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小说的民俗风情更多地表现在对人物精神世界的刻画上，代表民族传统的中老年市民是老舍笔下刻画得最为生动的皇城根儿小市民。《老张的哲学》中的赵姑母，《离婚》中的张大哥，《牛天赐传》中的牛老者，便是最具民族传统文化印记的一群代表人物。他们善良而慈祥，热诚而保守，为人厚道，行事谨慎，对生活没有过高的奢望，能过上平安的日子就是最大的幸福。这一群儒家文化浸染下的老儿女以特有的长者的权威对小辈关怀备至，处处替他们操心，安排他们的婚姻和人生前程，以善意的喜剧制造了一幕幕看不见的人生悲剧。牛老者把自己的小店铺看做是稳定生活的保障，对儿子天赐溺爱有加；赵姑母则尤为现实，希望侄女嫁给一个有钱的主，过上衣食无忧的小康生活；从财政所赋闲的张大哥更希望社会安定和睦，自己的儿子学业顺利，“能当个小科长，那就是最好不过的”，然而在变革和动荡的现实中，他们的美好愿望全都破碎和落空了。老舍对中国老人的精神世界的精彩描绘，是对民族传统文化的生动呈现，不仅为中国新文学创造了崭新的人物画廊，也展示了东方文化背景下中国人最真实的生存哲学和生命感受。
对民间生活的真实描写、对民族历史的生动呈现在沈从文的小说创作中也表现得十分突出。沈从文从走上文学道路的第一天起，就把家乡生活作为创作的源泉，把对湘西的乡风民俗作为创作的母题。湘西小镇的古老码头，沅水流域的船工号子，乡村农民的婚丧习俗，苗族边民的山寨风情，在山清水秀的自然风貌映衬下，更体现出独具魅力的湘西风情。这种风情首先表现为作者对民间生活真实而深切的体验，沈从文善于通过平凡普通的生活场景和生活细节，表现最真实最具历史感的中国式的人生方式。《丈夫》中丈夫对妻子的屈辱生活从容忍到抗争，《萧萧》中萧萧命运的大起大落，《柏子》中水手与妓女间深挚的情感交流，都是通过简单的生活细节和朴素的日常语言加以表现，读者不仅看到了内地农民生存苦难的真相，也真切感受到他们面对苦难命运时的人生态度。传统文化在造就下层民众忍辱负重的巨大能量时，也赋予他们对幸福人生梦想与追求的坚强与执著。湘西边民的生存方式，更为真切地体现出中国民众在历史的不断变动中所特有的文化传承。
其次，沈从文小说中的民族风情还源于他对东方传统文化的深刻认知。沈从文怀着对未来人生的憧憬从乡村来到城市，感受到城市文明带来的物欲生活对乡村传统价值观念的巨大冲击，试图通过对湘西世界的创造唤醒在金钱和物欲中迷失的灵魂，挽留住不断消弭的和谐优美的乡村世界。因此，沈从文努力描写湘西民间生活的淳朴和自足，表现他们坚贞执著的爱情理想，赞美他们正直善良的人情之美。《边城》里翠翠的天真与淳朴，天宝、傩送兄弟的真诚与勇敢，外祖父的开明与慈祥，正是乡村文明孕育的完美人格的象征，小镇上人与人之间勤劳、友善与自足所构成的人际关系，充分展现出儒家传统所倡导的和谐、和睦的乡村文明的迷人魅力，“边城”因此而成为最具东方民族特质的文化符号。
第三，沈从文小说的艺术魅力还来自于他对湘西世界特有的民俗文化的生动描绘。湘西地区有着独特的地貌和民俗风情，两江汇流，山清水秀，孕育出汉、苗、土家等多民族融合的文化风貌。边城小镇既保留着中华文化的传统习俗，端午划龙舟，中秋赏月，春节放烟火，正月十五吃元宵，同时又融入了苗族、土家族的生活习俗，尤其是青年男女的婚恋方式就显得开明而自由，既可以媒人说亲走“车路”，也可以唱山歌追恋人走“马路”；无论是小镇还是山区，人们都将儒家倡导的仁义敦厚化为具体的行为举止；苗族人民热情真率的民族性格也融入小镇边民的日常生活中，共同构成湘西人民特有的和睦自足、重义轻利、热诚开朗、诚实守信的民俗风情。《边城》里端午龙舟节军民同乐的盛况，天宝、傩送兄弟在爱情困扰中的兄弟情谊，外祖父坚拒客人留下的小费等，便是这种淳朴美好民风最生动的写照。沈从文在他的作品中极力描绘和赞美这苗汉合一、返璞归真的民间文化和边民风情，绘制了一幅幅绚烂多彩的湘西民族生活风情画卷。
老舍和沈从文对民族文化生活和民俗风情的生动描绘，体现了20世纪中国文学在民族性建设中的巨大收获，是中国文学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创新性实践，也是中国文学走向世界、赢得东方民族文学声誉的开拓性贡献。
三、民族精神的理性反思
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文化传统，在数千年漫长的历史发展中蕴蓄了丰厚的文化遗产。五四新文化运动最重大的开拓是以西方科学精神为参照，对传统文化进行全方位的开掘和反思，清算了儒家文化中积淀的落后因素和封建糟粕。新文学也接受了西方人道主义精神和启蒙主义思想，努力打破传统文化的王权观念，宣传个性解放和民主自由的现代文明思想，重塑民族的现代精神，由此诞生了一批具有现代意识的新文学作家，鲁迅、郭沫若、茅盾、老舍、巴金、沈从文等新文学大家便是其代表。从现代性视角审视老舍和沈从文的创作，更能准确地揭示出他们在中国文学发展进程中对民族文学的独特贡献。
（一）对民族精神的弘扬和肯定
民族文学最重要的特质是对民族精神的生动呈现。自秦汉以来，华夏民族便在动荡坎坷的历史征程中形成了儒家文化为核心、辅以禅道哲学的融合性文化建构。外征内战、贫穷苦难的现实逐步形成中华民族勤劳与坚忍，宽容与礼让，坚强与进取的优秀品格，并作为生存发展的智慧融入民族精神的血液之中。老舍和沈从文在30年代的文学创作中，努力挖掘民族文化的精神内核，肯定和弘扬民族精神中勤劳善良、坚强勇敢的优良传统，呈现出鲜明的民族文学特质。
老舍小说中的主人公大多是普通市民和下层平民，他们在现实中遭遇了诸多的人生困窘与烦恼，但他们性情平和，对生活并无过多抱怨，懂得以自我努力和勤劳刻苦来改变命运。《牛天赐传》中的牛老者为儿子付出的辛劳，《骆驼祥子》中祥子的拼命苦干，《我这一辈子》中小警察的坎坷挣扎，正是无数中国下层劳动者生存方式和人生态度的真实写照，也是作家对勤劳坚忍的民族品性的真诚赞颂。老舍对中国老人身上特有的慈爱、温和与热诚的品性尤为欣赏，马老先生对儿子的温和宽容，张大哥对邻居的热心帮助，祁老人对子孙的关怀牵挂，显现了中华文化中慈爱而善良的传统美德，也体现了东方文化特有的人情人性之美。老舍对中华民族抵御侵略反抗外族入侵的民族精神在《四世同堂》这部文学巨著中有着全方位展示，以祁家为代表的小羊圈胡同民众的坚忍抗争，代表着中华民族坚强不屈的民族精神，而知识分子钱默吟一家的英勇牺牲正是这种民族精神的最高体现。
沈从文把自己对民族精神的赞颂亦全面融入创作中。面对城市商业文明造成的人性扭曲，他希望通过文学活动能给民族文化注入新鲜血液。在对湘西边城小镇的描绘中，着力描写人们的和睦自足，表现传统礼教给人们带来的宁静与和谐。小镇上每个人都是美与善的化身，年轻人勤劳勇敢，女孩子美丽温柔，长辈关心下辈，邻里间和睦互助，人们重情重义，毫无贪欲。乡村民众淳朴自足的人生态度和生命感受，正是传统文化中美与善的精神传承。沈从文在他的边城世界里，还着力刻画人性之真和人性之美，他描写柏子对待妓女的一片痴情（《柏子》），描写媚金、豹子为爱而放弃生命的执著，赞颂原始淳朴的野性之美（《媚金、豹子和那羊》），将民间的自由精神融入青年男女的爱情故事中，为传统的礼教文明注入民间文化的精神资源，表达了重建民族精神的美好愿望。
老舍和沈从文对民族文化的弘扬，对民族精神的热诚赞美，为中国作家在民族文学的探索中提供了重要的文化参照，也为他们创造全新的民族文学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资源。
（二）对民族文化的反思和批判
20世纪是中国文化大变动的世纪，也是中国文学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历史时期。中国现代作家遭遇了西方现代政治经济文化正面的冲击和洗礼，以全新的姿态参与了民族新文学的建设，其中最重要的工作是以现代性的眼光，对民族文化传统进行全面的审视和清理，以清除文化糟粕和历史污垢，促进民族文化的新生。以鲁迅的文学活动为发端，西方启蒙主义文学思想贯穿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整个历史进程，人性解放和人道主义思潮成为新时代的文学主题，老舍和沈从文的创作便是30年代民族文学建设最重要的收获。
20年代后期老舍走上文学之路，他在英国先后创作了三部长篇小说，表现出对民族精神的关注和对民族文化建设的思考，以《二马》最为突出。《二马》将西方文化作为背景和参照，通过老马先生言行与心态的刻画，暴露了东方民族懈怠保守、不思进取等诸多陋习。在30年代的创作中，老舍一面描写以北京市民为代表的传统民俗生活，一面着意展现中国“老儿女”身上特有的文化痼疾，他们在传统礼教的浸染下，行事谨慎，不愿逾越前人制定的规矩，更不希望社会动荡，以免失去平静安稳的生活。以张大哥为代表的小市民虽然不乏正直善良的美德，但他们缺乏科学知识，目光短浅，对个性解放和生产技术带来的社会进步一无所知，中庸之道的行事哲学正是农业文化制约下民族精神的真实写照。封闭、保守的文化传统在下层贫民的日常生活中也得到生动的体现。祥子来自乡村，心理封闭，思想保守狭隘，只知道盲目地个人奋斗，而对外界生活不闻不问，这使他看不见动荡腐朽的社会真相，在不断遭受挫折打击后，最终酿成自我毁灭的人生悲剧。祥子的悲剧，与他封闭自守的个性和狭隘自尊的农民意识有着密切的关联。老舍对民族文化的全面反思集中在他科幻题材的讽喻小说《猫城记》中，这部小说以猫人的生活隐喻中国人的生活现状，集中描写了猫人丑陋的性情。他们懒惰、肮脏，胆怯、自私，善于作假、好大喜功，忙于争权夺利而制造内讧，最后在外族的侵略中惨遭灭国之灾。老舍全面暴露猫人的劣根性及其严重后果，表现了对中华民族文化痼疾的深长忧思。
沈从文对民族文化的批判主要表现在他的都市题材作品中。与老舍描写城市平民不同的是，沈从文主要描写都市有钱人和知识分子的生活，通过他们言行的分离，暴露现代都市人在金钱文化腐蚀下精神的孱弱和人格的分裂。《八骏图》描写达士先生在外出讲学时每天不忘给未婚妻写一封书信以表爱情的忠诚，然而当海滨出现一位漂亮的交际花之后，居然不由自主地受到吸引，最后借故推迟了归期。小说揭示了知识分子内心阴暗的无意识，也暴露了人性的自私和虚伪。《绅士的太太》描写有钱人的家庭生活，他们平常道貌岸然，家庭和睦，其实丈夫一直在外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妻子当然心知肚明，也背着丈夫与情人厮混，相互欺骗，道德堕落，这正是都市人的丑陋生活。《都市一妇人》讲述一个带有传奇色彩的爱情故事，妇人用毒药弄瞎情人的眼睛只为留住脆弱的爱情，这种靠变态手段获得的爱情其实是对金钱异化造成的现代文明的强烈反讽。沈从文集中描写了都市文明背景下人性的虚伪和丑陋，表达了他对中国文化转型时期民族精神积弊的洞察和批判，也表达了他对民族文化现代性重建的积极反思。
以西方启蒙主义文化为参照，老舍对中国民族文化做了深入的挖掘和理性的梳理，对农业文明遗留的历史惰性进行了全面的清算，体现了对民族文化现代重建的思考；沈从文则对商业现代化持怀疑和审视的目光，他自称“乡下人”，从乡村传统和道德视角对都市金钱文明制造的罪孽进行激烈否定，试图用文学的精神重建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沈从文《〈沈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沈从文文集》第11卷，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年，第45页。。在现代化的历史大潮中，老舍和沈从文都从人文主义角度表达了对变革中的民族历史的理性反思，为重造民族文化、重塑民族精神作出了积极的探索和重要的贡献。
四、民族文学的审美创造
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文学，从总体上走了一条“拿来”和“开放”的探寻之路。文学思潮的涌入，文学观念的碰撞，文体建设的实践都体现了新文学多元性特征，这是五四作家重建民族文学的具体实践。以鲁迅为代表的新文学作家最早开拓了现代白话小说的艺术新形式，并融入启蒙主义思想和人道主义精神，使中国新文学走上了一条与民族解放息息相关的现实主义文学发展道路。在如何建设民族文学的重大问题上，老舍、沈从文以自己个人的思考和创作实践走出了令人赞叹的新路，他们主动选择自己最熟悉的民间生活进行描写，用极具特色的民族语言再现了东方民族的文化传统和民族心理，显示了中国现代新文学在打破古老封闭的文学模式、重创民族新文学的骄人实绩。
（一）民族文学发展的不同路径
作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代表性作家，老舍和沈从文对创建民族文学作出了重要的探索。他们在艺术追求的道路上经历了刻苦的磨炼，找到了一条适合自己的艺术之路，那就是对民族文学坚持在开放中学习，在继承中发展的文学理念，由此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具体表现在，老舍在借鉴中回归民族文学，沈从文在继承中发展民族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