砂、金四种东西，既是前后呼应，又是层层递进。再同《誓文》中的旦旦誓言衔接起来，从异牟寻的“心声”，到异牟寻的“信物”，再到异牟寻进献天庭的周密安排，真是匠心独运，妙趣天成，构成了一幅色彩斑斓的图画，一首震撼人心、力透纸背的史诗，是对民族团结这个永恒主题的千古绝唱。
四、笔者的认识和吁请
本文开头提到德化碑，并把《誓文》作为它的姊妹篇。其实，从《誓文》的立意高度，文章的历史深度，以及边远少数民族首领同汉王朝的千丝万缕联系和增强团结、倡导统一等进步思想来看，异牟寻的《誓文》，是高过其祖父阁逻凤的德化碑文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它说明了雄踞祖国西南的南诏国是不断向前发展的历史趋势。当然，阁逻凤创业维艰，在统一大诏中表现了他的雄才大略，德化碑文中歌颂他的文治武功，是应该的，也是真实的。阁逻凤不失为一位难得的英武的少数民族领袖。但是，异牟寻袭王爵、继祖业的功绩也是十分突出的，他革新制度，开拓疆土，同大唐友好，引进汉区先进生产技术和工匠工艺，发展生产，改善生活，又比其祖父棋高一着。从“创业难，守业更难”的角度看，异牟寻除了有“守业”之功，还有开拓、发展之绩。
再从横向比较，还看出一个被历史忽略的问题。汉唐以后，汉王朝为了稳定边区，羁縻少数民族，屡次采取以“和亲”为形式，怀柔、安抚为目的的政策，并塑造和宣扬了一批少数民族的领袖人物，如文成公主嫁吐蕃，塑造、宣扬了藏王松赞干布；王昭君和蕃，塑造、宣扬了呼韩邪单于；三国时期蜀丞相诸葛亮平定南中，七擒孟获，最后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宣扬了孟获明大义，归属汉王室，维护统一的高风亮节。尽管上述塑造和宣扬的少数民族领袖，带有一定的以汉皇帝为中心的阶级偏见，有其政治上的目的，但却从历史的角度，自觉不自觉地对一批少数民族领袖作了肯定，并成为佳话流传于世。这从历史的长河和祖国是一个多民族组成的大家庭来说，仍然是办了一件有意义的事。
摆出事实，进行比较，是正确评价历史的一个好方法。了解了《誓文》的具体内容，认识了异牟寻的文品、人品和思想感情后，不能不感到他被历史忽略了。《誓文》的重要内容、鲜明特色和在历史上的积极意义与重大作用，也因历史的原因湮没了。历史告诉我们：人随文而显，文随人而张。异牟寻《誓文》恰恰相反，“忽略”和“湮没”碰在一块，自然不被史家注意，不为世人所知了。为此，笔者吁请：
在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用党的十四大作出决议的邓小平同志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指导学术研究的今天，有关文史部门和民族工作部门，应该研究《誓文》，研究异牟寻，给予历史的正确评价和宣扬，使之成为增强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的历史事实和历史人物，成为阐述、论证民族团结这个永恒主题的一个闪光的宝贵材料。
附：对《誓文》的浅介和粗释
1. 浅介
《誓文》最先载于《蛮书》。《蛮书》共十卷，唐朝樊绰撰。公元862年，即唐懿宗咸通三年，樊绰为安南从事，是安南经略使蔡袭的幕僚。成书时间可能在咸通五年前后。最早的校注者是北大教授向达先生，向先生早在西南联大任教时即着手收集资料，进行校注，几十年后于1962年由中华书局正式出版了《蛮书校注》。向先生在《序言》中说：“宋以后研究云南历史很重视此书。新唐书《南蛮传》主要取材于《蛮书》，司马光的《通鉴考异》采用也不少。其余如程大昌、蔡沈、苏颂，采用《蛮书》处不一而足。李时等在玉瓷御览里所收的南夷志，就是《蛮书》的别名，是校勘今本《蛮书》的重要依据。”
云南大学历史系民族历史研究室编印的《云南史料丛刊》载《云南志校补》中，有方国瑜教授的《樊绰云南志概说》。方先生指出：“类书之名：云南志、云南记、云南史记、蛮书、南夷志、南蛮志、南蛮记，名称繁多，实为一书异名。然有不察其实，误为不同之书。”方先生认为，樊书“为地志之作，不宜称蛮书”，应称《云南志》。我很赞成方先生的意见，今后需要改过来。为了不至于弄错，可以加注释说明。因为樊绰成书之时并无书名，“蛮书”二字是后人所臆加，是带有偏见和歧视少数民族的。
下面抄录的《誓文》，是以向先生的校注本为主，参照木齐先生的校补（载《云南史料丛刊》第21辑）。谨此说明。
2. 《誓文》
贞元十年岁次甲戌正月乙亥朔，越五日己卯，云南诏（注1）异牟寻及清平官大军将与剑南西川节度使巡官崔佐时仅请玷苍山北，上请天、地、水三官，五狱四渎（注2）及管川谷诸神灵同请降临，永为证据。念异牟寻乃祖乃父志赤附汉，去天宝九载，被姚州都督张乾陀等离间部落，因此与汉阻绝，经今四十三年。与吐蕃洽合，为兄弟之国。吐蕃赞普册牟寻为日东王。亦无二心，亦无二志。去贞元四年，奉剑南节度使韦皋仆射书，具陈汉皇帝圣明，怀柔好生之德。七年，又蒙遣使段忠义招谕，兼送皇帝书。遂与清平官大军将大首领等密图大计，诚矢天地，发于祯祥，所管部落，誓心如一。去年四月十三日，差赵莫罗眉、杨大和眉等赍仆射书来，三路献表，愿归清化，誓为汉臣。启告祖宗明神，鉴照忠款。今再蒙皇帝蒙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仆射，遣巡官崔佐时传语牟寻等契诚。誓无迁变。仅请西洱河玷苍山（注3）神祠监盟，牟寻与清平官洪骠利时、大军将段盛等，请全部落，归附汉朝，山河两利。即愿牟寻、清平官、大军将等，福祚无疆，子孙昌盛不绝。管诸赕首领，永无离二。兴兵动众，讨伐吐蕃，无不克捷。如会盟之后发起二心，及与吐蕃私相会合，或辄窥侵汉界之内田地，即愿天地神祇共降灾罚，宗祠殄灭，部落不安，灾疾臻奏，人户流散，稼穑畜产、悉皆减耗。如蒙汉与通和之后，有起异心，窥图牟寻所管疆土，侵害百姓，致使部落不安，及有患难不赐不救恤，亦准请此誓文，神祇共罚。如蒙大汉通和之后，更无异意，即愿大汉国祚长久，福盛子孙，天下清平，永葆无疆之祚。汉使崔佐时至益州，不为牟寻陈说，及节度使不为奏闻牟寻赤心归国之意，亦愿神祇降之灾。今牟寻率众官具牢礼，到西洱河，奏请山川土地灵祇。请汉使计会，发动兵马，同心戮力，共行讨伐。然吐蕃、神川、昆明、会同已来，不假天兵，牟寻尽收复铁桥为界，归汉旧疆宇。仅率群臣虔诚盟誓，共勉金契，永为誓信。其誓文一本请剑南节度随表进献，一本藏于神室，一本投西洱河，一本牟寻留诏城内府库，贻诫子孙。伏惟山川神祇，同鉴诚恳！
3. 注释
注1：诏——旧唐书南诏传：“蛮谓王为诏”。新唐书南诏传；“夷语王为诏”。方国瑜云南民族史南诏名号考：“洱海地区称王（部族首领）为诏”。诏，又有“地区”或“国”的意思。
南诏原为六诏，即：蒙舍诏，邆睒诏，施浪诏，浪穹诏，越析诏，蒙西诏，是异牟寻的祖父阁逻凤统一的。
注2：五狱四渎——五狱并非汉王皇封的五狱，而是异牟寻嗣位以后，仿照中原在境内也封了五狱四渎。这五狱是：以乌蒙山为东狱，蒙乐山为南狱，高黎贡山为西狱，玉龙山为北狱，玷苍山为中狱。四渎是：澜沧江、金沙江、黑惠江、怒江。
注3：西洱河玷苍山——西洱河即洱海，玷苍山又叫点苍山，即苍山。
（四川省民族理论学会，四川省民族研究会，四川省民族研究所编《民族论丛》1994年第1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