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农村工作的人很多，而熟悉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工作的人，则有许多新鲜的认识和体会。这里记下的就是凉山彝族聚居区甘洛县，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中的三项活动。
一、“大道理管小道理”纪实
教育农民，必然要讲许多道理。农民把这些道理分为两种：一种是大道理，即世界形势、国家大事等；乡村问题、春种秋收、生儿育女等则为小道理。工作队进村后，听到较多的反映是：大道理听得多了，不用讲了，我们只要求办几件实事，把干部管好，把社会治安管好就行了。生产嘛不用你们操心，哪有农民不会种地呢。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了解，农村的现实与农民的反映大相径庭。可以说，不但大道理知之不多，小道理也比较模糊。对“办实事”的看法尤其不一致。比较有代表性的说法有三：干部爱大道理，农民爱小道理，干部讲的和农民想的扯不到一起。过去说“锅里有碗里才有”，现在是“家里有碗里才有”，端掉大锅剩下碗，各人的事各人管。还有一种说法虽属个别，但也颇有人相信，就是“政策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碰上初一摔跟斗，赶上十五修洋房”。认为现在致富全凭运气和投机取巧，“阿木科”（干部）说的也靠不住。
针对这些模糊认识，抓住部分群众把大道理同小道理对立起来这一要害问题，我们从讲小道理入手，顺藤摸瓜，理出农民得出错误结论的事例，有针对性地讲党的政策、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民主与法制的要求和取得的成绩，结合本人、家庭、乡村三方面的变化，进行“三对比”（对比近十年、改革开放前三十年和新中国成立前），让小道理引出大道理，反复宣传党的基本路线和七中全会精神，最后得出了大道理必须管小道理，小道理只有服从大道理，不然就不成其为道理的共识。从而解开了在农民中普遍存在的思想“扣子”。一、干部讲的，是群众想的，只是有时在时间、地点、条件上没有完全对号，有些错位，但方向和目标是一致的。二、对“端掉大锅剩下碗”的反映也作了具体分析，端掉“大锅饭”，取消平均主义是对的，“端掉大锅”不是不要社会主义，因为“大锅饭”不能和比喻集体的“锅里有”的“锅”混同起来；“碗”可以指农户和个人，但他们仍然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新农民，与旧社会种地主的地、给奴隶主当奴隶娃子，同样有着本质的差别。三、担心政策变的问题，主要是通过讲在改革中发展、完善的道理，同时宣布“四不变”（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变，牲畜私有私养不变，承包荒坡荒山、建设“三亩地”不变，允许一部分地区和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不变），有力地消除了农民的思想顾虑。
二、“三好”教育记情
在彝族聚居区，怎样结合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进行深层次的以民族平等、团结、进步为核心的民族政策教育，通过宣讲和讨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改革开放十年来的巨大成就和今后十年的光明前景等，农民们都情不自禁地讲到民族政策好，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既形象又生动，满怀感激之情。这使我们认识到，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同民族政策教育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而且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于是，就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讲“三好”的活动。家家户户从社会的发展，家庭的变化，人民群众在生产、生活和学习、进步等几个看得见，摸得着的方面，通过讲民族政策好，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认识到社会主义、民族政策、共产党是三位一体、顺理成章的，缺少一个都不行。一些老农民、老党员自觉地进行回忆对比，指着住的瓦房，屋里的电灯，身上的新衣，柜子里装的粮食和从村边经过的火车、汽车，激动得“阿波波”地直叫。
在“三好”教育中，还引导群众针对社会上存在的一些实际问题，分清是非、划清政策界限。如划清坚持民族政策，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同搞迷信活动，不讲科学文化，保护落后、愚昧的界限；划清关心少数民族，帮助少数民族，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同政府依照党纪国法惩处各种犯罪分子的界限等。许多干部和群众要求把民族团结加进“三带”和“三户”活动中去，让大家时刻记住加强民族团结、维护民族团结、巩固民族团结这件大事。
三、“一、二、三三、四”活动记趣
“一、二、三三、四”活动，是我们从民族地区的实际出发，针对彝族人民勤劳朴实的品德，以及乐观向上、能歌善舞的特点和性格，按照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并经过试点以后提出来的一个行为部署。它的具体内容是：跳会一个舞（达体舞）；唱会二首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社会主义好》）；开展党员“三带”，群众“三户”，家家摆“三好”；要求区、乡领导班子和广大干部做到学习、团结、勤政、廉洁。这个行动口号一提出来，很快得到干部和农民群众的欢迎。它不仅紧密联系了民族地区的历史和现实，而且把特点、优势同思想工作的任务结合起来，既丰富了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内容，使其更加生动活泼和形象化，又引发了干部和农民的兴趣，调动了积极性。因而这项活动在凉山不胫而走，迅速铺开，出现了深山里能听到歌声，村寨边可看到舞蹈，许多农民的门口挂上了“文明户”牌匾的新氛围。
据一些区、乡党委总结，开展这项活动以后，农村普遍发生了变化，即好人好事由少变多，歪风邪气由多变少，社会风气焕然一新。初步归纳为“三多三少”：参加开会的人多了、发言的也多了，东游西逛不落屋、不学习、不劳动的少了；关心集体，帮助五保户，遇到困难凑粮逗钱，排忧解难的人多了，信迷信、搞迷信活动，扒窃、偷盗、斗殴的少了；要求入党、入团，走勤劳致富道路，立志改变山区面貌的青年积极分子多了，过去一度出现并流行了一阵的“只要不偷不抢，胜过入团入党”的牢骚怪话、消极情绪少了。有的仅在今年一个季度不完全统计，为了给少数有困难的群众排忧解难，干部和农民自觉解囊相助，办好事数百件，出钱粮数万元和数万斤。
（1991年《四川宣传》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