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鲁迅：面向世界的民族作家
中国文学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在19世纪后期开始了面向西方的“开放”性变革，这种开放源于被动的历史选择。当西方列强用枪炮打破古老帝国闭关自守的社会建构，中国人开始了梦醒后的艰难抉择，从洋务运动到维新变法正是民族自我觉醒的行动选择。然而，东方农业文明背景下生成的传统文化有着极为沉重的历史负累，因循守旧的历史惰性在西方现代工业文明的反照下暴露无遗，“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张之洞《劝学篇》，见王瑶主编《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68页。的口号表露了晚清改革者担心科学思想、拒绝人文主义的保守狭隘的民族思维，也导致民族文学在历史转型期自我更新的阵痛和艰难。梁启超试图将文学与政治糅为一体，以文学的教化功能推进政体的变革，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文学的社会影响力，但梁启超等人对文学的本体性特质缺少更深入的探讨，致使晚清的“文学改良”停留在较为肤浅的社会层面，未能真正提出创建民族新文学的精神纲要。
毫无疑问，陈独秀、胡适等人在新文化运动中提出的“文学革命”主张对中国文学的发展具有建设性的贡献，陈独秀的“三大主义”陈独秀《文学革命论》，载《新青年》1917年2月1日第2卷第6期。明确了新文学的具体内涵，胡适则努力思考民族文化建设与民族文学建设的双向目标，周作人关注的则是文学的内在精神，他们在理论上的阐释通过鲁迅的创作得以转化为具体的文学成果。而鲁迅走上文学之路，却并非仅仅因为新青年的倡导，从更为宽广的历史视野可以发现，正是中国的社会大变革，给鲁迅提供了一个承先启后、融汇东西的历史机遇，也为中国民族新文学提供了一个新的生长空间。
一、启蒙主义：鲁迅创作的文艺思想
鲁迅的文学活动发端于留学日本时期，其时许多进步青年对晚清的腐败政治已经有了深刻的认识并走上了革命之路，希望通过政治革命的手段改变中国的现状，让中华民族重新走上复兴之路。这种以民族主义为根底的革命热情也感染着鲁迅，促使他参与到有关新中国的思考和讨论中。鲁迅此时面对的西方世界，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生机的现代舞台，也是一头四处出击、野心勃勃的巨兽，进化论的启蒙使他看到了人类文明进步的根本动力来自竞争，来自各民族国家之间文化的创造和进取。鲁迅的家庭环境和特殊性格使他未能进入到革命的主潮之中，他更关注的是传统文化对民族精神的制约，更关注国民性的缺陷和民族精神的痼疾。在日本这个开放的文化环境中，鲁迅接触到大量的西方科学知识和文化信息，深深认识到科学文化对一个国家走向繁荣富强的推进作用，认识到现代人文主义思想对民族发展的促进作用，从而接受了以人道主义为核心的启蒙主义文艺思想，完成了一次精神的重造。1905年的一次幻灯片事件后，他弃医从文，正式走上了以文学促进民族精神解放的文艺救国之路。他开始阅读西方文学作品，阅读拜伦、雪莱、裴多菲的诗作，阅读和翻译东欧民族作家的小说，撰写长篇论文介绍西方科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科学史教篇》），介绍西方文化的启蒙主义思想，宣扬“天赋人权”的现代文明理念（《文化偏至论》），赞扬欧洲浪漫主义诗人对民族解放作出的巨大牺牲（《摩罗诗力说》），文学成为他关注民族精神解放、促进文化变革最直接有效的工具。他在《摩罗诗力说》中大声追问：“今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有作至诚之声，至吾人于善美刚健者乎？有作温煦之声，援吾人出于荒寒者乎？”鲁迅《坟？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68页。
鲁迅的期待不久便成了现实，陈独秀、胡适等新青年在1917年掀起的文学革命风暴把鲁迅从“黑暗的铁屋”中唤醒，他爬出故纸堆，挺身而出，以蕴蓄已久的西方近现代启蒙主义为武器，向封建文化和传统礼教发起正面冲刺，在与固守传统的国粹派短兵相接的战斗中，以坚定的意志和愤怒的呐喊，毫不留情地揭穿了儒家文化传统伪善的面纱，颠覆了数千年封建专制统治的基石，成为新文学革命的猛将和旗手。在第一部小说《狂人日记》中，鲁迅揭穿了封建时代仁义道德的伪善，一针见血地指出整个历史是“吃人的历史”鲁迅《狂人日记》，《鲁迅选集》第2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802页。，不仅统治者吃掉下层百姓，而且老百姓之间也互相吃人，连亲人也在道德和礼教的名义下被吃掉。儒家礼教宣扬三纲五常的伦理规范其本质是宣扬君权天授的政治观和尊卑贵贱的等级思想，麻醉百姓，使之成为被鱼肉的奴隶和顺民。鲁迅在大量的杂文创作中，揭露了国粹派所捍卫的国粹不过是脸上的“脓疮”，表面看色彩鲜艳、“艳若桃花”鲁迅《随感录？三十九》，《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318页。，实质上已经腐朽不堪，必须加以清除。鲁迅还借细腰蜂吃小青虫的实例，分析了统治者怎样将儒家文化的道德毒汁注入民众的精神之中然后慢慢享用“人肉美食”的惨剧。为了进一步暴露封建文化吃人的残酷，鲁迅接着创作了《阿Q正传》《祝福》等小说，集中描写下层民众灵魂遭受戕害之后的愚昧麻木，让读者看到了阿Q的自欺欺人和祥林嫂恪守妇道带来的令人触目惊心的悲剧后果。华老栓、闰土、阿Q、祥林嫂等人身上所体现的国民劣根性，正是中国数千年民族文化积淀的历史糟粕，封建帝王们在暴力压制的同时，还借用儒家礼教的“文治”手段，将佛教、道教的自我心理调适融入其中，消解民众的心理焦虑和反抗意识，达到“一统天下，江山永固”的政治目的。中国集权制度造就了无数愚昧麻木苟且偷生的愚民百姓，也造就了民族的奴隶心理，安于现状，不思进取，强权之下，甘当顺民，为了生存，宁可放弃做人的尊严。鲁迅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人从来只有两种历史，一种是当稳了奴隶的历史，一种是想当奴隶而不得的历史”，由此可以发现“中国人从没有挣到过做人的权利，至多不过是当奴隶的权利”。鲁迅《灯下漫笔》，《鲁迅选集》第1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31页。正是西方现代科学的影响使鲁迅得以“睁开眼睛看世界”，并从中找寻到以人道主义为核心的启蒙主义文艺精神，将其作为批判现实、洞察历史的最有力的思想武器。
鲁迅的启蒙主义文艺思想不仅表现在对旧世界的否定和批判中，也表现在对现代新文化的建设性思考上。他在文学创作中以人道主义的眼光关注农民的生存现实，关注知识分子的精神痛苦，表现出对民生苦难的深长忧思和鲜明的“立人”思想，“国人之自觉立，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立而后凡事举”鲁迅《坟？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56—57页。（《狂人日记》）。在揭穿封建社会吃人的本质后，把民族重生的希望寄托在“没有吃过人”的下一代身上，他大声呐喊“救救孩子”，充满了启蒙主义者的人道主义情怀。在《故乡》中，鲁迅通过强烈的对比，写出故乡30年间发生的巨大变化，原先文静美丽的“豆腐西施”现在变成了瘦骨嶙峋的老太婆，原先聪明勇敢的小英雄现在变成了苍老麻木的“木偶人”，兵匪、灾荒、捐税、多子，将中国农民逼到了穷愁潦倒走投无路的灾难深渊中。鲁迅痛定思痛，希望我们的下一代能走出苦难生活的泥沼，开拓自我解放的新路：“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也成了路。”鲁迅《故乡》，《鲁迅选集》第2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853页。对阿Q、祥林嫂这样的贫苦农民，鲁迅在描绘他们精神麻木愚昧的同时也表现出深深的同情，阿Q遭受假洋鬼子的欺负，向吴妈求爱招致的毒打和赔偿，祥林嫂在鲁镇遭受的歧视和冷漠，都让人看到弱者的生存艰难更多源于社会现实不公和文化的变态扭曲，在“怒其不争”的同时，也“哀其不幸”，为他们最后的悲剧结局悲哀和叹息。《风波》和《离婚》是鲁迅乡土小说中最具乡村风俗画的作品，乡村农民七斤进城被革命党剪了辫子，遭到村里地主赵七爷的恐吓，引发七斤一家人的恐慌。鲁迅对辫子风波场景的生动描写，真实地表现出中国农民精神生活的苍白和麻木，他们对社会变革一无所知，动荡的政局除了搅乱他们平静沉闷的日子，不会再给他们带来任何变化。漫长的封建时代制造的乡村文明其实就是无数农民在失去了自我社会权利之后对温饱的渴求，他们不想奢望现代政治赋予他们的权利，民国政府那张空洞的招牌，丝毫没有改变中国农民的现实处境。在另一个水乡，放过缠脚的爱姑似乎受到了新生活的影响，想要以自己的努力，争取到反离婚斗争的胜利，但在小镇地方老爷的权威压迫下，只能噤若寒蝉，接受协议离婚。《离婚》对乡村妇女命运的关注，体现了鲁迅对现代文明的深度思考，以打破传统礼教，实现女性解放为基本目标的新文化运动在都市中尚且停留在口号阶段，广大农村则几乎难以寻觅到踪迹，以封建伦理为基础的深厚传统使农村妇女追求自我独立、自我解放的梦想完全变成了幻想和空想。鲁迅以爱姑的反离婚失败，清楚地展现了农村社会现代文明的缓慢进程，觉醒的年轻女性开始知道捍卫自己的权利，但她们却在历史的重压下无法得到这本该属于她的人权。
个性解放作为西方现代文明的基点和启蒙主义的核心内涵，也在20世纪初期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中对儒家传统文化产生过巨大的冲击力，催生了一批具有现代科学意识和民主思想的新青年，他们的倡导和呐喊，给沉睡了数千年的东方古老帝国注入了西方现代文明的新鲜血液。然而，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积淀又极大地影响了20世纪中国政治变革的进程，苏联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和共产主义思潮的出现改变了新文化运动的走向。在保守的复古主义思潮和激进的政治革命思潮的双重夹击中，新文化运动落潮，文学革命的声音日渐式微，一些曾幻想通过对传统文化全面革新创造东方现代文明的知识分子此时陷入迷茫与彷徨中。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正是这彷徨中的一员，他在小说集《彷徨》的扉页上写到：“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鲁迅《题彷徨》，《鲁迅选集》第2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051页。鲁迅通过新青年在现实生活中的具体遭遇，表现了现代知识分子在传统文化重压下的精神痛苦，吕韦甫的平庸（《在酒楼上》），魏连殳的孤傲（《孤独者》），涓生的悲愤（《伤逝》），正是鲁迅对现代知识分子生活不幸、精神迷茫的真实写照。鲁迅通过他们的悲剧命运，剖析了中国封建历史的沉重负累，反思了传统文化对年青一代造成的人性扭曲和精神摧残，也从另一个角度表现了以个性解放为核心的现代启蒙主义思想在中国现实环境中生长的艰难。
二、悲观主义：鲁迅文学活动的哲学底蕴
鲁迅对西方文化的开放态度，还表现在对西方现代哲学的认同和接受上。19世纪中后期，随着西方现代工业的迅猛发展，现代主义哲学思潮开始在德国兴起，叔本华的生命哲学，尼采的超人哲学、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哲学均对现代人在工业化发展中遭遇的人性异化和生存悖谬展开了不断追问，形成现代主义哲学特有的悲剧色彩。鲁迅在日本留学期间，便受到这种悲剧意识的浸染，他十分喜爱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回国后，个人婚姻生活的不幸，社会政治局势的动荡，不断增加着他对生命的悲观感受。在沉闷无聊的日子中，转而在故纸堆里打发时光，逐渐对超人哲学有了深切的领悟，他意识到中国历史的深厚传统非常人可以改造，只有意志坚强的民族英雄方可打破密不透风的黑幕，为未来中国打开一道天窗，送来新鲜的空气和光亮。然而，中国数千年文化传统的重压，早已使民族血液中失去了创造的精神，西方启蒙主义文化仿佛一株孱弱的幼苗，要在东方黄褐色的土地上生长，势必面临着腥风血雨的洗礼。新文化运动虽然给鲁迅带来了“打破铁屋子”的一丝希望，促使他毅然投身新文化运动，坚定不移地为新文学革命呐喊，但他并不认为这株来自异域的幼苗会摄取到足够的营养，面对无处不在的黑暗势力，尼采的超人哲学契合了他深藏于内心的历史宿命感，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则使他的精神苦闷找到发泄的窗口。他翻译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翻译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翻译俄罗斯作家阿尔志跋绥夫的“颓废”小说，以超人意志冷静洞察社会变革和人生世态，其文学活动中贯穿了其他文学青年所没有的悲剧气质，也在创作中形成一种冷峻凝重的写作文风。
鲁迅小说的悲剧色彩从他的第一部小说《狂人日记》中就初露端倪。狂人对生存环境的恐惧感源于对生命本能的心理焦虑，从村里地主的恐吓到村民闪烁不定的言辞，从医生诊脉邪恶的眼神到大哥对围观者的呵斥，狂人发现了吃人的人无处不在。中国历史是“吃人的历史”这一令人震惊的结论不仅是对儒家礼教传统的全盘颠覆，也蕴涵着作者对民族生存历史的悲凉感受。《药》描写小市民华老栓为儿子买药治病，人血馒头成为救治儿子唯一的希望，在华老栓倾其所有去换取药物的夜途中，鲁迅渲染出一种令人窒息的阴冷气氛，将生命的卑微与渺小展示得淋漓尽致，这种“黑暗中的悲凉”也是中国人从出生到死亡的生命过程的全部体验。尽管狂人最后发出“救救孩子”的呐喊，尽管夏瑜死后坟头出现了祭奠先烈的小白花，但我们依然感受到现实世界的黑暗与冷酷，感受到作者心中的迷茫与凄怆之情，这种情绪在《故乡》《阿Q正传》《祝福》等作品中继续弥漫，构成鲁迅小说挥之不去的悲剧意蕴。闰土那无法摆脱的生活重压，阿Q抵挡现实打击的精神胜利法，祥林嫂恪守妇道的身心痛苦，既是对一个民族悲剧历史的真实写照，也是生命个体在现实重压下灵魂异化的艺术显现。